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定位中美關係，在中美兩國學術界都存在各種不同的觀點，本文僅是一家之言，謹供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之所以判斷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是基於：一，未來的10～15年，全球只有中國存在經濟總規模超過美國的可能(雖然屆時中國仍將是發展中國家且綜合國力弱於美國)，而且，中國還是獨立的政治軍事大國；二，鎖定“霸權頭號挑戰者”是人類社會有史以來，所有霸權國家的本能，美國也不例外，而且鎖定的對象，幾乎只能是追趕自己的中國。

　　這個鎖定，標誌着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陌生而措手不及的。陌生，是因為近現代史上，中國從未被英語民族霸權鎖定為“頭號挑戰者”，即使在中美兩國兵戎相見的1950年代，美國依然堅決地鎖定蘇聯為其“頭號挑戰者”；措手不及，對美國而言，是美國(僅僅在幾年前)還非常自信地認為，中國經濟再有潛力，總規模超過自己也是遙遠的兩代人以後的事(還未必超得過)，同時中國在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上將很快“皈依”美國，顯然，美國對未來10～15年可能發生的進程是嚴重缺乏心理準備的。對中國而言，幾年前中國也依然認為，未來幾十年世界格局還是一超多強的局面。僅僅10～15年就可能在經濟總規模上超過美國，自己在面臨複雜的發展任務，軍事硬實力準備遠遠不夠的情況下，很快就被美國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中國對此也嚴重缺乏心理準備(要知道，即使是全盛時期的蘇聯，經濟總量也只有美國的三分之二。1980年，蘇聯經濟實力達到美國的2/3以上，由於人口略多一些，人均數字為美國的60%弱。)

　　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不願意承認中美關係走向質變，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是真摯的愛國者，他們不願意看到，近現代史上英語民族世界霸權(主動或被動)的挑戰者，法、德、蘇、日失敗的命運降臨在自己的祖國。

　　但是，我們必須拋棄虛幻的一廂情願，冷靜理性地面對這個多少有些殘酷的國際關係現實：美國捍衛自己絕對霸權，“決不當世界第二”的信念是極為堅定頑固的，除非中國放棄自己神聖的和平發展權利(這意味着停止或大大放慢發展速度，降低發展質量)，否則，美國對中國的鎖定，就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歷史經驗表明，一個國家被英語民族鎖定為“霸權頭號挑戰者”，如果自己意識不到或意識模糊，那就必將對這個國家造成巨大的災難。

　　中美關係走向質變，意味着美國主動挑起的中美博弈，將可能會大大升級——美國在意識形態傳媒、貨幣金融經濟及地緣政治軍事領域對中國的一系列動作，包括日本、韓國及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海上的一系列動作，都需要放在這個背景下去把握和應對。

　　但是，中美關係的質變並不意味着世界末日，認為這場質變和博弈必將導致中美全面衝突和戰爭的觀點，是機械宿命論。

　　歷史地看，英語民族捍衛世界霸權中針對其他世界大國的戰略，總體而言是謹慎和保守的，這完全是因為迫不得已，因為任何重大的戰略失誤，都可能導致英語民族同被其鎖定的“頭號挑戰者”兩敗俱傷，其他力量中心“漁翁得利”獲得世界霸權的局面。過高估計英語民族的力量，同過低估計一樣都是危險的。

　　極端現實主義的美國戰略大師基辛格最近公開警告，美中兩國必須防止雙邊關係重蹈上世紀英德關係的覆轍，對這個警告，人們完全可以合理地詢問：誰將扮演上世紀美國“漁翁得利”的角色，取代今天美國的世界霸權呢？(認為英國心甘情願將霸權讓給美國的觀點，是對“霸權”概念毫無常識的天方夜譚。)

　　按是否成功捍衛國家民族利益這個標準，俾斯麥、斯大林、毛澤東三位歷史巨人是與英語民族霸權博弈的成功者，而拿破崙、威廉二世、希特勒、裕仁、戈爾巴喬夫則是失敗者。新中國之所以成為同英語民族霸權博弈迄今為止惟一沒有失敗的世界大國，是因為毛主席和新中國第一代領導集體，堅持了革命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成功戰略(抗美援朝，邀請尼克松訪華)，而後來的幾代中國領導核心和領導集體，繼承和發展了這套成功的博弈戰略，與此相反，德國、蘇聯後來的失敗，恰恰是俾斯麥、斯大林的繼任者背棄了他們的成功戰略。

　　60年前，英勇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我們這些今天依然享受“和平紅利”的一代人，有責任和義務向前輩和先烈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我們堅信，中華民族有足夠的精神、智慧和物質力量，正視走向質變的中美關係，迎接這場壓力巨大、考驗空前的美國挑起的中美全球博弈，並最終能夠在更均衡穩定的基礎上，重建對兩國和世界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關係。

　　三步曲，及英語民族與法德蘇日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