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出生於1953年6月，如果在上海，1952年9月1日至1953年8月31日出生的人按照受教育序列應該在1966年9月進入初級中學學習，1969年7月初中畢業，簡稱69屆初中。據說一尊1965年就進入了北京的八一中學，有人猜測他早上學一年，也有看到過其它的說法，如果紅色江山固若金湯，若干年後就該是馬克思主義學院的碩士或者博士生研究題材了。

 不太清楚北京的情況，上海的69屆所謂“初中畢業生”是在1980年才獲得補發的“畢業”證書的，要獲得補發的“初中畢業”證書，必須參加教育當局舉辦的考試，算術考題是小學四則混合運算，語文是寫二百字的作文；拿着這張由上海教育當局補發的“初中畢業”證書，這批69屆“初中畢業”生才能在各種表格的學歷欄目上理直氣壯地填寫上“初中畢業”；既為自己臉上塗脂，更為當局臉上抹粉。

 很不幸，我自己就是上海市69屆“初中畢業”生中的一員，雖然我出生於1954年，命運驅使中竟然成為69屆中的一份子。我是69屆，我被驅使去雲南邊疆農村種地；按照實際年齡，我應該是上海的70屆，最壞的命運是在上海本地農場種地。

 1966年5月中旬中共中央發表了進行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我就讀的順昌路小學立馬陷入混亂全面停課，教職員工寫大字報批鬥校長，我們這些小學生無人管教打發回家就此失學，離小學畢業還差一個半月，算術正好學到比例部分。

 滿大街的大字報。四處抄家的人群。批鬥會。跳樓的血淋淋的老頭。上吊的中年女人。街道上熊熊燃燒的書籍。被剃了陰陽頭剪了褲腿的哭哭啼啼的女青年。北京男女紅衛兵大哥哥大姐姐們穿着軍裝（沒有領章帽徽）在上海街頭跳舞唱歌宣傳毛澤東思想，也見到他們耀武揚威地在街頭揮舞軍用皮帶抽打1947年當過山東海陽縣某鄉大鄉長的上海電機廠老工人。。。。。。如此這般到了1967年10月底。

 1967年10月底中共中央發文件要求全國各地中小學生“複課鬧革命”，我也收到了入學通知書，就近就讀於東風中學，11月7號報到。

 1967年11月7號按時到東風中學報到，分派到初一3班。按時進入教室就座，老師的講台桌上已經放着厚厚的兩摞新書，散發着油墨的香味。我父親對我期望甚高，我的哥哥就讀於上海最好的寄宿制中學又從上海最好的大學畢業，我父親從來就把我標定在上海市最頂級的那幾所中學，現在，1967年11月，父親身心交瘁奄奄一息靠洋地黃續命，我進入了這所上海市最普通的中學。

 老師講台上摞着的散發着油墨芬芳的書是《毛澤東思想哺英雄》，每人一冊，每冊0.51元，這是我“中學”學習經歷中唯一的一本教科書，翻開這本書的第一課，是《毛主席的好幹部門合》，門合之後是王傑歐陽海。。。

 我的初中第一節課就是學習毛主席的好幹部門合；誰是門合？他是做什麼的？感謝互聯網，打字到這裡，趕緊Google門合。

 剛剛學習了毛主席的好幹部門合，學校宣布學生們要分成兩部分下鄉勞動或者下廠勞動。我被分配去上海市三林塘公社下鄉勞動。時值初冬，去到三林塘，玩耍為主勞動為輔，轉眼就到十二月底。大家回到上海過元旦過春節，春節後接到通知，凡是在農村勞動的，一律到工廠勞動，凡是在工廠勞動的，一律去農村勞動；按照此輪轉安排，1968年二月，我去到上海色織四廠。

 工廠離家不遠，乘坐17路無軌電車就到工廠門口。我的工作是操作計量機，非常容易，把一筒筒完工的布匹安裝到機器上夾住，打開開關機器大軸旋轉，最後給出布匹長度記錄在本子上再記錄在紙簽上，把紙箋用細鐵絲固定在計量過的布匹上即可出廠。工人們分早中兩班上班，而我們學生是長中班，每天下午3點上班11點半下班，有中班伙食津貼一毛五分錢還有上下班車貼8分錢。我都是走路上下班，省下車錢等於每天有8分錢的收入，而伙食津貼一毛五分正好夠在工廠食堂吃晚飯。如此這般，認認真真在工廠勞動到6月30號停工，渡過學校日曆上的暑假。

