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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是20世紀中國百年歷史中最後出現的一個政治偉人。他具有胸懷博大、意志堅定又充滿耐性的個人品格，同時具備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政治品格。在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方面，他對中國發展的貢獻遠遠超過他的前輩毛澤東。鄧小平一生同中華民族的共產主義運動實踐緊密相聯，他始終作為一個堅定的共產黨人而奮鬥，但是，可以肯定一點的是，即使在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組織消亡後，而鄧小平的名字卻仍然會與世長存並且閃閃發光。毛澤東是他的領袖，他是敬畏毛澤東的，他認為毛澤東的錯誤中也有他的一份。因此，他反對個人崇拜也從不搞個人崇拜。不過，直到1979年以前，他僅做為共產黨隊伍中的一員對中國歷史發揮作用。而在1978年12月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已經步入晚年的鄧小平成為推動中國進行經濟改革的領導者，並且成就了他歷史地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地位，從而深刻地影響到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最終使他成為超越毛澤東的歷史偉人。他的晚年是光輝燦爛和光彩照人的。
　　鄧小平的歷史地位和作用有二：一是鄧小平把中國歷史拉回到正確的道路上。正是在鄧小平的推動下，古老的漢族國家終於在走到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確定了一個比任何文化革命和政治運動深刻百倍社會實踐——經濟改革。而在中國走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之前，經歷的種種的暴力革命、軍事戰爭和形形色色的政治運動，而這一切都流於形式或者失敗。最後，是鄧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推動中國回歸到了運用經濟手段解決生存和發展問題的道路上。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極其具有複雜性質的政治運動，也是整個漢民族國家表現的在關於革命問題的幼稚理解與對權力的瘋狂追求時期。“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是整個運動中的口號。對於這場政治錯誤的校正是成就鄧小平的歷史的地位的基本條件。鄧小平個人是這場政治運動的受迫害者，因此，他對政治運動錯誤的認識最為直接。是中國人民有幸，讓鄧小平這個“口裡說不翻案而心中想着要翻案”的政治家保留了下來。他的政治經歷讓我們後來人想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的名言。
　　二是鄧小平改變了自古以來中國政治的傳統生態。從秦始皇到毛澤東，事實上具有一脈相承的政治文化血統，而鄧小平卻是思想嶄新的政治家。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沒有把自己放在國家“一把手”的崇高位置上。當然有人也批評他做“太上皇”，但是，應該為他辯護一句的是：在“文革”之後和改革之初的銜接過程中，歷史是允許他這樣做的。最後，他在交出權柄時完成了領導人在生前和平交接。這個政治現象對於中國具有重要的意義。鄧小平歷史地充當着中國新型的政治秩序和新型政治家出現的開端。現在，世上已無鄧小平，世上最缺鄧小平。
　　歷史上，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和暴動，結果都是打翻一個朝代又建立起一個新的朝代，中國政治形式表現為朝代的輪迴並且在如此的輪迴中原地踏步。而使得中國歷史真正走出歷史輪迴和朝代興亡循環的政治偉人是鄧小平。鄧小平是開創中國社會永不停息向前發展的第一人。自從鄧小平開創改革開放時代後，中國歷史的面貌才真正的煥然一新，而且是一往無前了。此後，中國人再也不會重複沒有變化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環境了。因為人類需求的無限性決定了人類勞動創造的永無止境。
　　20世紀最後20年的中國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新文明的開端。公平的制度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石和生產力發展的保障。同時，公平制度的設計是中國走向民主的前提，因為民主必須由公平的制度體系作保障。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取得的巨大的經濟成就，為中國社會實現民主奠定了物質基礎。一方面，社會生活已經由“政治中心”轉移為“經濟中心”。這個轉移是一個根本的變化，從此，中國歷史的面貌與以前完全不同。而推動中國實現這種變化的歷史巨人則是鄧小平。另一方面，社會生活的多樣化趨勢已經不可逆轉，首先是人們生活方式選擇的多樣性。
　　設計和建設公平的制度體系，是21世紀初中國面臨的最重要的社會政治任務。如果執政黨不從公平制度建設入手推動和引導中國的政治文明進步，中國內部動亂的根源也就無法消除。可以肯定，在改革開放時期後的21世紀初，中國必須進行一場涉及到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公平的制度建設。公平制度建設涉及經濟、政治與文化的各個方面，沒有這個階段，中國就不會走好21世紀的百年。這個階段應該在21世紀前20年內完成。否則，中國發展將會受到制度的障礙並且有可能發生內亂。因此，在改革開放時期後的21世紀初，中國必須經歷一次公平制度的設計與建設時期，從而對中國發展萬世開太平。
　　繼承鄧小平的遺產，要比以鄧小平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糾正毛澤東時代的錯誤容易的多。因為在經過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後，全體中國人都具有了一種開放的意識，人民已經懂得，改善自己生活的因素是物質財富的創造和增加，而不是權力。對於中國人，這是一個根本的變化。
　　歷史地看，鄧小平理論的提出無論作為一個概念或者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範疇並沒有實質性的歷史價值與意義。鄧小平是一位偉大的現實主義政治家。當然，他對於馬克思主義有着自己的理解，他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所闡述的思想的重要意義在於，他超越了任何機械的、簡單的、形而上學式的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解。
　　在21世紀初，從政治觀念上，漢民族國家必須從“打天下”轉向“選天下”。因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以1997年2月19日鄧小平逝世為標誌，中國共產黨內第一代“打天下”的領袖人物基本上都退出了政治舞台。實質的問題在於：中國的國家政權再也不應該依靠“槍桿子”來獲得。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初的一個最重要的政治使命是：實現國家政權的從“打天下”到“選天下”的轉變。共產黨新一代領袖應該從現在開始，就自覺地為完成這個任務而奮鬥，如果非等人民起來強迫完成這個任務的話，中國社會的民主就仍然存在流血的可能。中國共產黨必須避免悲劇的發生。1989年春節的學生運動，是改革開放時期發生的一次不成熟的民主運動。但是，經過這場學運，中國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步伐仍然發生停滯的現象。又是鄧小平在1992年的春天站出來，才推動中國進入到第二輪的改革開放中。
　　當然，任何歷史時代都必然存在明顯的局限性和缺陷。而缺乏公平制度的設計與建設，是改革開放時期使表現出來的最大的缺陷。改革開放時期所取得的經濟增長成果以及一切社會進步都需要依靠制度來保障。
　　毋庸置疑，在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現代政治體制的雛形已經具備。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國家政治體制方面，已經形成了包括中共黨委、政協、人大和政府在內的四大部分。可以預計，中國大陸社會的政治改革也必須在這樣的基礎上進行，一個重要的工作任務就是重新設計和確定這四大政治組件的職能。顯然，政協和人大是需要加強的部分，並且必須從法律的角度賦予兩者實際的政治權利和國家職能。政協和人大不應繼續成為共產黨和政府領導幹部退養的場所，兩者需要發揮獨立的國家職權。前者應該作為一個政黨聯盟體系而發揮政黨的作用；後者則應該發揮立法和選舉的作用。
　　西方偉大的思想家為人類設計的政治制度是“三權分立”的。在20世紀初，孫中山提出的中國政治制度是“五權分立”的憲政民主制度。但是，孫中山先生設計的“五權憲法”，最終被淹沒在軍閥混戰和政黨戰爭的炮火之中。“五權憲法”這一概念最早是1906年孫先生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提出的。其產生的背景源於西方議會制各國對代議制政體的批判，彼時瑞士的政體一度成為改革的樣板。1905年左右，尤其是美國盛行的進步黨運動，更是把直接民權的範圍擴大到聯邦政府一級。孫先生參照美國的地方自治法，認為直接民權是發展方向，地方自治為建國基礎。這也是袁世凱和他的“洪憲帝制”一同進入墳墓，共和國失而復得後的沉重教訓所致。因此，從政體上看，孫中山要求對間接民權的流弊和缺點予以“根本之刷新”，主張在縣自治和直接民權的基礎上，造一個受人民支配、為人民謀幸福的萬能政府。在孫中山看來，“政是眾人之事，集合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權；政權就可以說是民權。治是管理眾人之事，集合管理眾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治權；治權就可以說是政府權。所以政治之中，包含有兩個力量：一個是政權，一個是治權。這兩個力量，一個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個是政府自身的力量。”人民有權（人民掌握四大政權，即選舉權、罷免權、法律創製權、法律複決權）、政府有能（政府掌握五大治權，即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權能分治、均權主義和地方自治是“五權憲法”的核心內容。孫中山十分重視人民公意和參政權的實現，要“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在他理想化的設計中，國民大會和立法院都由人民選舉產生，國民大會代表人民行使政權，是“管理政府”的，是“管理國家大事”的，而且國民大會行使立法權和對政府的監督權比立法院更具權威，國民大會是更高的權力機關。立法院雖然擁有立法權，但國民大會因有對法律的創製權和複決權，不僅可以獨立創製法律，而且可以廢除立法院通過的法律，可以通過立法院未予通過的法律；立法院雖然對總統提出的司法、考試、監察三院院長的批准權，但三院院長並不對立法院負責。而包括行政、立法在內的“五院皆對於國民大會負責。各級人員失職，由監察院向國民大會彈劾，而監察院人員失職，則由國民大會自行彈劾、罷黜之”；國民大會擁有的對中央政府官員的選舉權和罷免權是更重要的對政府的監督權。可見，孫先生的“五權憲法”理論完全是建立在人民主權論基礎之上的。
　　在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憲政建設仍然沒有達到孫中山設計的高度。1954年，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公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社會主義類型的憲法。然而，在“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思想影響下，1957年以後民主法治受到嚴重破壞，至“文化大革命”在1976年結束，中國人最基本的人權都沒有保障，連共和國主席手捧《憲法》都保護不了自己。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的1982年，新的憲法頒布；1999年3月，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在憲法修改中明確規定“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2004年3月，十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憲法修正案中，新增“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等條款。
　　但是，由於立法權不具備獨立的性質和地位，正像孫中山在一次演講中說的那樣“立法者成了行政官員可任意蹂躪的妓女”。
　　目前，政黨制度改革仍然是中國大陸面臨的最大的政治問題。共產黨在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指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失敗後，在政治價值、文化觀念和整個意識形態方面都沒有成功。而在1992年啟動的第二輪改革開始後的權力腐敗逐步升級，從組織和思想的一切方面都衝擊到共產黨的執政基礎。甚至於，“新西山會議派”的自由主義學者已經提出共產黨取得國家政權的合法性問題。顯然，共產黨21世紀初面臨者生死挑戰。
　　而在許多情況下，關於政治文明建設的宣傳還是在空喊口號和仍然愚弄人民群眾。政治必須成為人類社會中的一種文明活動才有意義。它包括：傳播文明進步的思想和價值觀念、設計和落實先進的制度、保證所有社會成員的利益平衡。而中國的政治活動幾乎等同於維護既得利益集團和權力象徵。正是因為政治活動的落後性，逐步使得整個民族國家和社會喪失了創造力。
　　從根本上說，政黨間在公平的法律制度下的競爭是現代國家所必須。而政黨之間的競爭則是政見與施政實踐的競爭。對權力的公開追求和競爭、對一切社會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公平討論，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文化形態，是造就新型政治文明的關鍵因素。
　　可以說，中國政治制度建設已經不缺乏文明的原則、理論和觀念，中國社會缺乏的是一大批真正熱愛中華民族和懂得社會發展規律的政治家，他們必須是一批對人民群眾的熱愛高於對權力本身熱愛的人。從理論上說，歷史的批判必須讓位於現實的批判，漢民族才能夠在理論思維方面普遍的成熟起來。
　　在經歷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經濟改革和社會開放後，漢民族關於國家建設的具體方法和未來輪廓應該是清晰可辨的了。我認為，在鄧小平逝世後的十年，中國已經走出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也已經完成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任務。
　　“為萬世開太平”的公平制度建設是最現實的歷史要求。改革開放實踐的歷史性成功取決於公平制度的保障。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事實上已經存在許多具體領域政策措施的失敗和不成功。這些因素無不為人們否定改革開放時期製造了素材。從2004年理論界開始的關於改革的爭論，已經充分表明了改革失誤形成和積累的社會矛盾。
　　歷史已經超越了鄧小平開創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已經走進一個全面的、綜合性發展階段，這個時期的主要的政治任務，就是為中國社會發展設計和確立全面的公平制度。這是中國歷史在經歷了改革開放時期後必然也必須要經歷的階段。如果中國發展戰略不能夠進行這樣的選擇，中國就有可能發生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時代生活使得中國再也不需要巨人，而是需要能夠為人民提出和建設公平制度的政治家。
　　天降大任於21世紀初的中國共產黨。這個黨必須為中國在21世紀的發展以及更長遠的未來找到具體的方法。就像它在為了奪取全國政權而找到的“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一樣。但是，歷史已經宣告了這種奪取政權方式方法的終結。鄧小平開闢的改革開放時期為中國社會民主化在經濟基礎方面準備了前提。
　　鄧小平將永遠做為一個自覺地、不遺餘力的推動中國發展的偉人而活在人民心中。鄧小平的名字已經鑲嵌在中華民族為了實現自身文明而奮鬥的歷史中。鄧小平的奮鬥與業績屬於所有追求光明的中國人。

