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時期的歷史地位

改革開放時期像一道絢麗的彩虹，這道光彩奪目的彩虹，在中國歷史中必將散發永恆的光輝；改革開放時期也猶如一座宏大的橋梁，飛架在中國20世紀和21世紀之間，並且把20世紀與21世紀緊密地聯結在一起。

改革開放時期是20世紀中國的最後一個歷史階段，也是21世紀中國的嶄新的現實起點。這個時期既是全部中國歷史積累以及社會停滯不前的結果，也是以20世紀百年為直接背景的大發展時代，是在中國大陸歷次政治運動的實踐完全徹底失敗後的一場迫不得已的探索。

因此，應該說，改革開放時期是全部中國歷史的一道最明確的分水嶺，可以肯定，在這之前與之後的中國，已經發生了本質上的變化和不同。改革開放時期的發生，是全部中國歷史停滯不前積累的結果，尤其是20世紀前80年的暴力革命、軍事戰爭和政治運動積累的結果。改革開放時期最顯著的特點是商業文明的興起與普遍意義上的發育，一方面，是基層民眾強烈追求豐衣足食的結果，另一方面，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政策的結果。從外部國際環境來說，是對於世界上一切先進的商品和勞務兼收並蓄的接納和引進的結果。

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城市規模呈現急劇的擴大的態勢，城市的建築與公共設施急劇完善和發展，並且吸納了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必須說，改革開放時期賦予城市發展權新的定義和價值，把城市的各種經濟功能全部發揮了出來，同時在文化、教育、科技等方面，也逐步顯現重要的作用。事實上，中國的城市建設，直到20世紀90年代後，才開始注重建築的質量和品位。

在1840年之後，中國城市尤其是東南沿海的重要城市，在許多方面都帶有殖民地的明顯的色彩，東北地區的城市也是如此。在傳統意義上，中國沒有現代定義中的城市概念，只有“城”的概念，而“城”主要是根據政治統治的需要和軍事上的需要而修建起來的，結構包括城門、城牆、護城河等等，生活在城中的人們，主要是官吏、士兵，商業只是城的一個輔助的部門。

改革開放時期最直接、最真實、最具體、最清晰地檢驗了華夏民族在社會發展與進步方面的偉大能力。這是中國的一個前所未有的產業分工的大興起與大發育的時期。在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普遍而巨大的產業分工，更沒有發生過如此劇烈的經濟基礎的改觀。

華夏民族在歷史上是一個沒有形成鮮明的宗教意識的民族，在春秋戰國時期的近6個世紀裡，在社會意識方面，形成的是一種以物質利益為主要社會追求的精神品格。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思維傾向和心理意志。

現世的物質利益，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追求的核心因素。“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整個社會的追求物質生活富裕的願望在短時間內立即被煥發出來，“一切向前看”的口號即被轉化成為“一切向錢看”。在改革開放時期，整個社會普遍而嚴重的導向了一種極端的物質利益和金錢至上的傾向，典型的極端現實主義傾向表現為“商品拜物教”或者“貨幣拜物教”。另一方面說明，華夏民族只要在政治上具有寬鬆的氛圍，便會激發初整個民族無可抑制的創造力、想象力和發展力。對於改革開放時期比比皆是的公權力的貪腐、社會道德中的金錢之上以及種種墮落、公共安全領域的諸多問題、等等，人們有這些社會現象有着深刻的認識和嚴肅的批判。

改革開放時期驗證了中國社會蘊含的無限的發展力以及創新的活力和動力。只要制定正確的政策方針，這種活力便會在段時間內快速的迸發出來，並且成為社會大發展和大創新的動力。擁有14億人口的中國，必須成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支公認的文明力量，才能夠對全人類有所貢獻。

中國在經歷了40多年改革開放時期後的今天，國內社會走上整體性、綜合性的發展態勢。社會文明的全面發展既不能“政治掛帥”，也不能夠“經濟中心”，而是整個社會共同遵循文明的價值原則和規範，並且致力於社會文明的創新、豐富、發展與進步。

