顾全大局，调粮出川

　　父亲前半生从军，出生入死，解放后从政，历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等职，抓农村工作有成绩也有教训，对于错误，他总是坦然承认，对于并非他个人的过错，比如四川调粮问题，他勇于承担责任，从不推卸给他人。“文革”中，他被迫写了很多检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给李井泉写传，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的两位同志曾查阅过中央和地方保存的李所写的所有检讨材料，看到的都是他作的自我批评和检查，极少对别人的检举揭发和指责，更没有人云亦云的夸大言辞。这两位党史工作者感概地说，从李井泉的检讨材料可以看到他的党性和做人的原则，在那个动乱年代，这非常不容易。

　　四川是中国的农业大省，也是重要的粮食产地。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四川调出147亿斤粮食支援全国，确保了京、津、沪大城市乃至全国许多地方的粮食供应。在那个特殊年代，四川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人口数量非正常减少。多年来，对于四川调粮过多、饿死人的问题，有种种说法，批评的矛头，集中指向四川当时的主要负责人李井泉。

　　关于调粮的问题，是中央作的决定。当时京、津、沪三地粮库告急，国家粮食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北京、天津只有4天存粮，上海只有两天存粮，如不立即采取措施，其他物资运输让路，几个大城市出了问题，影响是很不好的。”京沪一旦断粮，后果不堪设想，四川虽然有粮，大量调出，后果也很严重。经过权衡，中央决定要四川做出局部牺牲。火急命令接连不断，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打来电话，要求四川省委坚决执行中央决定。这些电话的原始记录都保存至今。

　　1999年10月，原四川省委书记、后任省委顾问委员会主任的许梦侠对我说，省委书记会议上传达中央决定时，井泉同志落泪了，从来没见过他落泪，好几位书记在省委文件上签字时都掉了眼泪，心里都明白调走大批粮食意味着什么，可是这是中央的决定，是必须执行的。

　　中央调粮的决定和安排在当时是绝密，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对此很有意见，认为是李井泉为了向上表功，欺下瞒上做出的个人决定。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四川代表团有人给中央写信，要求批判李井泉的严重错误。李井泉在会上就1958年大跃进农村工作中的错误作了检讨，但只字不提调粮是中央的决定，只检讨四川调粮太多，自己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是把所有责任揽到自己头上。第一次检讨，大家不满意，他又检讨第二次。据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忆，李井泉在检讨时声泪俱下，与会的许多同志也哭了。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都参加了四川组会议。周恩来说：四川粮食调多了，责任在国务院，我是总理，责任在我。朱德说：“井泉同志检查两次了，差不多了，四川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大家要团结一致，振作精神，战胜困难，争取工农业生产尽快恢复和发展，我看是大有希望的。”

　　关于四川调粮的问题，毛泽东后来曾善意的批评李井泉说：“只有大公，没有小我。”

　　文革中，李井泉关于调粮问题的讲话又被翻出来，作为他“闹独立王国”的头条罪状。根据是：国务院一位副总理来电话要求增加调粮，李井泉一急之下说：“你是国务院，我这里还是小国务院呢。”

　　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内外有人开始关注四川调粮问题，一些所谓的“知情人”开始舞文弄墨，在他们的笔下，困难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的人数飙升至上千万，李井泉调粮过多的错误由此也上升为“重罪”，并归结为“长期实行左的路线造成的恶果”。父亲对此淡然处之，默默无言。我们曾恳求他写一篇回忆录，讲明事情的原委，他拒绝写，并告知全家，谁都不许写他的回忆录。他下了决心至死由自己背负这段历史的责任，而把维护党中央领导的威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关于调粮的真相，我们只能从旁人讲述得知一二。

　　1989年4月，父亲去世，享年79岁。父亲去世后，我们全家人经过慎重讨论，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希望中央对李井泉的功过作一个公正评价，并对调粮问题给予说明。小平同志对这封信作了批示，请当时的中办主任温家宝同志阅办。中办和中顾委随之派人登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后，人民日报发表《李井泉同志生平》，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评价：“1960年后，李井泉同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委。他为我国西南地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呕心沥血，艰苦奋斗，取得了巨大成就”，“他为人正直，襟怀坦白，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对于工作中的失误，勇于承担责任。他光明磊落，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这是中共中央再一次给了他的最公正的评价。