徐國進 [2007-2-17]

紀念鄧小平超越鄧小平

鄧小平是拉開中國社會根本變革序幕的哪個人。鄧小平為中國大陸社會的實現富強，起到了奠基般的作用。他使用的具體的政策方法即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法，強力矯正了毛澤東時代的“政治掛帥”，並且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社會的航向，使得中華民族恆久性走在了一條正確的前進道路上。

從宏觀歷史的角度看，1980年至今的改革開放時期，還僅僅是中華民族社會大發展的一個序幕，站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的現在，我們可以說，改革開放的序幕已經完畢，中華民族必須以一種嶄新的姿態演出21世紀社會大發展的正劇。眼下，正劇已經開始上演，然而，許多人卻依然沉侵在以往的形形色色的爭扭中不能自拔，但這是錯誤的。

完全可以說，在20世紀百年歷史中，不論是1911年後的中華民國時期，還1949年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中華民族都付出了無法用語言進行表述的慘烈代價。而撫平20世紀的百年傷痛的最有效的方法和途徑，即是以勇往無前的立場態度、堅定不移的真理信念和準確無誤的科學方法去開闢中國社會的美好未來。

自1980年中國大陸社會進行改革開放以來，已經走過37年的歷程。中國再次站在一個重要的社會轉折關頭，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轉型到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理論和實踐上來，並且，為此制定出完整的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具體政策和長遠規劃。中華民族需要全新的政治領袖。

中國大陸需要從整體上矯正許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思路所造成的種種不良後果，從宏觀角度來說，這些不良後果包括嚴重而普遍的環境污染以及社會的不公平等兩個方面問題。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中國必須從理論與實踐的方面走出和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

1949年10月以來中大陸社會的歷史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文明進步，既不能夠簡單地依靠“政治掛帥”來實現，也不能夠簡單地依靠“經濟中心”來完成。人類社會的進步必須持續地建立在文明價值以及科學真理的基礎上，並且以此設計和確立公平的制度體系，由此打造完善的產業分工體系，只有在這樣的條件具備後，一個社會才能夠贏得持續進步的動力。文明價值、公平制度以及產業創新——此三者是一個民族社會發展的三大基石。

