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和孟森为何双双成为中共的大红死人？

  民国作家鲁迅，和历史学者孟森，一个死于1936年，一个死于1937年，他们在身后，都先后受到中共当局的高度捧抬：

  鲁迅受宠于先，被蟊贼东同志捧成“民族脊梁”，其多篇文章被列入中共国语文教科书的“必读必考文章”。

  但是，大约在僵贼泯抛出“三个代表”之后，鲁迅受宠的温度明显降温，因为他针砭国民党政府的多篇文章，暗合僵贼泯时期及之后的中共国现实，引发老贼及其接班的心惊，鲁迅的多篇文章又被从教科书上下架。

  孟森身后的受宠，晚于鲁迅，他的“史学成果”，在“邓改开”之后才走红，到了九十年代末，廿一世纪初，孟森俨然成了中共国官方钦定的“最权威清史专家”，他的“史学成果”堂皇然成为中共扯谈历史的央视“百家讲坛”的指导思想，孟森的“学术”，也成为中共御用满遗阎崇年之流歪曲历史的《圣经》依据。

  接踵离世的民国人物鲁迅和孟森，身后接踵成为中共的红人，这是一个鲜有人注意的、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鲁迅和孟森双双成为中共的大红死人，当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共的精心挑选；中共为什么选择这对死宝，是因为：

  首先，死人不会说话，任凭中共拿捏而没有政治风险。

  其二，他们都双双最有利于中共政权。

  鲁迅不是中共党员，拥有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和民国知名作家的光环。鲁迅的一生，先后大骂恶骂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而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是中共的敌人，因此鲁迅的文章自然给中共帮助不一般，由鲁迅出来骂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当局，自然比中共的文宣系统出来骂效果要好得多；

  晚年的鲁迅倒向了布尔什维克，多篇文章鼓吹马列主义，死前还给成功逃窜到陕北的匪共武装发电报祝贺，这对匪共形象的加分，显然远超中共宣传部门的“王婆卖瓜”。

  因此文豪鲁迅等于是中共的编外宣传部长，且他对中共形象的装点，效果远远超过中共自己的党宣机器。

  鲁迅最有助于中共欺世盗名；孟森则最有利于中共掩盖罪行：

  虽则孟森生前与中共没有交集，也无评论，但这个精神满遗的治史方法和思维方式，却最有利于中共遮丑掩罪。

  孟森进行学术的思维方式是：先假定风传的（历史上的）某件事不存在，然后就去搜寻某件事存在的证据，如果找不到某件事存在的证据，则证明了某件事是不存在的。

  满遗和中共当局吹捧孟森的这种思维“严谨”，实际上这种思维漏洞三尺三！头脑正常的人都知道：如果找不到某件事存在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了某件事不存在，因为还存在两种情况，导致证据找不到：

  第一，证据遭篡改了，或者证据被销毁了（满清和中共当局都大量地篡改和销毁证据）；

  第二，证据藏身隐秘之所，暂时未能找到。

  孟森根本无视这两种情况的存在，可见，他连正常人的思维能力都不具备，这是一个才具非常平庸的人，他的“历史学家”头衔，完全是浪得虚名。

  以孟森此种“严谨”的思维方式考察历史，必然会得出中共国“大跃进”之后（1960年前后）饿死四千万人以上的三年大饥荒子虚乌有的结论，因为大饥荒的档案已被周恩来销毁了——找不到证据，就证明没有其事嘛！

  从这种脑残的思维出发，孟森的治学方法就是：以官史为最高权威，再结合民间能够相互印证的个人佐证，来还原“历史真相”，来论证历史事件的有无；但同时，却全不考虑官方对档案的篡改、销毁，以及文字狱等恐怖暴政，对个人佐证的吓阻和歪曲效果。

  于是，在孟森“严谨”地考证下，野史盛传、甚至有抗清志士诗句佐证的孝庄下嫁、董小宛进宫、顺治出家、雍正篡位、雍正遇刺、嘉庆雷毙、慈禧先后谋杀同治与光绪。。。等等对满清形象不利的事件，都统统不存在，满清果然“伟光正”了！

  极有利于为满清洗地，这就是满遗酷爱孟森的根本原因。

  中共当局自然也很欢迎孟森的“治学方法”，因为极有利于自己掩盖罪行，只要把档案篡改和销毁了，把民间的说法禁毁了，自己就象满清一样“伟光正”了嘛！

  而且，以学术的方式为暴政掩罪遮丑，那种精致化的效果，岂是共产党的党宣系统能取得的？

  以后清自居的中共国，在末期大力捧抬孟森，无非是推广孟森的脑残思维方式，以培养出大大小小的当代孟森，以学术的方式，把中共的罪恶史，“考证”成大大小小的“疑案”——最终象伪清官史那样，整一个搅成一本糊涂账。

  曾节明 2023.2.28 微雪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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