　　1999年夏，邓榕在写作《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时，和我通电话，谈到四川调粮问题时，邓榕告诉我，她和母亲都清楚地记得，“老爷子”健在时，曾不止一次说过，关于四川调粮，是中央的决定，责任在中央，不在地方，是集体作出的决定，责任在集体，不在个人，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的结论。

2007年12月，我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原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Vogel）有过长达一整天的谈话，对于四川调粮问题，傅高义说：每个国家都有过困难的时候，我能理解四川调粮的紧迫性。他指出，凡是认真研究过中国现代历史的人，都不会相信某些人提出的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迄今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四川调粮动用过武力，这说明老百姓的粮食不是被抢走的。这位教授的话，令我深思。

　　半年之后，我在哈佛大学再次见到傅高义教授，他请我在教授俱乐部午餐，又带我去见刚任的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教授马若德（RoderickMacFarquhar）。在马教授的办公室，我们用英文作了深谈。马教授的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卷和第二卷已在中国出版，第三卷则没有获准发行。他在书中多次写到李井泉，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他引述了李在中共八大的讲话，说李在会上“批评了农村实行的商业政策——不合理的定价，按照行政区的划分设立商业机构，限制小商贩的活动，打乱了过去的自然流流转路线”。他在书中还写到，李井泉对1956年农村实行的跃进保持了了冷静，因而在成都会议上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马教授送给我他的新作《毛的最后革命》，并在书的扉页签名。我很感动，这些与父亲素不相识的外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如此严肃和执着，秉公执理，还原事实，令人肃然起敬。我由此想到哈佛的校训，诚实，正直，严谨，对真实的追求。

　　父亲的言传身教

　　1940年，父亲在延安与肖里相识，次年结为夫妻。两人为了共同的革命理想，携手走到了一起，经历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始终如一。在战争年代，他们有五个儿子相继出生，每个孩子的取名来自毛泽东的文章或讲话。我的大哥和二哥分别取名黎风，明清，是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讲过“黎明风清”。三哥名叫巨一，出自毛泽东对“七大”的总结“巨大统一”。四哥叫“新桅”，出自毛泽东的文句“新中国的桅杆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排行第五，叫“在望”，出自毛泽东所写的“新年祝词”标题“胜利在望”。我在文革结束后，把名字改成了“再望”，因为我经历了大难而不死，终于有了新的希望。

　　战争年代，父母的战友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子女，我们家儿子多，父母就把儿子送人。三哥送给孙志远（原国家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弟弟华川送给张经武（原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把我送给了申国藩（原成都市委监委常务委员，老红军）。我们家兄弟因此有不同的姓，各住一方。

　　父亲和贺龙在战争年代就结下生死之交，解放后我大哥一直住在贺龙家，二哥到北京念书后也住在贺龙家。四哥到北京念书后住在孙志远家。从1962年到文革初期，我和两个妹妹一直在四川，与父母住在一起。

　　父亲一年到头忙工作，对子女的学习、生活很少过问。“读书要靠自己，生活要靠自己，将来工作更要靠自己，”这就是他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兄弟姐妹考大学选专业，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每次都说，通通去学数理化，学技术，今后谁也不要从政，也不要经商。于是我的大哥、三哥、四哥都考上了清华大学，分别学工程物理学和无线电电子学，二哥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弟弟张华川进了南开大学学半导体，大妹妹李大蓉进了江西医学院学医，二妹李力清进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学英语。三哥孙巨在美国读完博士，取得两项技术专利，美方想要留用他，给出很高的待遇条件，父亲闻知，要他回国工作，三哥很快就回来了。

　　父亲很少谈及自己的革命生涯，在长征中，他先后在第一、第四、第二方面军任职，两过草地，历尽艰险，是我军少有的参加过长征的三个方面军的红军高级将领。我曾多次问他长征经历，他都不肯说。只有一次吃晚饭时，他突然谈到过草地吃牛皮的往事，说牛皮很难煮烂，硬邦邦的，咬不动，咽下去后肚子疼。