21世紀註定是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世紀，所謂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即是社會的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各個主要領域的共同進步和平衡發展，而不是僅僅注重某一個領域；全面文明升華的具體方法，是社會依靠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的因素致力於開發每一個社會成員的智力資源，並且依靠科技產業化的方式推動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中國大陸社會在經歷70年的“政治掛帥”和“經濟中心”後，必須徹底擺脫一系列不合時宜的具體政策和理論思維，從而為中國社會的發展與進步確立永恆的正確方向和方法。

中華民族需要自覺地走進一個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歷史時代，這要求中國大陸的政治領袖們必須首先改變觀念和政策思路。毫無疑問，中國大陸社會亟需一大批既具備文明的價值觀念，又能夠設計公平的制度體系，並且深通社會產業運動規律的政治家群體，這個群體首要的任務是，能夠公平合理地解決當前社會面臨着的一系列現實問題和矛盾。

只有運用文明的方法才能夠達成幸福的目的。人類的社會生活即是全部人性的客觀表現的結果。人類社會中客觀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文明因素和不文明、反文明因素，而人類社會的進步，即是建立在一切文明因素的不斷成長的基礎上。文明的社會因素的成長與發展的過程，也是一切不文明、反文明的社會因素的不斷減少和消亡的過程。文明是依靠每一個社會成員的勞動、發明、創造來實現的。

中華民族的文明事業，是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事業。這個事業不是空洞的而是具體的，鄧小平是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以來第一個明確的向社會貧窮宣戰的政治領袖。我們紀念的鄧小平，是希望中華民族超越鄧小平，從而開闢出一個嶄新的、中華民族文明全面升華的歷史時代。

徐國進

2017/2/19

論鄧小平與習近平的歷史聯繫

鄧小平與習近平是中國大陸社會兩位相距很近的政治領袖。鄧小平在20世紀末頁的1980年代，開闢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歷史發展階段——改革開放時代；習近平身處21世紀第2個年代，面臨着為中國大陸社會開闢出超越鄧小平時代的歷史重任。習近平成長與成熟在鄧小平開闢的時代裡，習近平肩負着開闢中國歷史的嶄新時代並且超越鄧小平的歷史使命。

因此，鄧小平和習近平的一個極其相似的歷史使命是，兩者都面臨着為中國大陸開闢嶄新的歷史時代的任務。鄧小平對中國歷史發揮巨大影響力的關頭，是在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中國社會被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摧殘的體無完膚和遍體鱗傷，中華民族必須及時而迅速地走出政治運動的泥淖，同時擺脫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習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之時，中國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走過30多年，這30多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代，一方面使得中國社會的發展取得了超越以往3000年的物質財富總量；另一方面也使得社會生活出現了巨大的裂痕，包括自然環境污染、社會道德淪喪、公權力的嚴重貪腐等等。因此，中國大陸社會亟需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思路，並且引領整個社會生活從“經濟中心”的粗放型增長模式中走脫出來。

相對而言，以鄧小平為代表領導人，在開闢改革開放時代的關頭，面臨的困難相對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開闢嶄新的歷史時代要容易一些，因為在1976年毛澤東死後的關頭，全中國的社會成員普遍認識到政治運動的錯誤和荒謬，並且深受其害，整個幹部隊伍也急於探尋新的政策出路，相對而言，比較容易形成普遍的社會共識。而在21世紀第2個年代，對於改革開放時期的認識出現嚴重而深刻的分化，其典型的表現是，一些人在對於改革開放時期出現的社會問題和矛盾進行否定的同時，又開始對毛澤東進行歌功頌德。仿佛中華民族在1949—1976年長達28年經歷的形形色色政治運動的創傷不曾存在過，顯然，中華民族對於毛澤東個人的歷史罪行根本沒有得到應有的清算。

習近平開闢嶄新的歷史時代，需要從思想理論以及政策決策兩個方面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模式。

習近平欲要成為21世紀初中華民族最偉大的政治家，需要具備如下的幾個條件：1、引領中國大陸社會走出並且超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從而超越鄧小平；2、開闢21世紀中華民族整體性、全面性的社會文明升華的新時代，從而為中國奠定萬世太平的政治基礎；3、明確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具體方法和途徑，這個方法和途徑是推動中國走以科技發明產業化的線路；4、為中華民族樹立以文明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實現中華民族文化上的根本轉型；5、引領中華民族創建完整的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體系。

中國大陸社會面臨走出和終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關鍵關頭。此刻不容中國大陸社會走錯路，這裡的關鍵是正確的方法，而正確的方法源自於科學理論指導下對於中國社會運動規律的深刻認知。因此，如果缺乏對於中國社會現實的深刻認識以及對於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準確把握，那麼，中國大陸便有喪失21世紀發展機會的可能。

習近平的施政背景必須面對整個鄧小平時代，當然，中國大陸社會仍然面對着一個十分突出的政治問題，哪就是如何徹底清算毛澤東的問題。在對待毛澤東的問題上，鄧小平把這個問題交給了後人，而且，鄧小平強調“不爭論”，在不爭論中求得中國社會經濟的大發展，這是鄧小平的一個具體操作和策略，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體現着鄧小平的大智慧。我們可以看到，即使在起自1980年的改革開放時期走過近40年的現在，中國大陸上仍然存在着盲目崇拜毛澤東的思潮和現象，鄧小平雖然在20世紀80年代進行過一場“徹底否定文革”的政治教育活動，但是，事實上哪時不徹底的，因為當時繞過了對於毛澤東個人的徹底否定，而徹底否定文革如果繞過否定毛澤東，便成為一種沒有具體的對象的抽象。

把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並列是目前國內外宣傳的一個事實。而對於中國大陸，如果不從理論上真正弄清三者的歷史聯繫以及重大差別，那麼，中國大陸社會在21世紀的進步就有可能發生不必要的反覆和挫折。習近平無法完全割裂與毛澤東、鄧小平兩代人的聯繫，然而，必須在理論上和歷史觀的方面，真正認清自身一代與前兩者的實質差別，從而引領中華民族走好21世紀的百年之路。

在1949年後，對於中國大陸社會來說，歷史運動的必然邏輯是：政治掛帥—經濟中心—全面文明升華。習近平面臨着的歷史使命，即是引導中國大陸社會順利實現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向中華民族文明的全年升華的轉型，目前，中國大陸社會正處於這種轉向的最初期，如果從理論和實踐的兩個方面都能夠明確而順利的話，中國社會不僅能夠成功地擺脫“經濟中心”遺留下來的一系列重大的問題和矛盾，並且為順利走好21世紀百年發展之路奠定堅實的基礎。

鄧小平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方法，強力扭轉了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把中國歷史的船頭轉向了經濟發展的軌道上。對於中華民族而言，這是一場前所未有的巨大進步，而且，經濟建設要比任何政治運動深刻千百倍，並且，這是一條不能回頭的社會運動之路。

處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的中國大陸，自1980年代算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行進了近40年。在改革開放進行了40年之後，中國面臨着終結改革開放時期、開闢一種全面性、平衡性的社會文明升華的歷史關頭，這便是習近平一代領導人的歷史任務，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需要綜合性的、整體性的、平衡型的全面升華。而開闢這樣的歷史時代，是習近平的歷史使命。面對21世紀中國，習近平只能是一往無前——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因此，習近平只有在真正認清毛澤東、鄧小平兩代領袖的根本缺陷的前提下，才能夠為中國社會開闢出美好的未來。

