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一篇关于母亲的文章，一篇自己慢慢品读的文章。这个念头上大学时就有，尽管母亲很平凡。

母亲的履历确实非常简单：55年九月大学毕业分配到西安煤炭设计研究院从事会计、劳资员等工作；60年九月调到陕西送变电工程公司继续从事会计工作；86年5月退休。期间既没有入党，也没有提过干。母亲生在西安，长在西安，读书、工作、生活也一直在西安。母亲的话不多，家里来了客人、甚至是母亲的亲朋好友，大多是由父亲来应酬。家里的大事小情也基本上是父亲操心和定夺。家务活早期有奶奶、堂姐帮忙打理；中后期则是父亲和孩子们干得更多一些。母亲晚年虽然患了老年痴呆症，但得到了孩子们、特别是父亲的精心照料。母亲的离世也亦如她那恬静的性格，在医院里睡了一觉就再也没醒来，没怎么受罪。所以家里的一些亲朋们常说，母亲是有福之人。但我坚持认为，平凡的母亲还有与众不同的一面。

儿时小伙伴们一起玩耍时常相互问一幼稚的问题：喜欢爸爸还是妈妈？每次自己都会犹豫一下，回答说：喜欢爸爸。尽管幼时顽皮的我常遭到严厉父亲的训斥，但口才极好的他由于经常能给我讲一些诸如林海雪原、水浒传等一些好听的故事，从而加重了我心中天平的砝码。大约是六、七岁，一天晚饭后到邻居家串门，听到几个奶奶大婶们又像往常一样唠起了闲嗑，她们聊的话题通常是里短多于家常。聊着聊着，说到了母亲，我竖起了耳朵。令我大感意外的是，居然众口一致，对毫不起眼的母亲大加赞扬。那之后，不禁有意关注起母亲。母亲性情温和，极少发脾气，总是笑咪咪的。母亲工作极认真。单位先进工作者的布告栏里永远都有她的照片。母亲同邻居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从未红过脸。最令左邻右舍称颂和羡慕的是奶奶和母亲间的婆媳关系。奶奶生前一直同我们在一起生活。那时父亲在户县工作，每周星期六晚上回来，星期日下午或星期一早上走。一个是城里的大学毕业生，一个是农村的家庭妇女，按说长期相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可我从未看到过她们拌嘴，也从未听到过在背后说对方的不是。奶奶缠过脚，出门不方便。母亲每次出门前都会耐心地询问奶奶需要什么，然后工整地把奶奶的要求写到字片上。母亲有午睡的习惯。午饭后，奶奶也会尽量劝我们到院子里玩，怕影响母亲的休息。她们之间良好的婆媳关系，也自然传承到了下一代。三个儿媳妇同母亲相处时非常轻松，无拘无束，随便地开玩笑。也从未听过她们之间有什么抱怨和芥蒂。我们婚后同母亲一起生活过几年，每天晚饭通常是妻与母亲一起做。“亚丽，今天吃什么？”，“准备什么菜？”；“妈，削几个土豆”，“再打三个鸡蛋”……。她们之间轻柔简洁的对话，在我听来十分悦耳！母亲病逝非常突然，凌晨得到消息，妻上午就去单位请假。在说明情况时，几度哽咽。有些同事大为不解，背后议论：婆婆去世，至于吗？第二天在回国的飞机上，妻一直时断时续时高时低地抽泣着，我不时拍拍她的肩。一进家门，我们跪在母亲的遗像前，放声大哭。妻更是哭得周身痉挛。

父亲出生在鲁西南一个贫瘠的村庄里。76年初我回过一次老家，当时村里竟然还没通上电。站在村边向四周 望去，白花花的，全是盐碱地。父亲是抗战时的流亡学生，辗转来到西安的。同母亲结婚时父亲的家庭情况是这样的：姑姑尚在读书；49年还是一名中学生的三叔被国民党裹挟去了台湾；毕业于国民党中央警官学院、曾担任过国民党济南市区警察局长的大爷，55年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了20年徒刑，留下六个未成年的孩子，同大娘、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在老家。父亲当时几乎是以己之力，担起了整个大家庭的生活重担。因此后来亲戚们都说，父亲是赵家的功臣。但三姨曾对我说过：“你爸这个功臣，要没你妈，是很难当成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母亲娘家的家境很好，没有任何负担，外婆甚至还时常想着贴补这边。每月往老家汇钱自然是免不了的，但我从未见过母亲因钱同父亲起过争执。记得小时候家里总来客人，用当今世俗点的话说，都是父亲这边的穷亲戚。印象中家里的床很多，除了固定床外，还有行军床、沙发床等。家中的柜子里也大多放着被褥。每当看到母亲又在铺床，知道客人要留宿了。对母亲铺床、叠被印象很深，不急不慢地，一丝不苟地，很有美感。客人走后，母亲从不议论抱怨。父母亲结婚不久，就先后把奶奶，大姐（堂姐）从老家接了过来。大约六七岁时，一次吃饭，我像发现新大陆似地大声嚷道：“我现在才发现大姐不是妈妈生的，不是我的亲姐姐”，大家哄堂大笑。后来家里人老用这件事调侃我。与母亲相处亲密无间，把我从小带大的大姐，应该是母亲亲生的才对啊，这就是此前我的逻辑。妹妹出生时，二姐从老家来到家中，成为家庭的一员。母亲晚年时，两位堂姐对母亲很好，像对待亲妈似的孝顺。母亲的墓碑上，在子女一栏亦刻着堂姐、姐夫的名字。

