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在天津，家里人却是来自各地。外婆家是四川人，外公家是湖南人，奶奶家里是山东人。老一辈的兄弟姐妹家里有浙江人、湖北人、上海人、江苏人，还有哪儿的我都不记得了。单说下面这一代，家里孩子都不少。我的爹妈小时都在上海长大。鬼使神差地两大家子人不约而同地都在解放前跑到天津地干活。后来爹妈这一辈人结婚的对象有广东人、天津人、北京人、甘肃人、河北人，还有当年的爱国华侨。且不说后来文革中这两个原本在上海屁也不算家庭的到了天津却成了斗争的对象。光这两大家子人逢年过节，红白喜事见面聊天就够热闹的。上百号人见面都能认出来的不多。你管我叫一声舅舅，我回答谢谢老伯。把人家的媳妇张冠李戴，吃饭的时候硬是把三妗子的孩子安排在八舅母旁边，为的是让她妈妈招呼着方便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我当然最不能适应的是我爹老让我管那个比他还大的人叫哥哥。我总是红着脸叫了哥哥，趁我爹一扭头就改口叫叔叔。

生活中的不便挺多。

首先是到底该管姥爷叫爷爷，还是叫姥爷，还是叫外公对我来说从小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外交问题。我自己的爷爷也就是奶奶的丈夫，我从来就没见过。我妈家是南方人，说姥爷就应该叫爷爷。见了姥爷的面喊姥爷，他听着不习惯，还以为我是在喊别人。可是到了奶奶家，爷爷二字一出口，奶奶就不干了，说你爷爷早死了，你老这么喊不像话。权衡利弊，我到了我爹这边就管姥爷叫姥爷，到了我妈那边就管姥爷叫爷爷。

第二是姥姥到底是该叫姥姥，还是叫外婆还是叫婆婆。我妈妈那边的南方人把外婆叫婆婆，管自己的外婆叫外婆那就太见外了，北方人则叫姥姥。从小在家里叫婆婆习惯了，也没有什么。一上小学麻烦了，无意中婆婆一出口，就成了笑柄。一传世十传百，全校的小学生都知道黄毛丫头问题多还没结婚就有婆婆了。吓得我赶紧改口，在外人面前管姥姥叫姥姥，在家里管姥姥叫婆婆。

后来邻居一家上海人，管姥姥叫阿婆。按理说跟我的婆婆挺接近，所以我挺喜欢这家人。他们平时说话都是普通话。这家的儿子喊阿婆的时候是上海话：“阿（3声）不（1声）”。这个儿子是个老实孩子，跟我差不多大，却比我矮不少。我这个家里家外受气的黄毛丫头，自然不能放过报复社会的机会，趁他们家大人不在的时候，小声说：“什么阿不阿不的，听着像放屁。”小男孩儿红了脸，下次在我面前提到他姥姥的时候，也说姥姥。有一次我们在外面玩，小男孩儿的姥姥来了。只听他一声：“阿--姥姥”。那姥姥叽叽喳喳一通上海话，我是什么也没听懂，觉得她肯定是对当上了姥姥有所不满。

第三是我自己的称呼问题始终没解决。来自南方的婆婆家给我起的小名，到了北方的奶奶家听着说不吉利。所以，我在婆婆家是“问题多”，到了奶奶家就成了“乐掉牙”。

第四是自己家里人说话常常方言词汇乱串。奶奶的山东口音很重，管东西叫营生儿（ying sier)。我听着别扭，总觉得那和苍蝇是一种东西。四川的婆婆一说六就是“漏”。湖南的爷爷更要命了，茄子非说成是瘸子。小时候每次跟他们出去我总担心，害怕他们动不动就给我丢人。

现在三位老人都不在世了。偶尔想起奶奶住着双拐满屋追着给我脑门上贴膏药，就是为了让我脑袋上的那个“营生儿快呒了”；婆婆拿着小棍儿追着我到厕所门口，就是因为我“不洗捻”；爷爷（不是奶奶的丈夫，是婆婆的丈夫）钓上来13斤半的大鱼，在楼下用湖南话学高英培喊“问题多，问题多，快那大木盆来！”。

哎，这些南腔北调到现在就像煎饼果子的香味一样，不时绕到脑袋前面来。仔细想想，“真(zen)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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