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保羅·約翰遜《美國人的歷史》讀書筆記之三 保羅·約翰遜是我喜愛的一位作者。他被評為20世紀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入選美國《時代》雜誌2000年一百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他曾是一名激進的左翼人士，但後來右轉，成為傳統自由主義的著名知識分子代表。這樣的經歷使他對雙方陣營的觀點都有更切膚的認識, 因而思想更深刻。不管你同不同意他的觀點，看他的著作絕不枯燥。他的書寫得很生動，有很多事例佐證。他的最著名作品是《論知識分子-從馬克思和托爾斯泰到薩特和喬姆斯基》。
目前大部分出版的歷史都是進步主義知識分子寫的，都是左派的視角。換一個角度，看看古典自由主義的歷史視角，會帶來一些啟迪。他的1100頁的三卷本《美國人的歷史》從發現新大陸寫到克林頓，對美國歷史重新詮釋。不為尊者諱，不以成敗論英雄。秉筆直書，客觀中肯。有很多鮮為人知的史料。
威爾遜首次在美國引入了慈善的大政府。但威爾遜“被權力腐蝕了，他擁有的權力越多，腐敗就越深，就像他靈魂中的酸一樣。”威爾遜不允許德國人參與巴黎和會的談判，談判只能在協約國中間進行。在德國人看來，《凡爾賽和約》既是粗暴蠻橫的不公，也是赤裸裸的欺騙，是對他們的國家尊嚴的公開侮辱，因此決定了他們必定會尋求糾正和報復。《凡爾賽和約》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掌權背後的推動力，也是他侵略的藉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誘因。
哈丁：“美國眼下所需要的，不是豪言壯語，而是康復，不是靈丹妙藥，而是常態，不是革命，而是重建，不是外科手術，而是平靜從容。” 無論是從美國公民的投票，還是從職業歷史學家的觀點來看，哈丁通常被認為是最後一位值得尊敬的總統。
卡爾文·柯立芝：20 世紀沒有人更優雅地定義政府的局限性和個人努力的必要性。柯立芝削減稅收，提倡自由企業，並且是20世紀所有總統中苦難指數（通貨膨脹加失業率）最低的。
胡佛：胡佛所做的事情後來被稱作“凱恩斯方案”。他大幅度降低稅收，並增加了政府的開支。他故意抬高巨額赤字。1931年的財政赤字是22億美元，政府開支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從1930年的16.4%增長到了21.5%。這是迄今為止政府開支中最大的一次增長。胡佛執政4年所啟動的公共工程項目，比此前30年還要多。它們包括舊金山灣大橋、洛杉磯高架渠和胡佛大壩。新政的基本要素已經就緒。它的主管人之一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承認：“實際上，整個新政就是胡佛所啟動的那些計劃的延伸。”
富蘭克林·羅斯福以四個特徵為標誌。首先是花公款的能力。在海軍部，他是大手大腳花錢的一流高手，是想要得到大訂單的說客和議員們以及像海軍部供應商喬·肯尼迪等騙子們的渠道。1920年，他承認他曾“干下了大量的違法勾當，足以讓他在大牢裡呆上999年”。第二個特徵是撒謊的能力。他撒過的謊多得數不清。為了讓自己從“紐波特醜聞”中脫身，他撒起謊來口齒伶俐，輕鬆自如。第三個特徵是勇敢而倔強的堅持不懈。第四個特徵是，他發展出了各種各樣的公共關係技巧，是第一個對無線電給予了特別關注的美國政治家。
所謂新政就是個神話。用了九年的時間和一場世界大戰才走出大蕭條。如果沒有政府干預，經濟應該早就恢復了。
珍珠港被襲擊前的美日談判中，日本提出了和平提議，以日本在南印度支那撤軍換取美國開禁石油。由於中英的反對，羅斯福擱置了日本的提議。如果美日談判成功地把戰爭推遲過1941～1942年間的冬天的話，很可能什麼也不會發生。即時德國在莫斯科的失敗很可能會阻止日本把它的命運跟軸心國綁在一起。
羅斯福並不十分清楚二戰之後的政治目標。他缺乏丘吉爾的透徹和洞察力。對美國的民主政治，他常常敏銳而精明，但對於全球政治戰略，他卻極其天真，有時候無知得令人悲哀。特別是，像他那個時代的很多知識分子一樣，他也傾向於根據其表面價值來看待蘇聯——一個熱愛和平的“人民民主政權”。遵從羅斯福的命令，艾森豪威爾拒絕了英國下屬蒙哥馬利將軍的提議——傾盟國之力，直搗柏林，畢其功於一役，這樣或許可以在1944年結束戰爭。結果，俄國人搶先進入了柏林，並且在這個過程中占領了大多數東歐國家以及德國的一半。相比艾森豪威爾的單純軍事目標，斯大林還有政治目標：在戰後時期控制最多的領土和自然資源。在羅斯福的堅持下，蘇聯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脫穎而出，成為它唯一的受益者。羅斯福傾向於把斯大林想要的東西給他，因此使得蘇聯在東歐打造一個由眾多共產主義極權國家所組成的龐大衛星帝國成為可能，這個帝國一直持續到了1980年代末。