21世紀中華民族只有實現文化形態的根本轉型，才能夠贏得21世紀社會發展與進步的真正成功。中國社會的文化轉型，必須在文明價值體系的指導下進行，從而站在全人類的科學知識體系的基礎上，致力於創建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完整的科學知識和人文知識體系。嶄新的知識體系的創建是中華民族走好21世紀百年乃至更長遠未來的可靠法寶。

鄧小平站在中國20世紀末頁，是20世紀末頁偉大的政治領袖，習近平身處中國21世紀初葉，前面是21世紀百年的歷史。習近平欲要成為21世紀初中華民族偉大的政治領袖，就必須要像孫中山先生哪樣，為中華民族設計和創建一種最適合文明進步的制度體系。由此，習近平才能夠奠定自己在全部中國歷史上的崇高的地位，並且成為中華民族一個嶄新文明體系的開創者。

徐國進

2017年8月29日

論中國20世紀的孫中山、鄧小平與21世紀的習近平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中山（1916年9月）

我們窮了幾千年了，是時候了，不能再等了——鄧小平（1992年1月）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習近平（2012年11月）

在20世紀百年的中國歷史中，孫中山和鄧小平分別是屹立於世紀之初和世紀末的兩位偉大政治領袖。

可以說，對於中華民族而言，孫中山和鄧小平兩位政治領袖的事業，仍然是中華民族的未竟事業，因此，習近平的歷史責任和使命必然是，必須繼承、弘揚、光大孫中山和鄧小平兩位政治領袖的事業。

李鴻章這位清朝的傑出大臣，在1872年5月（同治11年）上書皇帝的——複議製造輪船未裁撤折中，即意識到古老的華夏民族的國家面臨着一場——三千餘年之大變局。20世紀百年的中國歷史進程驗證了李鴻章在1872年的預言。

一

中國20世紀的成因極其複雜。從歷史的角度看，1840年以鴉片戰爭為標誌造成的傳統農業社會體系的整體崩潰是中國20世紀歷史面貌的重要成因。從20世紀的構成來說，辛亥革命後政黨政治的興起與政黨的軍事化與國內戰爭、1949年後在名義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的政治運動以及1980年開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這些共同構成20世紀百年中國歷史面貌的主要內容。從時間上可以按如下的年代進行劃分：1911—1949年的中華民國時期、1949—1976（1980）年的毛澤東時期、1980—2000年的改革開放時期。這些不同的歷史時期，共同構成中國社會20世紀的歷史內容。當然，這些不同的歷史時期還可以劃分為不同的、更加具體的階段。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是直接而深刻影響到20世紀中國命運的國際事件。在共產國際的參與與指導下，中國在1921年成立了共產黨，這個政黨在1949年後成為決定中國社會的現實面貌的決定性政治力量。至今中國大陸的執政黨仍然是中國共產黨。

孫中山是推動20世紀中國歷史發生巨大進步的革命家和政治領袖，他為中華民族社會的民主事業奮鬥了40年，而事實上，孫中山從來沒有真正獲得過對整個中國的實際統治權，1911年後的1912年元旦創建起來的“中華民國”後，孫中山於1925年春辭世，期間，中國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各地的軍閥手中，孫中山一直為中國實現真正的共和國政體而奮鬥，中華民國在孫中山辭世後的1928年以張作霖的易幟才在名義上實現了統一，其時台灣仍然屬於日本的殖民地，在1945年二戰結束才收歸中華民國。同時，還發生了外蒙古的獨立事件。

孫中山作為20世紀初的政治領袖，在理論上為中華民族貢獻了“三民主義”，“三民主義”結合後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為20世紀中華民族提供了民主、科學兩大理念，在實踐上通過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王朝、創建起中華民國，為中華民族奠定了實現共和國的堅實的歷史基礎。

可以說，孫中山首倡的“三民主義”仍然是中華民族在21世紀必須繼承和發揚的理念，“三民主義”雖然深刻打着20世紀初的時代烙印，但是，其中表達的許多思想都閃爍着人類文明的光輝。

孫中山是20世紀中國一位最偉大的社會制度設計者和規劃者。他在《建國方略》中，從三個方面提出中國社會建設的規劃方案：心理建設、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其中社會建設即是孫中山在政治制度上對中國政體和國體的具體設計。

1895年孫中山因廣州起義流產而逃亡，他開始深入探究國外社會制度，提出“余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由此，三民主義在孫中山頭腦中始得成型，十年後的1905年春，孫中山由美赴歐，先後在巴黎、柏林宣揚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留學生加入革命組織，加入者共有七十多人。1906年12月2日在東京發表演講《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標誌着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成熟《建國方略》是孫中山於1917年至1919年期間所著的三本書——《孫文學說》、《實業計劃》、《民權初步》的合稱。《孫文學說》（《知難行易的學說》），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實業計劃》是孫中山提出的一副產業革新的藍圖，，後編為《建國方略之二：物質建設》；《民權初步》又名《會議通則》是關於民主政體的具體設計方案。在20世紀初，孫中山在理論、制度、產業等層面對於中國社會的發展都提出了具體的設想和步驟。

因此，孫中山是20世紀進行制度設計的第一人。歷史上，自由明確的文字記載的周朝開始，中國的國家體制完全模仿家庭結構，國家即是家庭的擴大版，而儒家門徒在漢朝初期即按着周禮的架構設計了“家天下”的政體，秦漢王朝之後，中國的政體一直延續家天下的模式。直到1911年後，才擁有了孫中山這樣的偉大的制度設計者。孫中山設計的政體和國體，是對於“家天下”的徹底超越，也是中華民族實現政治文明的前提條件。

孫中山是一個為着美好的社會理想而不懈奮鬥的革命家和政治領袖，只要理念和政治目標一致，他不在乎權力掌握在哪個人的手中。可以說，孫中山從來沒有能夠真正掌握中國的實際權力，他的“大總統”職位只是名義上的稱號。孫中山在1925年辭世，其實中華民國僅僅走過13個年頭，中國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各地的軍閥手中，中華民國在1928年以東北張作霖的易幟在名義上實現了統一。然而，1931年日本開始了首先對中國東北的占領。積貧積弱的中國被迫開始對日本的長期抗戰。直到1945年8月隨着二戰的結束而結束。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華民國立即於1946年制定《憲法》。1946年憲法以孫中山三民主義和五權分立的設計而制定，這是20世紀中國最好的一部憲法，至今仍然在台灣沿用。

孫中山開闢了中國政黨政治的先河，但是，在整個20世紀裡，中國的政黨制度發展卻走上了軍事化的生存之路，也就是說，由於中國長達2000多年的“家天下”政體，整個社會從來沒有確立公平的選舉活動和良好的法治傳統，政黨成立後為了存在和贏得政權，都採取了組織屬於自己政黨的武裝隊伍的方式。可以說，20世紀中國政黨發展的軍事化以及專政化，是20是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最大的失敗。1945年8月抗日戰爭結束後，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團與國民黨政府代表在重慶舉行談判，經過43天的談判，在10月10日簽署《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即《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制定了關於和平建國的基本方針，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和各黨派平等的問題上達成共識。然而，《雙十協定》公布後的1946年年初，國共兩黨便展開了中國有史記載以來的最大規模的內戰。直到1949耐你9月，中共在大陸建立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黨的“中華民國”退守台灣。中國仍然屬於分裂的國家，海峽兩岸屬於20世紀中葉內戰遺留下來的歷史問題，至今難以達成真正意義上的和平解決的方案。

