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约翰逊是我喜爱的一位作者。他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入选美国《时代》杂志2000年一百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他曾是一名激进的左翼人士，但后来右转，成为传统自由主义的著名知识分子代表。这样的经历使他对双方阵营的观点都有更切肤的认识, 因而思想更深刻。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观点，看他的著作绝不枯燥。他的书写得很生动，多事例佐证。他的最著名作品是《论知识分子-从马克思和托尔斯泰到萨特和乔姆斯基》。目前大部分出版的历史都是进步主义知识分子写的，都是左派的视角。换一个角度，看看古典自由主义的历史视角，会带来一些启迪。他的1100页的三卷本《美国民族史》从发现新大陆写到克林顿，对美国历史重新诠释。不为尊者讳，不以成败论英雄。秉笔直书，客观中肯。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史料。 在书中，他首先切入的问题是：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和西班牙、葡萄牙和法国殖民地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美国发展强大，而拉美落后衰弱？原因之一是资本主义（由私人和竞争性的货币市场融资）从一开始就在英国殖民地出现了。由许多个人集资投资，以供应和装备探险队。这也是为什么英国人在美洲的殖民地最终如此成功并创造出了如此众多的基础牢固的殖民群落。西班牙人，在对付印第安人的时候，手段残忍，毫不留情。后来的英国人，注意到了西班牙人的这个典型特征。伊丽莎白时期的约翰·胡克把西班牙人视为道德上的劣等人，“他们集所有的残酷暴虐于一身……他们征服了一个赤身裸体、逆来顺受的民族，从这些人的身上，他们寻求的只是利益，而不是任何宗教或公共福利的创建，他们施行最残酷的暴政，惨无人道地把土著人烧烤至死。”而英国人的目标是“传道和施洗，让人们皈依基督教”。野蛮和文明的分野，从一开始就给殖民地的发展打上了烙印。在美国殖民地建立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就产生了按照英国议会模式建立起来的代议制。无论是西班牙人的、葡萄牙人的，还是法国人的其他美洲殖民地中，都不曾有过类似的东西，尽管其中有些殖民地当时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了。在18世纪中叶，对法国的恐惧，是把美洲殖民地跟英国紧紧绑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落到法国人的旗下，被视为降临在他们头上的最糟糕的一种可能性。英国是一个自由主义国家，有一个最低纲领派政府，有着言论、集会、出版和一定宗教自由的传统。对于一个大英帝国的臣民来说，要从米字旗转到鸢尾花（法国王室纹章）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法国依然有一个神权专制主义君主政体。法国政府强大得令人生畏，无所不在，而且要求过多，甚至把手伸过了大西洋。它征召臣民入伍当兵，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此外，它还是一个天主教国家，不习惯宽容。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它预示着20世纪的极权主义暴政——对个人自由来说，是一个比英国议会制立宪王国政府要远远大得多的威胁。最初的弗吉尼亚殖民者都是些绅士冒险家、没有土地的人、契约奴工，因为渴望在新大陆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财政状况而走到了一起。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着眼于英格兰的公正和自由的经验主义传统，试图应用习惯法，按照公共利益来管辖殖民地，依据全体公民的普遍需要来立法。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将构成美国传统（无论是公共传统还是个人传统）的一个主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益而温和的创造性因素，对所有时期都有益。即美国传统的个人自由主义和法治精神。而五月花号上的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来到美洲，主要并不是为了发财，甚至也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在人间创造上帝的王国。他们是狂热分子、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分子、圣徒。而且，他们当中最优秀的人，或许也可以说是他们当中最极端的人，都是些自以为是的家伙，狂热、不妥协、傲慢自负。他们还精力充沛、百折不挠、英勇无畏。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将构成美国传统中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一因素富有创造力，却也是意识形态的和理性的，是多刺的和顽固的，有时候倔强到自我毁灭的程度。即美国传统中的理想主义和进步主义成分。这两种传统都将牢固确立，然后一决胜负，有时候是建设性的，偶尔也有着巨大的创造力，但有时候却是社会和政府的危险之所在。1692年塞勒姆女巫审判，法治的崩溃发生在新英格兰的政治架构动荡之时。与塞勒姆审判类似的事件后来还有：1919～1920年间的“红色恐慌”，1950年代初麦卡锡参议员对共产主义者的搜捕，1973～1974年间水门事件的歇斯底里，以及1980年代的伊朗门事件。然而，让历史学家感到吃惊的是，人们从这一事件中恢复过来的速度，以及当地政府和社会对承认错误、做出赔偿及探索真相的渴望。这在任何时代的确都不同寻常。对于美国的未来（作为一个人道的、探求真理的共和国）也是一个好兆头。法治的确遭到了破坏，但它又在忏悔中迅速恢复了。约翰逊的以上历史描述回答了文章开始的问题：美国的建立和强大有法制的基础。美国传统和法治以及法治的自愈能力就是美国不同于拉美其他国家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