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毛后中国：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China After Mao: The Rise of A Superpower）。

这是荷兰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otter）2022年出版的新作，在时间上是延续他的《文化革命》一书对中国当代历史的叙述，主要从毛贼一命呜呼（文革结束）开始到2012年为止的中国当代历史。

和他之前“人民的三部曲”（people's trilogy）：《解放的悲剧》、《毛氏大饥荒》和《文化革命》不同的是，《毛后中国》的关注重点在于中共上层的决策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于是我们看到：文革结束之后的中国政府（即中共政权）和文革前没有两样：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于是就搞运动。毕竟，中共是搞学生运动、群众运动出身的，对于搞运动经验丰富。

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写过一篇《汉武帝》，其中认为：汉武帝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黄的看法：中央集权使得一个独裁者（皇帝）统治大量民众，中间缺乏有效的中层机构。这是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大弱点”之一。为了弥补这一弱点，

“汉武的办法，那是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的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

也就是说，汉武帝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条件下，搞经常性的国民全面动员的对外征伐（全民军事运动）来治理汉帝国。所谓“鹰击为治”说明了其运动治国的本质，就像是发神经，一阵一阵的。当然，汉武帝似乎主要是对外搞军事运动。

那么嘲笑汉武帝“略输文采”的毛贼呢？仔细想来，搞的不也是“运动治国”吗？

1949以来，一直到毛贼一命呜呼，难道不就是近三十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运动史？如果再往下想：延安时期就开始了搞整风运动等，可见毛贼为首的中共高层一直是把搞运动作为政权治理的手段。

当然，毛是否自觉地向汉武帝学习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毛时代的中共政权与汉武帝的君主专制本质上是一样的，因而其弱点也是一样的。制度一样，弱点与问题一样，采取的解决方案或应对方法于是也一样了。

中共运动治国的另一种可能性则是模仿苏联。我对于苏联的历史了解不多，就有限的了解来看，列宁死后，苏共内部的争权夺利与互相倾轧非常严重，斯大林掌权之后也搞了许多政治运动和党内的清洗，既为了巩固权力，也为了达到某些政治目的。

苏联与共产中国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共产极权政权。这种政权的与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颇有可比性。苏联与毛时代中共政权在弱点上也是一致的。于是解决方案也可能一致：运动治国。

毛后，一度中共消停了，不搞或少搞群众运动了。虽然在经济上，中共的决策也是“鹰击而治”，就是发神经似的一阵一阵的发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的政策。八十年代末，运动又来了，比如，“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等等。还不包括中共在其他领域的运动，比如政法领域的时不时的“严打运动”，等等。

读《毛后中国》，结合自己记忆中对中国当代历史的直接与间接经验，我对中共决策层在经济、政治等问题上决策时候的“运动治国”模式印象深刻。

中共政权把邓说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似乎邓的脑袋里有一盘大旗的样子，实在是太抬举邓了。如果仔细检讨中共政权1949年之后的治理，除了搞运动，学习苏共搞计划经济，还有什么治理呢？

而冯客的《毛后中国》让我们看到：毛贼死后，中国依然在毛的巨大阴影之下，政治上裹足不前，甚至在21世纪初年出现了倒退回毛主义的征兆；经济上依然坚持搞计划经济（虽然不怎么宣传），国有经济为主，甚至政府用私有经济创造的财富来填补国有经济的亏空。

说中国搞“改革开放”完全是中共的宣传口号，在《毛后中国》中，我们看到：中国政府唯一的改革，用中共自己的话说，不过是“松绑”：给农民松绑，他们可以包产到户；给私有经济松绑，他们可以赚点钱；给地方政府松绑，他们可以有权力发展地方经济；等等。而毛时代的中共政权极权主义本质决定了其什么都管，大家都被“绑住了手脚”。

然而，“松绑”不是真正的“解放”或“自由”，只是一阵一阵的来回折腾。一会儿“松绑”，一会儿又“绑紧些”，八十年以来，一直到现在，中共的政策不就是这样忽左忽右的运动吗？

冯客的书只写到2012年，他的看法是：中国就像一艘从远处看很美的货轮，船长和一众官员们自豪地站在导航桥上，然而在甲板下面，为了船不沉，水手们正死命地在诸多漏水的地方抽水和补洞。

中共政权大力宣传的经济改革，在冯客地系统性审视之下，百孔千疮。中国是一艘即将沉没的大货轮。这一比喻主要是对中国经济政策与经济前景的看法，也包含对中国政治现实的预测。

事实上，中国的许多观察人士（包括冯客）认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中共政权从来就不知道如何管理中国。

因此，21世纪的中共政权和公元前的汉武帝一样搞“运动治国”一点也不奇怪。或许，说中国在政治上还在汉武帝时代也不算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