 暑假結束接到學校通知，在工廠勞動的去農村勞動在農村勞動的去工廠勞動。這一次我被分派去張江公社。現在的張江地區是上海的高科技工業園區，高樓林立；那時候的張江公社卻是一片蕭條，草屋處處可見。我和鄭同學很幸運地住進一戶富裕人家，家裡就孤單單一個老婦人，丈夫早已謝世；她是從上海工廠退休的工人，每月有固定的退休金，她只有一個孩子，在貴陽工作在貴陽成家。住在她家裡有乾淨的房間有溫熱的一飯一菜。老婦人說，付不付飯錢可以商量，如果沒有錢的話；但是糧票一定要付，多付30斤糧票的話，飯錢全免。

 老婦人很小就在上海一家編織廠做工，居然有50多元退休金，她要費勁周折把上海糧票換成全國糧票接濟遠在貴陽的兒子一大家，她還要省下退休金從黑市買進全國糧票寄去貴陽兒子家去；兒子有四個小孩，糧食不夠吃。大家問她做童工的經歷，她總是笑笑，用溫柔的眼神看着大家，輕輕地用上海本地話回答大家，“還好還好，這世上老百姓哪個可以不做工”。

 我們是9月初到張江公社的，幾個同學被扔在同一個生產隊，既沒有老師或者其他成年人帶隊，也沒有生產隊農民帶領大家勞動，同學們所做的事情依然是串門聊天，四處閒逛，還去小鋪子花2分錢買一支大前門香煙來學吸煙。沿着清清的小河可以從張江公社的生產隊走到北蔡鎮周浦鎮六里鎮玩耍（從張江到北蔡到周浦到六里，現在都要坐好幾站地鐵）。這就是1968年下半年在上海市的“初中學習”經歷。 

 1968年12月22日晚上，村頭電線杆上的小喇叭里傳來毛氏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言論，村民們就集中起來，取出鑼鼓家什乒乒乓乓敲起來，大家沿着村子走10圈，一邊走一邊高呼口號，歡慶偉大領袖發表最高指示，歡呼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然後就都回屋子裡睡覺。

 第二天接到通知，我們的下鄉勞動勝利結束，回家過元旦。

 1969年2月新學期開始，下廠勞動的和下鄉勞動的都碰在一起，坐在教室里聽工宣隊員講課，管理我們這個班級的是一位面容嚴肅的女性，大約40來歲，穿一身藍布工作服穿一雙黑布鞋，聽說她是從上海搪瓷三廠派出來的。她站在講台上，第一節課是對花名冊，叫到的起立，用陰沉的眼光狠狠地盯着人臉看幾秒。第二節課就把學生一個一個叫到講台上背頌毛氏關於知識青年下鄉的語錄。凡是一字不差背出來的，遣回座位坐下，那些背不出來的或者有些差錯的，一律站在角落裡等候發落；全班學生54人，立壁角的有十來個人，最後叫這些人向毛氏畫像鞠躬請罪第二天再背。凡是如此，雞飛狗跳了近三個月，沒有學過一丁一點科學文化知識，個個學生背出了毛氏的三篇文章，到達滾瓜爛熟倒背如流的程度。（《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紀念白求恩》）

 1969年5月，學生們再次被送去勞動，我去的是上海搪瓷三廠，正是我們班級頭目女工宣隊員的工作單位。我們在這家工廠的工作就是用紙張把林林總總的日用搪瓷產品簡單包起來以避免產品摩擦產生瑕疵。工作不累環境骯髒，陰暗的車間裡粉塵飄蕩。我們的工作全部在白班，這樣就沒有任何伙食津貼，去工廠做工還得自己帶飯，食堂提供免費加熱，8分錢一天的車貼依然發放。

 1969年6月底，全部學生結束勞動，在家等待上山下鄉去農村的那一個時刻的來臨，學校工宣隊號召學生積極踴躍提前報名提前下鄉提前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去向是安徽淮北地區插隊落戶，江西南部地區插隊落戶，吉林榆樹地區插隊落戶，貴州遵義地區插隊落戶，還有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及農場以及雲南生產建設兵團。自上海開埠以來文化水平最低的一屆“初中畢業生”誕生了。這批人在以後的下崗潮中成為失業大軍中比例最高的一群人；也是目前上海市養老金領取者中領取金額最低的一批人。這批人中的大多數會在今年（2023年）度過70周歲生日；這批人中的絕大多數認為自己有初中畢業學歷。

 著名畫家陳丹青先生也是上海市的69屆，但是他拒絕承認自己讀過任何中學，他只承認自己讀了六年小學，是小學畢業生。誠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