二、

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後，國內的一些進步的思想家便開始認真的學習歐洲國家。這樣的思想建立在“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前提下。自林則徐、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至洋務派“師夷長技以自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及至康有為、梁啓超等改良派，再到孫中山、黃興等民主主義革命家,包括創建了中國共產黨的陳陳獨秀、李大釗等無產階級革命家，一直到20世紀末的改革開放時期，完全可以說，中國的官方和民間精英分子學習西方的社會心理從1840年鴉片戰爭後一直貫穿着整個20世紀。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來後，毛澤東一代中共領導人仍然把“超英趕美”作為一種國家目標。不過，毛澤東的“超英趕美”完全是盲目的，他對於西方社會產業革命的精髓更是不得要領，甚至於完全無知。毛澤東運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的方式，不僅徹底阻斷了20世紀上半頁辛亥革命取得的民主成果，而且把中華民族一切優秀文化也連根拔起，毛澤東時代是20世紀中華民族在社會發展道路上走的最大彎路。

1957年毛澤東年在回應赫魯曉夫的蘇聯要15年趕超美國說法，提出要讓中國主要工業品在15年內趕超英國。在1958年又提出了“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甚至更為大膽的“二三年”趕超英國等說法。在經歷了“大躍進”的嚴重失敗後，毛澤東在 1962年七千人大會講話中把超英趕美的時間放寬到了一百多年。之後的1966年，中國大陸再一次遭受毛澤東親自發動的“文革”十年浩劫。

1981年中國大陸社會處於改革開放時期的最初期，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11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了《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中指出——（２２）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早在1978年12月13日，葉劍英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講話，指出——文革期間，包括受牽連的在內，受害的有上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為了建設現代化社會主義強國，一定要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現在，我們面臨向社會主義現代化進軍的新長征，又有許多新的東西需要我們去把它學會，特別是要學會按照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辦事，學會科學的經濟管理方法”。

毛澤東時代以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幫”為標誌而結束，中國人民又通過兩三年痛苦的思考和探索，一場比任何政治運動都深刻千百倍的解決改革和對外開放時期開始了。鄧小平被認定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

鄧小平是20世紀末頁中國改革開放時期的開闢者，可以說，從歷史演進的角度說，鄧小平堅定的繼承和執行了孫中山在20世紀初便提出的經濟建設戰略與對外開放、引進外資的方針。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方略極大地激發出整個中國社會的致富熱情，把幾千年來中國人追求豐衣足食的致富熱情迅速激發出來。一個問題是：整個社會追求物質生活富裕的願望在短時間內被煥發出來後，“一切向前看”的口號即被轉化成為“一切向錢看”。在生產領域裡的“假冒偽劣”商品，“三鹿”毒奶粉事件發生於2008年，而然起潛伏期已達至少5年之久。

在20世紀中國的歷史坐標中，改革開放時期是20世紀中國的最後一個歷史階段。這個時期既是全部中國歷史積累以及社會停滯不前的結果，也是以20世紀百年未直接背景的大發展時代，更是共產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實踐完全失敗後的探索。

即使從最宏觀的歷史角度看，改革開放時期也可以充當全部中國歷史的一道明確的分水嶺。

可以肯定，在這之前與之後的中國，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和不同。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發展是全部中國歷史停滯不前積累的結果，尤其是20世紀前80年的暴力革命、軍事戰爭和政治運動積累的結果。改革開放時期最顯著的特點是商業文明的興起與普遍意義上的發育，一方面，是中華民族基層民眾強烈追求豐衣足食的結果，另一方面，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政策的結果。從外部國際環境來說，是對於世界上一切先進的商品和勞務兼收並蓄的接納和拿來的結果。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城市規模呈現急劇的擴大的態勢。中國的城市建設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才開始注重建築的質量和品位。20世紀上半頁的中國城市，在許多方面都帶有殖民地的明顯的色彩，東南沿海的城市如此，東北地區的城市也是如此。在傳統意義上，中國沒有現代定義中的城市概念，只有“城”的概念，而“城”主要是根據政治統治的需要和軍事上的需要而修建起來的，結構包括城門、城牆、護城河等等，生活在城中的人們，主要是官吏、士兵，商業是城的輔助的部門。可以說，改革開放時期賦予城市發展權新的定義和價值，把城市的各種經濟功能全部發揮了出來，同時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也逐步顯現重要的作用。

中國大陸社會在改革開放時期形成了——鄧小平理論。中共15大報告指出：鄧小平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歷史條件下，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實踐中，在總結我國社會主義勝利和挫折的歷史經驗並借鑑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基礎上，逐步形成和發展起來的。

鄧小平的偉大意義，在於他是一位以無比堅定的歷史責任推動中國人向貧窮宣戰的政治領袖。鄧小平首先一位偉大的社會實踐家，事實上，他在思想上超越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界限。他在1987年2月6日講道——為什麼一談市場就說是資本主義，只有計劃才是社會主義呢？計劃和市場都是方法嘛。只要對發展生產力有好處，就可以利用。它為社會主義服務，就是社會主義的；為資本主義服務，就是資本主義的。好像一談計劃就是社會主義，這也是不對的，日本就有一個企劃廳嘛，美國也有計劃嘛。我們以前是學蘇聯的，搞計劃經濟。後來又講計劃經濟為主，現在不要再講這個了。

1992年早春，鄧小平做了一次南巡，南巡期間的談話更加明確地表達了他的一些理論觀點，包括：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要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糾纏于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討論。發展才是硬道理，要抓住有利時機，集中精力把經濟建設搞上去。發展經濟必須依靠科技和教育，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要注意培養人，按照“四化”標準選拔人才進入領導層。堅持社會主義信念，社會主義在經歷了一個曲折的發展過程後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歷史發展的總趨勢。

在1980年“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基礎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之後，中國共產黨亟需嶄新的理論形態。在21世紀初，中國在政治上一個十分迫切的具體任務，是設計一種適應於21世紀全球化局面的制度體系，從而為中國社會的萬世太平奠基。事實上，在人類進入21世紀後，歐洲的憲政民主政體本身面臨着諸多問題，其體制也走到了一個需要再造的歷史關頭。2016年美國大選中川普的獲勝，一方面固然表現了美國政體的強大活力和生機；另一方面同樣也表現了美國政體在解決許多現實的社會問題時的不合時宜。事實上，世界各國的社會都面臨着明顯而巨大的問題，這說明全人類的政治制度需要重新設計與更新。

鄧小平屹立在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末頁，改革開放時期一直延續到21世紀的今天。現在，在21世紀第2個年代即將結束的時刻，應該說，中國大陸社會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使命已經基本完成。中國必須走出“經濟中心”的增長模式和政策思路，從而步入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改革開放時期猶如一道飛架在中國20世紀與21世紀之間的絢麗的彩虹，更像一條貫通中國20世紀與21世紀之間的橋梁。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歷史第充當着中華民族創造嶄新社會文明形態的一個恢弘的序幕。

三、

孫中山創建中華民國的1912年，距習近平在2012年接任中國大陸最高領導人整整相隔100年時間。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時，從國際形勢而言，工業革命的重心已經由英國轉移到美國，美國經濟處於一種蓬勃增長的局面下，然而社會卻存在着許多腐敗的現象，美國的企業家首先發起並且聯合政治家，發起了20世紀初美國的進步運動。對於美國整個社會的文明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影響力。

習近平站在21世紀之初的中國，眼下，中國正處於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向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最初的、關鍵性的轉折點上，可以說，對於21世紀百年中國，習近平的工作是為21世紀嶄新的中華文明的重要的奠基時期。

應該說，習近平在政治上的一個極其艱難困苦的工作，是為中國設計並且奠定一種能夠保證社會的萬世太平的政體與國體。習近平面對這整個20世紀百年中國社會運動的成就與痼疾，同時，也背負着1949年共產黨執政以來的沉重包袱。

孫中山在1917—1920年三年間，借辛亥革命後的三年時間，寫出了著名的《建國方略》，距此，《建國方略》的寫作時間已經整整過去100年。現在，中華民族的政治領袖是習近平，因此，習近平更需要面向21世紀百年未來，科學闡述中國社會在21世紀百年的發展規律，並且正確制定出系統的推動和引導社會文明進步的方法。

