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判21世纪“中国”演进的一种应有走向和结局

历史的看，任何一个国家的现实与命运，都不是人为的设计出来的。因此，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经典马克思主义把人类历史视为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马克思也充分肯定人类智慧对于未来的设计与规划能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因为人类预见的“目的性”决定了从事某种行动的意志。

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个“国家消亡”的论断。马克思认为“国家消亡”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他只是指出了“国家消亡”的原则，并没有设计和预见“国家消亡”的具体途径与方法。不过，在人类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局面后，我们已经可以初步看到，“国家消亡”绝不是国家这种政治实体的被消灭，而且国家职能和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与科技水平的提高而不断改善的过程，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国家”是一个后天产生的、治理公共事务的强力机关，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够运用传统的领土和主权观念理解国家的含义。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制度的设计和法律的制定，决不能预先持有一种自私的和狭隘的目的。因此，文明的观念和价值必须充当制度和法律制定的前提。公平并且通过公平而达成幸福的目的，这才是制度和法律的意义。

无论从理论还是20世纪下半页以来的国际社会的发展现实看，共产国家的存在都没有对人类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文明进步做出可圈可点的贡献。理论原因在于，旨在以“消灭私有制”为要义的狭隘观点不符合人类现实生活的状况，而在实践上也根本无法平衡真实人性与美好理想之间的矛盾。可见，20世纪下半页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共产国家的存在，已经宣告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破产。

世界范围内的一切存在过的共产政权，都在对待人类劳动的实际政策选择态度和理论立场上存在严重的偏离人类生活的实质要求的表现。因为共产主义的一个理论前提是要消灭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由此而在实践上限制社会分工的发育和劳动者的劳动自由，试图以一种有计划的经济制度实现社会公平，而殊不知的是，社会公平正是通过全体社会成员的自由劳动而达成的。

在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华夏民族的历史意义上的“国家”，从来都是以一个拥有具体“姓氏”的王朝来命名的。可知，中国“家天下”的历史漫长且躯壳稳固。

20世纪是华夏民族的政治架构由“家天下”转向“党天下”的剧烈变迁的世纪。但是，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华夏民族没有真正实现一场政治文明的伟大飞跃。进入20世纪，据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整整过去60年。清朝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覆亡局面。1901年清朝开始一场立宪。但是，以继续维持清王朝统治为目的的“制宪”必然失败。20世纪前10年的中国的综合性社会状况，使得清朝已经没有任何挽救的机会。在1911年10月，爆发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同年2月，清朝最后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宣布退位，清政府垮台，同时宣告了中国的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的以家族皇权世袭制的政治框架的终结。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各地拥有武装力量的军阀手中。

1911年辛亥革命后政党与政党制度的发展，中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走上了政党依靠军事武装力量的线路。

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的名称而存在，事实上在1912年才开始使用。她的全称叫——中华民国。显然，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名称，其实才仅仅有110多年。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属于一个分裂的国家。这是20世纪中叶的1946—1949年国共两党打规模内战留下的结果。一个国号是1912年创建、至今依然在台湾屹立不到的——“中华民国”；一个国号是1949年10月在北京成立、至今管制大陆7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者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所建，后者是1921年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秘密成立于上海的共产党所建。在中共成立10年之后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可以说，中华苏维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它是中共在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直接支持下创建的一个国家政体。

1950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陆与台湾，一直处于敌对的状况，于今依然。退居台湾的国民党两蒋政权，把“反攻大陆”作为根本的政治任务，大陆政权则是“一定要解放台湾”。然而，1987年后，台湾放开“党禁报禁”，民进党应运而生并在2000年大选中获胜，从成立到执政台湾仅仅用了13年时间，可以说，台湾社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民主化转型，这本身即是华人社会的一个政治上的奇迹。

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要比台湾艰难和漫长的多。台湾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经历50年的日本统治，直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归还中国。台湾至1980年代，其自身经济已经完成实质性的跨越，并且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1980年代起，中国大陆被迫展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共产政权只是在经济上为自身社会放松了管制，但是，仅仅是经济上的松绑，中国人便在短短4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远远超过以往历史4000年的社会物质财富。可见中国人自身的社会巨大创造力和蕴含的难以形容的活力。