羅斯福拒絕支持英國提出的要求：派出一個國際團隊監督斯大林所允諾的波蘭選舉，而是滿足於俄國人所做的保證：“所有民主的、反納粹的政黨都有權利參加選舉。”尊重“所有人選擇他們生活於其下的政府形態的權利”。羅斯福到最後才意識到他對斯大林的輕信導致了波蘭被蘇聯控制。
艾森豪威爾的美國，依然可以看出是源自於開國先賢們的那個共和國。美國依然對自身和自身的價值充滿了純樸天然的自信。愛國主義受到尊重。見到國旗會舉手敬禮。民族大熔爐依然在運轉，熔煉出來的是純粹的美國人。“美國生活方式”是一句讚揚的話，而不是罵人的話。上進是人們的目標。商業上的成功受到人們的鼓掌喝彩，被等同於國家的利益。
肯尼迪的本能把他置於麥卡錫同一個陣營。他跟尼克松相處得很友好。他僅僅在名義上是個民主黨人。肯尼迪在政治上的提升，本質上是建立在金錢和腐敗的基礎之上。他是他父親用金錢打造出來的。為了迎合自由主義者和知識分子，一個全新的肯尼迪脫穎而出。詹姆斯·伯恩斯受僱打造了一部聖徒傳記，喚作《約翰·F.肯尼迪：一部政治傳略》。另外一些作家則捉刀代筆，寫了一大堆由肯尼迪署名的文章，發表在五花八門的報刊雜誌上。正如他的一位傳記作者所寫的那樣：“從來沒有哪個國家級的名人像他那樣始終如一地、恬不知恥地利用別人來製造自己作為一個偉大思想家和學者的個人名聲。”
肯尼迪藉助行賄贏得了黨內的初選。用於直接行賄的錢，部分來自肯尼迪的保險柜，部分來自黑手黨。FBI的竊聽記錄和文件顯示，黑手黨的錢付給了一些關鍵的選舉官員，包括地方司法長官，為的是通過一切可能的手段，讓肯尼迪在競選中勝出。作為回報，老約瑟夫允諾在聯邦調查中幫這些歹徒一把。
大選中也有很多作弊。據一位專家計算，在德州“至少有100,000張支持肯尼迪的票壓根就不存在。”在一個投票站，登記選民只有4,895人，統計的票數卻有8,858張。在伊利諾伊州，尼克松拿下了該州102個縣當中的93個縣，然而卻以8,858票之差丟掉了這個州。有壓倒性的證據表明：這裡面存在大規模作弊，以支持肯尼迪。黑手黨在這場欺騙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黑手黨的老闆詹卡納經常對朱迪絲·坎貝爾（他和肯尼迪共同的情婦）自吹：“聽着，寶貝，要不是因為我，你的男朋友壓根就進不了白宮。”
每次準備電視辯論，肯尼迪都要在下午找個妓女熱熱身，由他手下的工作人員去尋找並付錢。甚至就在他舉行就職典禮的那天夜裡，在傑奎琳上床之後，他還搞了一個女人。
導彈危機中美國其實是失敗。危機發生在戰略核武器問題依然對美國非常有利的時期，發生在一個美國在傳統力量上享有壓倒性優勢的舞台上。肯尼迪因此能夠要求不折不扣地恢復原狀，而無需美國作出任何讓步或保證。事實上，他可以走得更遠；他可以堅持懲罰——讓蘇聯公開接受一個中立的、解除武裝的古巴。正如艾奇遜公正地指出的那樣：“既然我們已經給赫魯曉夫擰上了翼形螺釘，我們就應該每天給它擰緊一點。”相反，肯尼迪不僅在朱庇特導彈的問題上作出了讓步，而且還默許共產主義政權在古巴的繼續存在，並公開與蘇俄結成軍事同盟。
1961年11月，肯尼迪派出了第一批7,000人的美軍去越南，從而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踏上了那條通向泥潭的光滑斜坡。這是美國犯下的第一個真正的大錯。第二個大錯是擺脫吳庭艷。吳庭艷是迄今為止最能幹的越南領導人。
林登·約翰遜持之以恆地尋花問柳、追蜂逐蝶。在他擔任總統的5年時間裡，卻從未爆出過醜聞。他所獲得的豁免，要歸功於他跟埃德加·胡佛之間的密切關係，約翰遜像他的前任肯尼迪一樣，出於個人原因，而讓胡佛繼續擔任聯邦調查局的局長。他說：“讓他呆在帳篷裡面而到外面去撒尿，總好過讓他呆在帳篷外面而到裡面來撒尿吧。”
約翰遜花在福利上的錢第一次比國防開支還要多。在1949～1979這30年的時間裡，國防開支增長了10倍，增長到1,145億美元，大約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到5%。然而，福利開支卻增長了25倍，增長到2,590億美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約翰遜同樣要對聯邦政府開支在GDP中所占份額的危險增長負有責任，這個比例在1950年下降到16%，在林登·約翰遜治下上升到20%，而在他的大社會計劃的衝擊下，這個比例上升到了1975年的22%。
卡特通過一些好心好意、卻考慮不周的冒險，使美國雪上加霜。其中之一就是他的“人權”政策。卡特政府一方面很善於挖朋友和盟國的牆腳，另一方面卻對冷戰的擴張束手無策。20世紀的經驗表明，一個文明強國自己強加的約束，比無濟於事還要糟糕。無論是朋友還是敵人，都一樣不把這些約束看作是人道的證據，而是把它們視為罪疚和缺乏道德信心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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