在21世紀初，習近平必須繼承20世紀孫中山與鄧小平兩位政治偉人的全部落實遺產，為中華民族的百年未來以及更加長遠的未來開創出萬世太平的政治體制，樹立其天下文明的價值理念，在此基礎上打造出賦予創新活力的產業分工形態。

21世紀是全球化的縱深發展的世紀，首先發端於美國的電子科技成果，為人類開闢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局面，同時開創了人類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整體交融的全球化的局面。自1980年以來，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國，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正迎合了國際上的全球化潮流。在21世紀，中國需要充當世界經濟的最重要的促進力量，同時把信息經濟形態引向成熟的發展階段，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僅會成為全球經濟的最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會在文化上、政治上充當全球文明的最核心型的引領國家。

在21世紀初，習近平必須繼承孫中山和鄧小平，前者為中華民族終結了綿延2100多年的家族皇權專制政體，而後者為中華民族開闢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代。其實，孫中山在20世紀初書寫的《建國方略》中，就明確指出中國的社會發展需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當時，辛亥革命後的實際社會狀況，孫中山的經濟建設思想沒有獲得落實和執行的政治環境。應該說，孫中山的經濟戰略和對外開放思想，直到鄧小平時代才得到了真正的貫徹執行。

四、

21世紀中國社會文明進步的歷史背景即是20世紀的全部歷史遺產。也就是說，20世紀中國歷史是21世紀中國發展的社會基礎。

站在21世紀初，習近平面臨的歷史使命與孫中山有着極其相似的成分。習近平歷史地站在了孫中山與鄧小平的肩膀上，必須從孫中山和鄧小平這兩位歷史巨人的身上吸收營養，從而為開闢中華民族社會找到並且確立萬世太平的根基，中華民族文明數千年來生生不息、艱難前行。習近平更需要“篳路藍縷”精神開創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全面升華的嶄新時代。

在21世紀之初，習近平需要繼承和超越孫中山與鄧小平兩位20世紀偉人的全部政治遺產，並且在兩者的基礎上面向21世紀在中國的未來，提出嶄新的思想理論，並且制定出符合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需要的政策方針，由此，才能夠為中國在21世紀百年的良性發展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並且能夠為中華民族的萬世太平創造充分的條件。

在21世紀，如果我們仍然把中國與西方進行必要的社會學角度的比較的話，可是說，在許多的社會領域中國已經實現了對西方國家的超越，但是，整體上說，中國還屬於在生產力的一切方面以及科學、技術、教育、醫療等領域的落後性，不過，經過1980年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社會已經具備了實現自身社會的全面文明升華的前提。

在21世紀，影響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進程的因素是：全球化的發展趨勢以及國際上二戰後形成的國際格局的重建、國內重新調整1980年以來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思路和經濟增長模式。

21世紀中國社會的三條主線包括：在文化上的樹立以文明概念為核心的價值體系、在政治制度上的創新、在經濟上堅定的以科技發明產業化為主軸。

21世紀註定是中華民族的文明再造世紀，因此，習近平一代領導人註定要勇敢而自覺地承擔其中華民族的社會文明再造的歷史使命。

從孫中山到鄧小平，中華民族在20世紀的百年進程，走出了一條哲學上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的曲折的歷史線路，在20世紀百年裡，中華民族未來探尋人間正道，付出了不可言喻的巨大代價，在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站在人類文明的立場上，致力於撫平20世紀的百年傷痛，關鍵是要面對實現做出正確的選擇，由此才能夠擁有美好的未來。

習近平是站在21世紀初中華民族新一代的政治領袖，他的身後是從孫中山到鄧小平遺留給我們的寶貴的歷史財富，包括精神上和物質上兩個方面，而在他的面前，則是21世紀中華民族發展的長遠未來，在習近平的肩頭，擔負着全體中國社會成員的重託，而最重要的是必須對於眼下的許許多多社會問題和矛盾進行有效的化解、處理和矯正，中國大陸社會處在一個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向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轉折點上，歷史第說，這個轉折比之1976年毛澤東死後中國社會由“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的轉型任務更加艱難、意義更加偉大、影響更加深遠、前途更加遠大。

從20世紀與21世紀中國歷史的聯繫角度衡量，站在21世紀初的習近平，猶如身處20世紀初的孫中山那樣。20世紀百年的中國歷史，是由孫中山一代政治領袖奮鬥、犧牲開創出來的，孫中山是屹立於20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一座高峰和偉大的政治豐碑，21世紀百年的中國歷史畫卷，正在中國人民眼前展開，而譜寫這幅畫卷的政治領袖社會習近平，習近平必將是屹立在21世紀初中國歷史中的一座嶄新的政治高峰。

在21世紀，孫中山和鄧小平兩位政治偉人的歷史光芒，會不斷地激發出中華民族創造嶄新的社會文明形態的意志，並且激發中華民族建設美好社會生活的智慧。21世紀中國需要孫中山和鄧小平這樣的政治領袖，確立我們時代生活的主題、制定可行的發展方略、明確社會運動的正確方向，為中國大陸開闢出一種嶄新的歷史發展時代。

習近平一代領導人，猶如20世紀初的孫中山哪樣，因此，在習近平的肩頭，承載着21世紀中華民族美好未來的重擔。習近平時代註定是中華民族21世紀嶄新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的奠基時期，習近平需要繼承孫中山和鄧小平兩位先賢的政治智慧，有效化解當前中國大陸社會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和矛盾，由此為中國前行確立正確的方向。

習近平時代是為中華文明走到世界最前列的奠基性時代。中華民族屬於地球東方的黃色人種，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共有四種不同的膚色：白種人、黃種人、黑人以及少數的紅種人。前三種膚色占世界人口總數的絕大多數。中國修好自身社會的價值體系、制度體系和產業體系，這是中國超越西方、實現黃種人社會在文明程度上領先於超越白種人社會的基礎條件。

在21世紀中國社會文明進步的過程中，必須要把20世紀偉大的孫中山和鄧小平聯結起來，把孫中山和鄧小平兩位政治偉人的歷史遺產繼承下來並且發揚光大。由此，中華民族才能夠較為順利地化解各種各樣的現實問題，才會擁有一個無比美好的未來。

五、

歷史地看，在人類有文字記載的全部歷史中，從來沒有一種完美的制度，並且依靠這種制度達到人類的所有目的。當然，自從人類使用文字記錄自己的社會生活後，人類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都曾經闡述和表達過對美好社會的種種理想，中國才姬昌早在3000多年的《易》中就表達了“天下文明”的價值，到西漢初年的《禮記》中則有了“天下為公”和“天下大同”的明確願望，在西方，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烏托邦》，再到共產主義，同樣是人類的思想家對於美好社會理想的明確表達。

21世紀初的國際社會現狀表明，在18世紀下半葉人類開始工業革命以來，全人類社會的政治機制需要再造，一方面，超越18世紀工業革命以來形成的制度範式；另一方面，為人類開創嶄新的文明體系。

中國與西方國家在21世紀的發展競爭，已經不簡單的屬於國家範疇的競爭，而是不同種族之間的文明競爭。歷史上，白種人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始終處於領先的程度，中華民族固然創造了燦爛的文明，但是比之白種人，從有文字記載以來都是落後的。

全部人類歷史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文明必須通過一代又一代人持續的勞動、發明、創造才能夠獲得進步與發展。人類的幸福生活只能通過文明的言行換取。而人類文明本身則要依靠對於自然界運動規律的認識以及對社會本身運動規律的正確把握。