華夏民族處於一種社會文明的全面升華的時代。全面的文明升華需要一切進步的社會因素的共同發展、相互促進和協調運作，而不再是單一的社會力量和某個社會因素為“中心環節”的發展。所謂“中華民族文明的全面升華”，即是指整體性的、綜合性的和所有的社會領域的文明進步。因此，對於中國社會的建設與發展問題，需要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兩個層面做出正確的認識和判斷。

從現實的角度看，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人生活質量提升最快的時期。在這40多年的時間裡，中國人創造和吸納的社會財富要遠遠超過過去4000年累計財富的總和，同時，也是整個社會產業分工最劇烈發育的時期，中國不僅把傳統的吃、穿、住、行領域幾乎完全翻新，而且快速接受了來自西方國家的各種高新科技產品，其中電信業便是一個明證，手機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流行，在不到20年的時間裡，便成為世界上手機擁有量和使用人數最多的國家。

從歷史的角度看，改革開放時期是全部中國歷史發展速度最快、規模最大的一個時期。這個時期與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都沒有可比性。改革開放時期徹底改變了中國農業社會的傳統產業結構和生活方式，也從根本上改變了社會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改革開放時期是華夏民族重新建樹自身社會的商業文明體系的時期，也是21世紀嶄新社會文明的一個序幕性的時期。

在20世紀初，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與1919年五四運動，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兩個偉大事件。前者在政治上奠定了一個共和國的國體，後者高舉起民主和科學的光輝旗幟，可以說，20世紀初以孫中山先生為代表的偉大人物開闢的這兩項偉大事業，仍然是21世紀華夏民族的未竟之業。共和國的政體和國體、民主與科學的價值，都是21世紀華夏民族需要為之繼續奮鬥的光輝事業。前者是中國恆久發展的制度基礎，而民主與科學則是實現社會進步的兩把最有效的鑰匙。

195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經歷了兩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一是“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掛帥時期（1940—1978）；一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1978—至今）。現在，改革開放時期走過40多年後，中國必須轉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策思路和戰略方針。事實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已經歷史性的完成了社會使命。華夏民族的社會在21世紀必須走向一個全新的、全面的、綜合性、整體性的社會文明的大升華時期。因此，開闢社會文明的全面發展與進步的局勢，這才是21世紀中國社會運動的自然邏輯、必由之路和必然方向。

人類進入21世紀後，以202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和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導致的全球化金融危機，不僅極大地轉變了起自20世紀80年的全球化趨勢，而且正在深刻影響現實的國際關係的因素。在美國，2016—2000年的川普政府，從根本上改變了自1971年以來尼克松政府的對華政策，美國已經把中國視為一個現實的敵手和最大的國家威脅。顯然，自川普之後，中國在21世紀面臨的國際關係局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當然，我不認為這是全球化態勢的終結，相反，我認為21世紀人類必將沿着全球化的方向行進，目前的中美關係以及國際局勢，只是全球化趨勢中的一個支流。但是，這個支流對於全球化有着深刻而巨大的影響。

21世紀中國的建設、發展與進步，站在改革開放時期的基礎上。所以，改革開放既是21世紀中國社會的基礎，又是一個最為可靠的前提。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的理論原則即使“物質利益原則”。而不同產業分工基礎上的階級，都是遵循於追求各自的物質利益而主要目標的。中國這個以物質利益為主要精神追求的國家，在21世紀的社會建設和發展方面需要具有“超現實主義”目標和方案。

改革開放時期是華夏民族由衰轉盛的一部偉大前湊曲。生活在21世紀的幾代中國人，註定是創造華夏民族的嶄新的社會文明的幾代人。華夏民族歷史上是一個多災多難的民族，我們的民族需要穩定而持久的文明發展。關鍵的因素在於樹立和倡導文明價值、設計和確立公平的制度、創造和建立富於活力的產業體系。正確的方法最為關鍵，21世紀中國最需要社會文明建設的正確方法。

徐國進

2021年9月8日星期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