　　1965年末，我们中学排演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里的舞蹈《秋收暴动》，我演了一个红军战士，父亲闻知非常高兴，这个节目在成都人民公园为群众演出时，他亲自来看。

　　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Salisbury）写作《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四川采集素材，我几次接待陪同他。他得知我父亲是长征将领，想要做采访，我打电话到北京，父亲没有同意。后来索尔兹伯里通过我请父亲推荐关于长征的书，父亲对我说，杨成武写的《忆长征》符合事实。当时书店脱销，父亲就把他读过的那本给了我。我把书寄往美国，索尔兹伯里收到后十分高兴，当即给我来信表示感谢，以后又来信说，这本书对他写作很有帮助。

　　父亲的经历对研究中国现代史很有价值，我曾数次提议为他录音，把他的回忆保留下来，但他不同意。他说，好多人写的回忆录都不符合事实，编造故事，有些人把自己写得很了不起，吹得过了头。那么多先烈都牺牲了，我能活到今天，只有多做工作，要写历史，就写那些牺牲的同志们，让人民记住他们。

　　关于父亲的许多往事，我是陆续从一些文献和文集里看到的。2001年，中共建党八十周年之际，中组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等部门单位联合制作了一部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使命》，这部文献片的第三集介绍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会，只能选七十人，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和统一，要照顾“山头”，必须要把井冈山那批人里拿掉几个人，一个李井泉，一个陈光。90多岁的七大代表王恩惠回忆说：“李井泉这个人当时心胸很开阔，他说：应该，是多了一点，你不拿我，拿别人还不是一样的。这是李井泉的表态。”父亲在世时，从来没对我们讲过这件事。对于官位、荣誉，他看的很淡。

　　抗日战争初期，中央派他率游八路军120师358旅的游击支队北出绥远，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与日伪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创建内蒙古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功勋。1942年，他担任了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政委，为我军培养和输送了大批军政干部。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李井泉同志生平》中，对他的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李井泉同志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四川文物收藏家樊建川先生在建川博物馆《中流砥柱馆》，专版展览了李井泉的抗战事迹和照片，并在“壮士广场”为他立像。樊建川对我说，他父亲是跟随贺龙、李井泉的部队南下解放成都的，他父亲生前对他说，李政委是我们的好领导，是抗战的功臣。

　　文革中，父母遭受林彪、“四人帮”集团残酷迫害，母亲在秘密监狱被迫害致死。我的二哥在北航被造反派拷打致死。其他兄弟姐妹也无一幸免，四哥、弟弟被关进北京“黑干子女学习班”强迫“改造”，大妹妹和我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在学校牛棚“劳改”。文革结束时，北航准备处理打死我二哥的两个学生，征求我父亲意见时，父亲强忍悲痛说，参与打人的学生当时还年轻，不懂事，是受了“左”的思想影响和蒙蔽，还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给他们一个出路。这两个学生得以“解脱”，分配了工作。

　　得知肖里被迫害致死的噩耗，许多老同志感到悲愤。1972年，邓小平伯伯和卓琳阿姨在江西把我和两个妹妹接到他们家过年，邓伯伯亲自下厨房为我们炒菜做饭，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

　　1978年，父亲到四川参加了肖里同志骨灰安放仪式。那一天前来参加仪式的老同志很多，许多人泣不成声。父亲与他们一一握手，致以感谢。会后他立刻去了自贡、江津、宜宾、达县、万县等多个地方，勉励当地同志把对“四人帮”的痛恨化作建设国家的动力。

　　父亲多年来积劳成疾，加上文革期间身心受到极度摧残，身体每况愈下，腹部动脉长了血管瘤，住进北京医院，为防病灶扩散，他的下肢被截除。我与父亲生前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8年10月，我从英国回来路过北京，到医院看望他。当时他已不能讲话，也不能进食，全靠鼻饲维持营养，事实上已是植物人。我握着他几乎干枯的冰凉的手，想对他说几句话，却没有说出来，他已经听不到儿子的声音了。他把许许多多的事放在心里，默默地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在我心中，父亲永远是那座无言的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