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母亲的背影慢慢消失在登机口， 一种无名的伤感一下就涌上来， 让我的眼睛

含泪了。也许，如果命运不济的话，这是我最后一次在美国见到母亲了。近二个月

母亲身体开始不好，现是全身发痒无法睡眠，身体明显消瘦下去，吃不下东西，因

为牙全不好了，也没有胃口。做了B超、验血、验尿， 也不明原因，这几天更为恶

化，一点吃不下好像胃有问题，我实在不放心，本来25日的飞机，又买了8日的，让

她回上海去做全身检查，希望不是最坏结果。

一个人孤坐家里，看着院子里的白雪，想着我母亲的一生， 心中实在无法平静。

母亲37年10月生于江苏无锡南门外坊前乡西高巷 (念洪的音) 村。出生没几天，日

本人就从上海一路过来打到南京了。母亲的童幼年，外婆家极为贫困， 家里没有地，

外公农忙时帮人做短工， 农闲时挑着担子做铜匠， 因为不太会吆喝，也揽不好生

意。外婆曾在无锡城里做纺织女工，有了孩子后，就从城里拿了绣花布回来做。 十

天半月，就带着我母亲和大姨去交货，在路上见到东洋兵， 都怕得发抖。母亲上有

一哥、一姐， 下有一妹、二弟， 最小的弟弟9岁时得脑炎死去。

母亲是一个要强的人，做事非常伶俐，挑草捉柴，照看弟妹，从小是外婆的好帮手，

大姨做一块花布， 母亲可以做三块了。农村孩子一般不念书，女孩子更没机会。母

亲从懂事起就想念书， 家里没钱交给先生，母亲就采些瓜果， 春天里去家里的竹

园挖些新笋， 或砍些柴交给先生，断断续续，母亲念了两年书。

随着家中人口增加和孩子长大，全家的口粮也日益困难。没有田，粮食要买， 全靠

做手工、养茧、养猪和短工的钱， 还不得不借高利贷， 20分的利息， 外公做短工，

一年中最忙的十几天被喊去干，只是还利息。外婆吃了没田的苦，也就拼命省， 到

1950年前终于买了几亩灰皮田 (不是水田， 只能种小麦、桑树)， 也因为这千辛万苦

挣下来的田，外婆家后来成了中农。而田呢， 几年后也成了集体所有。无奈之下，

为了减少家中吃饭的人口，外婆只好让大一些的孩子早早谋生。十三岁那一年， 过

了正月初一， 母亲去了离西高巷东南十几里地的石桥头做童养媳， 大舅也到上海

利用锁厂来学生意 (做学徒)。本来是大姨出去的，她实在太木讷，外婆不放心，只

能让母亲去了。母亲不愿意， 也父母命难违。

石桥头人家男人和儿子在上海做生意， 开有许多店铺。在那儿， 母亲又念了两年

书， 勉勉强强， 母亲大约完成了她的小学教育， 也完成了她从童年到少女的转变。

在农村的大户人家，母亲多少学到了一些场面上的事，使她后来在上海也不完全像个

农村来的人。随着年龄的长大，母亲在那人家里里外外、直到田里的活儿， 什么都

干。50年代国家农村合作化运动开始后，母亲想着可以出去挣工分挣口粮、养家活

口了， 就起了回家的念头。母亲找个理由拿了家中的口粮簿，去镇上把自己的口粮

转回了外婆家，又一个人来到上海，挤在大舅的宿舍几天，和那人家的三儿子解除

了童养媳的关系。(大概)十六岁那一年的夏天，母亲回到了外婆家。

在母亲回到外婆家以后几年的日子里，家里的境况也一年好过一年。因为大舅学徒

满三年， 满师后有了工资。孝道的大舅每月三元五元、过年过节总让人捎钱回外婆

家。外婆用这些钱， 把破烂的屋子翻修了一下，上了瓦，后面两个厢房，铺上了地

板，其中的一间， 后来用做了我小舅的新房，还起了猪圈， 把一下雨就泥水淋淋

的灶屋也整修了，我小时在外婆家时， 那些炉头还算蛮新的。家里有了余钱， 可

以买些洋火肥皂， 外公也可以抽上水烟。家里买了缝纫机， 母亲还学会了机绣花。

母亲老了后常对我念起大舅对家里的好处， 让我深深感动， 也想起了我自己的大

哥。

母亲在村里参加了妇女队，从初级社到高级社， 和村里四五个一块儿长大的女伴出

工， 度过了她从少女到青年的还算快乐的几年时光。母亲青少年时代的女伴们， 

她们的孩子，很多也成了我儿时在外婆家的玩伴，这些农村的孩子， 后来很多人开

厂经商， 在苏南的土地上展开了不同于前辈的人生。

农村女孩子十七八岁时就要论婚嫁了，在离西高巷村四五里的苏团桥母亲的二姨，

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的父亲， 那时他还是福建沿海前线守备的人民解放军战士。

通了几回信， XXXXX部队， 不知道在哪里，母亲的感觉一般。可是，一来， 我的

阿娘有事没事就往西高巷走，让乡里乡亲指指点点： “ 荣芬的阿婆来了”，好像

母亲已是她家的人了。二来，因为我的大姨也嫁到了苏团桥牌搂下，她生性懦弱，

不大会做事，在家带孩子不出工，外婆怕大女儿在那里受欺，就劝母亲也到那儿，

可以帮衬帮衬大姐。一句“同胞姊妹看娘面”， 让母亲嫁到了夫家。

二十一岁时，母亲从乡下来到上海(因为父亲退役后回到上海)， 嫁作人妻，开始了

她人生的另一个历程，也成了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