目前，中国大陆所面临的最严峻的现实问题是，如何为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后的社会找到并且确立正确的发展方法？并且，如何为21世纪华夏民族树立起符合人民根本需要的文明的价值体系？正确的方法和文明的理论同样重要，这是21世纪华夏民族持续创新的最可靠的法宝。

然而，从中国大陆社会的实际情况看，可以明确指出，中国大陆已经完全丧失了在政治制度和政治文明方面自新、原创和升华的能力。一方面，现行体制在70多年的执政中，自觉地革除了社会内部一切有组织的政治文明力量；另一方面，现行体制固若金汤般地控制着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其触角能够直接深入到最基层乃至每一个家庭。一个结论是，中国大陆内部已经不具备发起一场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文明进步的条件。

最严峻的问题在于：现行的共产体制，难以或者根本无法完成华夏民族文明兴起的使命。而中国大陆社会的内部变革，尤其是政治改革和政治文明升华，又几乎是不可能在没有外部强力的干预下实现。从眼下情势判断，中国大陆社会在未来20—30年间，会深陷在内耗和混乱的泥淖中。

共产中国不会与美国长期和平共存。因为这样的政权与美国的立国理念、意识形态与制度形态存在根本的差别。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只有统治者意志的国家，民意不能够统领权力意志。只有在中国具备一种文明、民主的政治制度后，才能够开创于美国的良好关系，并且，创造一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不同种族共同为着人类文明而并肩前进的局面。

在最近数年里，人们将看到中国大陆现行统治模式和政治体制的快速衰亡。用一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话讲——这是不以统治者意识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一方面，现行的统治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中国大陆人已经普遍觉醒。

可以肯定，如果中国大陆人民能够进行一场伟大的政治发明和升华，那么，华夏民族从整体上便可以在短时间里迸发出无限的文明创造力。

如果21世纪的人类仍然必须通过一场大战而重建崭新的国际秩序，那么，只能说明人类的智慧仍然处于一种极其低下的水平。

但是，如果在近期未来爆发战争，无论是台海战争还是中美战争，中国大陆几乎没有通过常规战争战胜西方国家的可能性，同时，核武的运用必然引发毁灭性的打击和比常规战争大无数倍的代价。然而，核战的结果也只能使得中国社会遭受更大的损失。

   至于中国大陆，如果发生21世纪世界大战，在政治制度上必然发生实质转型，在中国大陆现行的政治体制终结后，会迎来“中华民国”的回归，而回归后的“中华民国”，在对俄罗斯的关系方面，应以“中华民国”名义，向俄罗斯索要19世纪末即清朝末年以来直至20世纪里经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侵占的中国领土，如此，中国才能够在21世纪的剩余岁月里，真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上公认的大国。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那么，华夏民族在21世纪必将是一个能够在社会发展与文明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不会成为真正的国家间的友谊。作为两个相邻的大国，20世纪中苏交往历史已经给予中国深刻的教训。即使在眼下俄乌战争的局势下，中国与俄罗斯发生军事上的联盟，两国之间的合作也只能维持到战争的结束。战争过后定会反目为敌，因领土问题和各种实际利益而发生冲突。

通过直接对抗和竞争、甚至于通过军事战争和武装冲突，瓦解西方认为的“独裁国家”以及这些国家的联盟，这是现在美国正在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美国认识到军事战争不可避免，甚至，美国制定了同时应对与俄罗斯和中国大陆的战争方案。当今世界已经开始认真面对21世纪第一场世界性战争的问题。这才是一个极其恐怖的现实。

因此，如果通过世界大战而实现“中华民国”的回归，那么，中国的疆域在21世纪下半叶会恢复“海棠叶”的形状，并且，依靠强大的文明影响力，还会对东南亚各国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当然，在21世纪，“中国”也可能再次拥有一个超越“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崭新国号。

21世纪华夏民族必须在国家理念上首先完成一场实质性的升华，然后，在全新的文明价值的指导下实现国家体制的一场伟大飞跃和重建，完成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转型，这是华夏民族的国家的一个重要的选项和必然方向。

徐国进

2023年3月4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