家中影集中有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青年女子身披戎装，清秀的眉宇间透着英气。我很难把平日里温柔贤淑、说话细声慢语的母亲与照片中英姿飒爽的女军人联系起来。其实生活中母亲确实有果敢刚毅的一面。50年朝鲜战争爆发，当时还是大学生的她，积极报名参军，被西北大学保送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步兵学校学习。父亲说，母亲枪法很好。他们谈恋爱时，常在街边玩枪打气球的游戏。游戏结束，衣兜里通常装满糖果。53年9月母亲复员，返回西北大学财经学院继续学业。行将毕业的一天，她突然回到家，整理行囊。外婆问起，回答说：已报名去新疆工作。外婆急忙告知已开始准备婚事的父亲。父亲找到负责学生分配的他的一个同学，告知原委，这才改了派遣证。72年农历新年刚过的一天傍晚，弟弟和我缠着母亲，央求带我们去公司礼堂看电影。平时很好说话的母亲一反常态地拒绝了我们，把我单独拉到一边，神情异常严肃地告诉我：父亲受重伤，住进了医院。并叮嘱说，不要让奶奶知道，也不要告诉弟弟，担心他说漏嘴。事后才知道事情的细节：父亲到施工队下放劳动，简易房突然倒塌，整个人被砸了进去。双腿多处粉碎性骨折，在医院昏迷了十多天，才脱离了危险。家里的顶梁柱突然倒了，母亲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我们几个那时都小，妹妹尚不满周岁，无法为母亲分忧解难。但我未曾见她掉过泪。每天照例按时出门，好像正常上班似地去医院照顾父亲。

母亲非常低调，从不张扬。常看到父亲给儿孙们或邻居家的孩子补习功课，有一次，我半开玩笑地问母亲：“妈，你小时候不爱学习吧？”，当时已年过七旬的母亲眯缝着眼，微笑着说：“我小时候跟表姐一起上学，她比我用功，但成绩总不如我”。其实母亲学习很好，读书的学校，用当今时髦的话讲，是一路名校。小学：西安师范附小；中学：西安高级中学；1949年9月考入当时西北最有名的高等学府-----西北大学。母亲也很有才。她有着一副好歌喉，发声方式像美声。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哄孩子们睡觉时的歌谣，轻柔甜美。女儿从小就展示出远胜过我和妻的唱歌天赋，我主观地认为，是隔代遗传。母亲写得一手好字。她写的字很小，但笔锋中柔中带钢、架构清晰、十分隽秀，似乎与常见的楷书、行书、草书等都不同，自成一体。父亲多次提到，母亲没多花功夫在写字上，可惜了。母亲的家庭背景在旁人看来也很值得一提。外婆、外爷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从二十年代起，就一直从事教育事业。外婆是西安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二到第五届委员会的常委。外爷更是桃李满天下，很多学生解放后都身居高位，最有名的当属习仲勋。外爷当年在富平执教，是习的启蒙老师，“仲勋”二字也是外爷给改的。母亲一辈兄妹五人，三个姨姨也都是大学毕业。舅舅37年还是一名高中学生，就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先后担任过西安市公安局副局长、铜川市副市长、陕西省机械局副局长、陕西省统计局局长等职务。这些母亲从不对外人讲，也极少对我们提及。好多事情是近几年甚至是母亲去世后，才从父亲及其他亲戚那儿得知的。

母亲特别不喜欢求人，怕给人添麻烦。陕西书法协会副主席吴三大是母亲的表弟，从小一起长大，分住在一条胡同的相邻院子里。早年间外婆曾给过他们一家很多经济资助。舅舅、姨姨们的客厅中都挂有他书写的条幅。按说要一幅字不是件难事，但母亲从未张过口。舅舅虽然官阶不低，但同我们来往也仅限于逢年过节串串门，唠唠家常。母亲对钱财异乎寻常地淡漠。父母是新中国成立后入学的第一届大学生，五十年代起，父母的工资一直算是比较高的。到了在八十年代，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之时，父母亲已退休，提级、涨工资等好事都没赶上。那时我们几个都在上学。家里的相对生活水平比起亲戚、朋友、四邻似乎还下降了。但从未听到过母亲对政府、对社会有任何抱怨之词。退休后，母亲在一家小商店作会计，薪水不高。每天步行上班，来回约四公里，手里拎个布包，脸上依旧笑眯眯的。母亲对我们的学习工作也没有过多不切实际的要求，努力了就好。“比比人家的孩子……”这种话，母亲是绝对不会说的。家里的儿孙辈中既没有当官的，也没有赚大钱的，都是本分的普通人，母亲仍然很满足。母亲评价孩子们的口头禅永远是：好，都好，都是乖娃！

母亲正是以这种友善真诚的待人方式，赢得了外人的尊重、家人的爱戴；以这种平和超脱的处事方式，享受到了生活本应有的快乐。从这个意义上讲，母亲确实是有福之人！

母亲三周年的祭日就要到了，我着手收拾回国的行李。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母亲追悼会时用的孝牌和孝布，小心地放进背包里。按照家乡的习俗，白色的孝布三周年时是要被拿回去烧掉的。和衣推门走到屋外，秋冬之交的多伦多，夜晚寒气逼人。极目朝东方眺望，薄雾中透出光亮，那就是传说中的天堂？善良慈祥的母亲在那边应该过得很好吧？一定是的！

写于201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