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5月，大順軍西撤之後，山東，河北，河南等地區的原設大順政權被死灰復燃的明朝官紳顛覆；另一方面，清軍在占領北京附近地區後，因強制推行剃頭政策，激起民變，許多地方民眾揭竿而起反對清廷統治。多爾袞為穩定秩序，一方面調整剃頭政策，安撫民心；一方面派兵掃蕩鎮壓民變。在這種形勢下，清廷需要一段時間以鞏固自己在京畿地區的統治；另外，清廷對退往山西的大順軍也還有所顧忌，一時不敢輕易派兵南下。這樣，畿南，山東和豫東地區在兩三個月的時間裡處於權力真空狀態。

這種真空狀態本來給南明朝廷提供了出兵占據領土擴大勢力範圍的良機，可是，弘光朝廷卻按兵不動，坐失良機，拱手將機會讓給了清廷。清廷多爾袞先後派出明降臣方大猷和王鰲永等人招撫山東，河南。又派出清兵八旗將領覺羅巴哈納，固山額貞葉臣率兵收取山東，山西。反叛大順政權的明朝官紳原本不願歸附清廷，但得不到龜縮於江淮一帶的南明弘光朝廷的支援，在清廷大軍壓境之下，只得拜表歸順清廷。於是，清廷輕而易舉占領了畿南，山東大批州縣。

弘光朝在建立之初，整個朝廷都沉浸在借用清廷兵力掃滅流寇大順軍的夢想里，所謂的“聯虜平寇”就成為弘光朝的基本國策。7月上旬，弘光朝廷討論派遣使者同清方聯絡事宜。當時朝廷內有少數頭腦較為清醒的大臣如兵部給事中陳子龍等人上疏提醒應對清廷保持警惕，主張自強之道，但被弘光朝廷否定。弘光帝朱由菘登位既然靠的是四鎮，四鎮以“定策”封爵，本無進取之心，朝廷內部的紛爭又造成文武大臣顧不上經營北方事物。

弘光朝初建時候，大順軍占領着湖北襄陽，荊州，德安，承天等地，隨着清兵占領畿輔，大順軍西撤，全國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山東和河南東部一度出現歸屬莫定的局面。在三方對峙的態勢下，因大順政權已經無力東顧，這一廣大地區就變成了南明和清廷爭奪的局面。當時，畿南，山東，河南舊明朝官紳發動叛亂，顛覆當地的大順政權，是打着恢復明室旗號的。這對弘光朝而言，乘勢出兵北上以響應官紳，乘勢擴大自己的統治區域，按理而言是再好不過的機遇，但弘光朝廷一味抱殘守缺，逡巡不前。究其原因，除了上述弘光帝靠四鎮“定策”登位，原本沒有進取之心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弘光朝廷懼怕清軍。明朝自萬曆末年以來同滿洲清兵作戰屢戰屢敗，到明朝末年又被大順軍摧枯拉朽，明廷將領望風而降，如高傑之類都是大順軍手下敗將，現如今連勢如中天不可一世的大順軍都被清兵打得一路西竄沒有招架之力，清兵之強悍能征慣戰足以讓南明朝廷望而生畏。於是，弘光朝廷維持偏安一隅狀態，卑躬屈膝討好清廷，擺出不與清廷爭奪山東，河南等地的姿態，想以此避免刺激清廷，免得引火燒身授清廷以南下的口實。同時，又坐山觀虎鬥，看清廷追剿大順軍。弘光朝這種“與世無爭”的軟弱不自持，使得清廷不費吹灰之力輕而易舉地占領接管了黃河中下游大批州縣。這些地區的舊明朝官紳既然無法得到弘光朝廷的兵力保護，無奈被迫歸降清廷。

總之，弘光朝立國之初，是以大順農民軍為敵，而對“外敵”清廷採取一味退讓政策，在自以為得計的“借虜平寇”的如意算盤下，偏安一隅，朝廷內部爭權奪利，勾心鬥角，對他們而言，只要保住江南這一片肥沃土地就足以安家立命，對於黃河流域的大片疆土和數以千萬計的百姓則完全不管不顧的。（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