21世紀中華民族社會，必須確立以文明為核心概念的價值體系，以科技發明產業化的方式不斷提升整個社會的產業創造能力，在政治制度方面，設計以公平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在經濟上，中國必須要走以科技發明為先導的產業分工負責之路，在政治上創建以公平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在文化上為社會樹立其以文明概念為中心的價值體系。

21世紀必將是中華民族的社會發展最為重要的一個轉折性世紀，這是中華民族命運的一個樞紐型世紀。21世紀必須成為中華民族的好運的起點，而贏得中華民族社會發展的好運，只有通過正確的智慧來實現。美好未來決不會在等待中到來，也不會在盲目的夢想中實現。

一個能夠創造出有益於全人類文明成果的民族，才有資格被認為是一個偉大的民族。對於中華民族來說，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歷史地充當着中華民族創造嶄新社會文明的一個短短的序幕，21世紀百年註定是中華民族文明的正劇。但願21世紀是史詩般的世紀。一個民族的文明發展與進步都是不斷選擇文明、修正錯誤的過程，中華民族已經有了20世紀百年孫中山和鄧小平兩個激情奮發的進步時代，21世紀中華民族必將通過幾代人的勞動、創造和發明，從而把我們的社會建設的美好和幸福。

徐國進

2017年9月19日

習近平須從孫中山鄧小平的歷史遺產中吸取政治智慧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孫中山（1916年9月）

我們窮了幾千年了，是時候了，不能再等了——鄧小平（1992年1月）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我們的奮鬥目標——習近平（2012年11月）

20世紀是中華民族在社會建設策略和方法上的探索性世紀。在百年的探索過程中，中華民族付出了無法用任何數據統計的、不可言喻的代價。辛亥革命後以孫中山為代表的政治力量開闢的共和國的趨勢，不管孫中山是否掌握過中國的真實的最高權力，這種政治潮流正是全民族的政治追求，是任何人也不會根本阻止的趨勢。雖然在短時間內會出現許多反覆、反動，遭遇許多坎坷、挫折，但是，人類社會走向文明的潮流不會改變。中華民國建立起來後，孫中山把權力移交給袁世凱，1916年發生袁世凱稱帝的反覆，其結果是，不管袁世凱在推翻滿清王朝的過程中做過多大的貢獻，中華民族都不會允許袁世凱復辟帝制。

20世紀初以1911年辛亥革命為標誌的民國時期和1980年為起點的改革開放時期，是20世紀中國兩個界限分明的社會進步時期。前者自1912—1949年，後者自1980年至今。前者是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以來一場最為偉大的政治文明進步，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滿清的皇權統治，從而推動中國政治體制實現了由“家天下”向“黨天下”的巨大轉型。辛亥革命後，中國社會的政黨組織紛紛成立，據說當時中國境內大致有300個左右的政黨。20世紀是中華民族在政治上終結“家天下”的政體和國體，並且從理論和實踐的兩個方面探索中國社會的發展道路的世紀。中國政治由“家天下”向“黨天下”的轉型是極其不順利的，甚至是殘酷的和血腥的。辛亥革命後，中國事實上陷入了軍閥混戰的狀態，孫中山在段時間內根本不可能掌握中國的實際權力，而且他在辛亥革命爆發13年後的1925年即辭世。然而，孫中山卻是中國20世紀初葉的一座閃爍着人性光輝的豐碑，同時也是一座至今尚未逾越的崇高山峰。

因此，辛亥革命時期和改革開放時期是中華民族在20世紀經歷的兩場巨大的社會進步，前者實現了中國政治由“家天下”向“黨天下”的轉型；後者把中國歷史的方向引上了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之路，這是一條比任何政治運動都深刻的社會變革之路。

通過20世紀百年的探索、挫折、成功與失敗等兩方面的經驗教訓，中華民族在21世紀的社會建設與文明進步的方略上，必須要有一場實質性的思想升華和方略的改變。中國絕不能再犯20世紀那般的許多錯誤，再次經歷20世紀類似的失敗，再次發生20世紀那樣的人道災難。

人類生活永恆的主題與方向是文明，當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對於文明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認知。對於人類而言，幸福和獲得幸福是一切社會行為的根本目的，而只有文明的方法才能夠達成幸福的目的。一切偏離文明的言行都會或多或少損傷幸福。人類在地球上生存以來，全部由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內容，存在着許許多多、數不勝數的不文明、反文明的事實，而且，許多的不文明、反文明的事實依然實實在在地存在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對於這些不文明、反文明的現象，有些甚至還會被許多人當成正常的現象來解釋，甚至堅持。人類歷史不是單純的一部文明史，但是，實現文明、走向文明卻是人類社會的不可阻擋的力量和潮流，而且如何因素也不可能長久地阻止文明進步的步伐。

文明、真理、幸福、大同——這些概念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閃爍着人性光輝、代表着人類生活的崇高智慧的概念。這些概念理當作為21世紀中華民族的核心價值概念，並且由此為基礎創建多元化的價值體系、科學體系和文化體系，

全球化是中華民族覺醒的最活躍的催化劑，也是中華民族精神覺醒的不會熄滅的熊熊火炬。

人類的政治活動應該也必須成為社會實現文明和走向文明的活動，在社會中，政治權力也理當充當人類實現文明、贏得文明和走向文明的核心的引導、支持、領航般的力量。政治包括政治理念、體制框架、政策制定、政策執行等許多重要的側面。在中國歷史上，從政治制度方面來考察，在由文字記載的歷史中，中國在政治制度上的模式大致經歷了如下兩個主要的模式：家族為核心的皇權模式、一個政黨為核心的政黨專政模式。前者我們叫做——家天下，後者則被稱為——黨天下。

文明價值會引導出一種公平制度、公平制度的運用能夠打造出一個良好國家、良好的國家才能夠引領出一個美好的社會、而一個美好的社會才會成就一個偉大的民族。——人類政治的邏輯就是這樣的邏輯。

習近平個人的胸懷、勇氣與智慧，直接影響着中國社會的現實和未來。當然，中國的社會現實和歷史未來決不是由習近平個人的品德所決定的。最關鍵的因素是執政黨的政策、方針、路線的正確。在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中，加之全體社會成員的共同努力奮鬥，才能夠打造出中國社會的美好現實，中華民族才能夠擁有一個可以期待的美好未來。

孫中山與鄧小平分別是開闢20世紀中國社會兩個進步時代的兩位偉大的政治領袖。

孫中山和鄧小平屬於深通社會運動方向的建設者，他們分別站在20世紀初和世紀末的兩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處，以自己的政治智慧推動中國社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和進步。

在中國經歷了20世紀百年的暴力革命、內部戰爭、政治運動和改革開放等一系列重大的事變和時期後，習近平需要致力於為中華民族樹立起以文明委核心概念的價值體系，並且引導中國大陸社會平順地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從而開闢出21世紀中國社會的一個嶄新的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歷史時代。這才是習近平一代領導人最重要的歷史使命，也是習近平肩負的當仁不讓的時代責任。

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需要繼承孫中山、鄧小平兩位偉人的歷史遺產，由此才能夠注入社會進步的動力。習近平必須從孫中山、鄧小平的歷史遺產中吸取政治智慧，從此深刻認識和掌握21世紀中國社會的發展規律，並且提出和制定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對策和政策。一方面21世紀中華民族的社會政治，必將經歷一場從“黨天下”向“民天下”的偉大飛躍；另一方面中華民族文明進步的最重要前提是創建完善的知識體系，從而引領中共社會走上以科技創新為支柱的發展之路。

21世紀註定是中華民族實現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世紀，在人類現有的社會文明基礎上，中華民族必須面向全人類做出屬於本民族的傑出貢獻。站在21世紀之初，面對整個21世紀中華民族必須懂得做什麼？怎麼做？習近平一代領導人必須致力於開闢出中華民族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局面。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不是某個具體的社會側面作為重心，也不是把社會的某個具體的領域當成最重要的工具，而是着眼於社會的整體性、綜合性、平衡性的進步，調動全社會的力量為着社會文明的實現而共同努力。

