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提升國民素質，關乎子孫萬代的國家根本大計。舉凡隨地吐痰、擅闖紅燈、加塞插隊、漠視禁令、踐踏草地、高聲喧譁等等不堪形象都是素質和道德教育缺失的惡果。教育本是要政府投資，輿情監管，教授傾心投入的事業，今天成了亂紛紛你方唱罷我又登場的撈金產業，縱然萬世師表的孔聖人轉世又能如何？有人提出要中興儒學，實在不知其依據是什麼。

浮躁、拜金、信仰缺失、喪失做人的基本榮辱觀是目前社會的幾大毒瘤，也是教育產業化帶來的必然後果。所有文化和教育的墮落，官場的奢華腐敗，民間好逸惡勞、笑貧不笑娼等已經被新中國掃除的腐朽風氣死灰復燃等等等等都是這些毒瘤的典型衍生現象。遺少以為，胡總提出的“八榮八恥”只能是“急則治其標”，先在底線卡位，防止社會風尚繼續沿下軌滑落。真正的根治道德滑坡，還是要從主義信仰入手滴。熱切地期待中央能夠在社會轉型期把握機遇，在四中全會腳踏實地議上一議，主導新時期精神信仰的平移轉換，洗卻右翼潑在偉大領袖毛主席身上的污水，重樹主義和理想信念，讓《國際歌》在中國再度唱響，這才是大中國凝聚人心，共赴中興的根本解決之道。

鑑於多元化社會已經成形，即使讓孔子、老莊、基督耶穌、真主穆罕默德占領一些市場也未嘗不可，有信仰有敬畏總比什麼都不信又不懂科學還沒有組織要好哇，否則一有風吹草動那就是多少億的義和團呵。官場是社會風尚的導向標，官場文化的頹廢，官員道德的墮落，官僚作風的浸染，官吏形象的敗壞，成千部官場小說已經做了入骨般的描繪，哪個老百姓不知其中三昧？這個事情還是要靠胡哥和十七大的中委們早做政改打算，整治咱的隊伍呀。

從鴉片戰爭起，在西方法治文化的強烈衝擊下，中國統治者逐漸失去了自信。開始只是“師夷長技以制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還有“德主刑輔”的泱泱氣度。隨着清王朝的倒台，中國社會便拜倒在西方法治文化之下，砸爛了德治文化的祖宗牌位“孔家店”，法治未立，德治已無，社會進入了大動盪。毛爺爺奠定新中國，實際上推行的基本上是帶有社會主義新理念的德治。想當時，一共也就憲法、婚姻法兩三個法，道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景象還是有的，肯定是絕對沒有防護欄和保險門這類產業的市場。德治興盛的高峰是文化大革命，以紅寶書為最高法。但是，在小生產的叢林中，理想主義的德治缺乏法治輔助也難以成功。改開後，在引進西方經濟制度的過程中，社會又走向另一個極端：道德被扔進歷史的垃圾箱，“依法治國”成為響徹雲天的口號；全國人大各省市地方人大馬不停蹄地立法，但惡性案件卻火箭般地竄升；全社會道德淪喪，信用全失，以丑為美，以惡為善，以假為真成為常態。官員腐敗，擅權弄法；企業腐敗，逃稅走私；學術腐敗，斯文掃地；百姓腐敗，明哲保身（百姓可以說是最不腐敗的了，百姓為眾，還有救啊）。社會經濟在繁榮的表象下積累着巨大危機；到處是“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的末日心態。政權只顧“維穩”，哪有餘力去發展創新？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胡總才又提出八榮八恥，重新收拾道德人心，“以德治國”才成為值得我們重新考慮的一個選項。

“誠實守信”，必須要有一個信仰；“見利忘義”，肯定是利益誘人。中國社會現在實質上已經淪入了迷失信仰，除了金錢什麼也不值得一拜的境地。要想做到“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其實很難。

因為當我們引入市場經濟時，只注意到了市場經濟逐利性的正面效應，而沒有注意到其道德因素的負面作用，設計師放縱了“看不見的手”所倡導的利己主義原則，將中國傳統文化和革命文化當作保守、僵化、落後、封建、“極左”的元素一盆水撒潑出去附地難收，全社會一切向錢看，使市場經濟失去了道德制約，也使法治迅速變形，成為強者欺壓弱者的新的階級壓迫的工具。一旦市場既失去法律制約，又失去道德制約，那麼“劣幣驅逐良幣”規律就將在一切領域發生。於是我們看到，一切都成了商品，包括權力、法律、文憑、良心、臉蛋，甚至某些器官，而且儘是假冒偽劣的商品。不僅如此，當代中國無法借鑑發達國家掠奪殖民地的經驗，在國際經濟格局中處於被積累、被剝削的不利地位，市場經濟的兩極分化效應不但無法輸出，還被迫輸入，中國正面臨重新成為外國經濟殖民地的極度危險。

這樣，落實胡總執政為民的問題。首先要恢復道德規範，而道德的核心則是信仰。中國社會目前的道德大滑坡正是由於信仰失落造成的。所謂“大道不興，小義濫行；正教不顯，邪教猖獗。”

重建信仰是時候了。而“深入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方式就是重建當代中國信仰的優選手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