習近平站在21世紀初，此刻，中國社會處於由“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向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轉折點上，而推動和引領這樣的轉折，從而開闢21世紀中華民族社會的全面文明升華的嶄新時代——這是習近平的歷史使命，也最為考研習近平的政治智慧。

徐國進

2017年9月21日

千古鄧小平中華向文明

20世紀百年，中華民族飽受摧殘，中國社會災難深重。20世紀中國歷史大致可以劃分為如下四個不同的階段：1、1900—1928年軍閥混戰、1928—1949年民國統一、1949—1976年共產革命、1978—2000年改革開放。從政治角度上，各個不同時期的代表人物分別是：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可以說，在21世紀第二個年代的今天，中國人仍然生活在改革開放的時代背景中。

鄧小平是一位屹立在20世紀百年歷史最末端的政治偉人。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幫”宣告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結束，也同時昭示着中國一個大時代的開始。然而，在1976年，整個中國在備受連綿不斷的政治運動折磨之後處於無比的彷徨和迷茫狀態中。1977年4月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鄧小平再次復出工作，他主動承擔起管理教育、科技工作的領導職務，1977年8月4—8日，鄧小平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科學與教育工作座談會，邀請了三十多位著名科學家和教育工作者參加，決定立即恢復高考。其時，中國的高等學校已經停止長達10年的正常招生，師資隊伍遭到嚴重的破壞而七零八落。恢復高考不僅成為一項激勵年輕人發奮學習的政策，而且為之後改革開放時期的社會建設提供了百千萬優秀的人才。同時，鄧小平也把科技工作的重要性和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為中國迎來了一個嶄新的科學的春天。

在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11屆3中全會上，鄧小平做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報告。其時，他已經是一位年滿73歲的老人，而他正是在自己的晚年歲月里，畢其全部心智致力於推動中國社會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從而使得改革開放時期成為中華民族有文字記載歷史中社會發展最迅速、進步最輝煌的歷史時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成就了鄧小平晚年歲月的崇高和偉大，也使得鄧小平在人生的晚年散發出一位政治領袖的無限光輝。

1977—1997年，鄧小平在他的20年的光輝燦爛的晚年歲月里，以崇高的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推動了中國社會的改革開放事業不斷向前，並且把中華民族整體上引向一條“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之路。這條路是比任何政治運動都深刻千百倍的社會發展之路，而且具有不可逆轉的性質。

中共11屆3中全會提出把全黨工作的重心轉到實現四個現代化上來的根本指導方針，可以視為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一個政治上的起點。1982年9月1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中提出“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就是我們總結長期歷史經驗得出的基本結論。從1978年到1982年這個改革開放的最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提出為之後一系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制定提供了全新的理論依據。1981年6月27日中共11屆6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歷史決議》指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並且，在這份《歷史決議》的指導下，進行了一場“徹底否定文革”的政治教育宣傳活動。

在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初春，鄧小平視察了南方多地，並發表了著名的南巡談話。鄧小平的南巡談話猶如一劑強心針，為中國90年代經濟改革與社會進步注入了思想動力。他指出：“要看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從此，三個“有利於”成為黨政工作的根本標準。鄧小平提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據說，鄧小平講到“不要搞政治運動”這句話，然而，當時媒體並沒有把這句話披露出來。

1992年2月的南巡談話，標誌着鄧小平對於中國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高度，證明這位古稀之年的老人在思想上已經超越了傳統上有關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私有制和公有制、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左和右等相互對立的觀念。

1997年9月中共15大把“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直接稱為“鄧小平理論”鄧小平是與中華民族的改革開放事業聯繫在一起的政治領袖，鄧小平自覺地致力於向社會貧窮宣戰，並且最清晰地認識到只有房子經濟才是中國的根本出路。事實上，鄧小平的理論思維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私有制、左派和右派、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總之，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需要在一種“不爭論”的狀態下進行一場巨大的發展。沒有發展便沒有一切。

改革開放時期是全部中國歷史中一個最重要的樞紐型時期，通過這個時期，中國社會的性質與歷史的方向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不可逆轉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社會創造的物質財富，遠遠超過過去3000多年全部社會財富的總和。40年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社會嶄新文明的一個開創型時期，也是中華民族走向盛世的開端。21世紀中國的命運正是站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基礎上展開的一幅畫卷。

人類社會的前進，需要歷史巨人的擘劃、指導和統領。在2017年，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已經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引向一個新時代。中國歷史把超越鄧小平的使命交於了習近平一代政治領袖，習近平一代領導人面臨着一場比1976年中國實現由“政治掛帥”向“經濟中心”的轉型關頭更加艱巨的責任，事實上，在目前的關頭，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時期以來的一個關鍵的轉折點上，中國需要在政策上根本轉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從而把中國社會引向一種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嶄新時代。因此，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是我們時代的最典型的特徵。在中國經歷了1949年以來的“以階級鬥爭為綱”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兩個時期之後，中國社會應該也必須走向一種協調性、綜合性、整體性的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時代。在社會意識上以文明價值為核心、同時設計與確立公平的制度體系、創建富於活力的完整的產業體系。

習近平註定是21世紀中國最富於歷史影響力的政治領袖。在習近平的肩頭，擔負着開闢中國社會嶄新發展時代的重要任務，而終結改革開放時期，開闢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新時代，是習近平的使命。完成這樣的歷史使命，必將成就習近平的偉大。習近平理當是鄧小平改革開放事業的繼承者和發展者，並且，站在改革開放時期取得的社會成果的基礎上，為中國開闢出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

身處21世紀初的中國人，註定是為中華民族嶄新的文明形態奠基的一代人。中國的建設沒有一個固定的樣板，中國的面前沒有一道已經畫好的航線。但是，中華民族應該具有勇往無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為着全體社會成員的幸福以及子孫後代的美好生活，堅定不移的採用一切符合文明標準的實踐，從而成就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鄧小平猶如矗立在20世紀末頁的一座崇高的山峰。中華民族需要奮勇向前並且超越這座崇高的山峰，從而走上21世紀中華民族文明升華的坦途。

於今，鄧小平逝世已經21年，中國在鄧小平辭世後的21年裡，仍然延續着改革開放的恢弘事業，然而社會生活又發生了顯而易見的一系列變化。2018年中國正處在一個將會深刻影響到21世紀未來社會命運的轉折點上，這場轉折要比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中國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的轉型更加艱苦卓絕和意義偉大。21世紀中國社會發展的一條主線是產業技術的升級與產業結構的不斷完善，同時，中華民族更需從根本上轉變民族文化的基因，使之更加適應科學與民主的趨勢。

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事業，站在改革開放的基礎上，以全部的改革開放時期為了背景。21世紀中華民族的文明事業是人類最為波瀾壯闊和引人入勝的偉大事業。因此中華民族必須在自強不息精神的鼓舞下，沿着鄧小平開闢的改革開放道路走下去，走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走向嶄新而崇高的文明境界。改革開放時期猶如一道宏偉的橋梁，飛跨在中華民族20世紀與21世紀之間，而鄧小平則是這條橋梁的主要的鋪設者。他的偉大在於從根本上扭轉了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讓整個中華民族認識到只有發展才是硬道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科學技術與生產力才是改變社會的真正動力。在鄧小平之後，中華民族的社會面貌完全煥然一新了。

當下，中國必須改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增長模式，從而走出鄧小平改革開放時期，走向一個社會文明全面升華的嶄新的歷史時代。

超越鄧小平、中華向文明！

徐國進

2018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