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人性邏輯57.“主義”就是終極的“命根子” 前一篇帖子說，克服對對衝突，要權衡不同正當的主次輕重。在西方義務論的語境裡，這個辦法會碰上一個麻煩：對錯據說不像好壞那樣子，能夠進行大小多少，主次輕重的差等分類；英國的黑爾研究道德語言的時候，還仗着母語的優勢，為此提供了一個有力的證據：“現代英語裡，‘right’沒有比較級和最高級，‘good’卻有。”怎麼樣啊，被嚇住了吧，不是？ 雖然如此，可一旦想起來，中文裡有個成語“大是大非”，並且專門用來和“小是小非”唱對台戲，同時還承認了，針對它們展開的語義分析，也是有效的語義分析，我們或許就能釋然咧：既然漢語的“大小”二字，同時兼有質和量的雙重意蘊，豈不就從一個角度見證了，對於不同的的是非對錯，不僅能從大小的角度展開權衡，而且還能從主次的角度做出比較？ 說白了，給定了“legitimacy（合法性，合意性，認受性）”與“right”“justice”的親密友誼，我們是不是也能用“現代英語”冒昧地宣布，“這個政府的‘legitimacy’，要比那個政府的‘legitimacy’大一些”呀？說穿了，無論西方還是中國，不管古代還是今天，法律條文針對不同的犯罪行為，規定的大牢刑期，不也經常會因為它們不正當的嚴重程度，有着時間長短上的參差不齊麼？ 其實吧，“正當”是不是帶有強制性，已經清晰展示了，它在質上的定位反差：與“無可無不可”的非強制正當比起來，“應當”尤其“必須”的強制性正當，肯定屬於更大更重要的“是”。正因此，柏拉圖早就說過，“我們討論的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是我們‘應當’怎樣生活的問題”，顯然不把“應當”的“義務”，當成是無足輕重的“小是小非”。 不僅如此。史上最牛的義務論者普里查德，有一次不知怎麼搞的，也流露出想與“現代英語”連同義務論，打它一回擂台的反潮流苗頭，居然主張，對錯如同好壞那樣子，也有大小之分：“幾種義務出現衝突的時候，我們應當怎樣做的決定，不是取決於‘可供選擇的幾個行為中，哪個將產生更大的好’，而是取決於‘哪個義務更大’。”當然嘍，一旦回到義務論的陣營里，大師肯定就不屑於回答下面的“小”問題咧：我們該如何評判，幾個義務之間，“哪個義務更大”呀？ 考慮到這一點，即便“現代英語”有點缺心眼，沒有為“right”設置比較級和最高級，我們也木有必要和它一起犯傻，竟然拒絕接受，“這樣子做比那樣子做，對得多一些，或是錯得少一點”的日常說法，嗯哼。 所以哈，無論“現代英語”怎麼規定，現實中的人們，還是會經常面對，不同義務的張力衝突，疊床架屋，一層摞一層，並且不得不通過剝洋蔥式的權衡比較，在不僅歧異，而且多樣的正當標準中，一步步構造出這樣那樣的優先秩序：甲正當不如乙正當那樣子重要，但乙正當要是碰上了丙正當，又得甘拜下風……，結果在各自的價值觀里，逐步弄出個相應的理念等級體系來，就像前一篇帖子提到的，有關煙癮，上班，財富，生命，正義的理念等級體系那樣子。 那麼，這樣子不斷延伸的優先秩序，有沒個頭呢？答案很簡單：要是你能找出一條正當標準，用來調解自己撞上的所有衝突，對你來說，正當的優先秩序，以及理念的等級體系，也就有了個凌駕一切，到此為止的“終極”啦。 說得詳細點哈：要是你通過剝洋蔥式的權衡比較，對於彼此衝突的各種正當標準，不斷展開疊床架屋的主次定位，總以“大是”壓倒“小是”的方式，克服它們帶來的麻煩困擾，這樣子一層層剝下去，直到把某個好東西，當成比所有好東西都更值得意欲，更不可或缺的“終極好”，同時又把與這個好東西對應的那個壞東西，當成比所有壞東西都更反感厭惡，更不可接受的“終極壞”，你就終於有了根足以撐起你的價值觀，以及整個理念等級體系的終極支柱。 再來個通俗的例子，幫助大家理解哦：“民以食為天”的口頭禪，就以金句的形式，彰顯了許多儒民的終極正當標準：能有東西吃，混個肚兒圓，胃裡不欠谷，沒當餓死鬼，就是這輩子的頭等大事，幾乎有資格和老天爺平起平坐咧，不是？ 不用講，這個意思上的終極正當標準，對一個人來說，自然就是“最大最重要的是”，足以在衝突中壓倒其他所有的“是”。也因此，它等於為一個人自己想要的那種存在，文言又叫“活法”，設定了一條任何情況下都不許突破的終極底線；這個人也總是自覺不自覺地用它來評判，自己以及別人從事的各種行為的終極是非對錯：凡是確保了終極好，防止了終極壞的行為，都是終極正當的；凡是缺失了終極好，生成了終極好的行為，都是終極不正當的。 不妨從這個角度，理解儒民們經常掛在嘴邊的兩句話：“還沒吃飽飯呢，要這要那有啥用啊，又不能當飯吃”；“都能吃飽飯了，還要這要那幹嘛？”一言以蔽之喲，吃飽飯，就是壓倒一切的“人生正確”，沒它的時候，只想實現它，有了它以後，啥都不要咧，只要餓不着，一切都好說，典型的不僅“吃飯哲學”，而且“吃飯主義”，嗯哼。 文人們愛講的“人間正道”，俗人們喜歡說的“命根子”，其實都有點“終極正當標準”的意思，指的是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只有符合這樣子的標準，才算走在了“人間正道”上，保住了自己的“命根子”；否則的話，一旦違反或突破了它，就會遭遇到自己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接受的終極壞，導致自己認同的終極存在被否定，自己的活法受到最嚴重的終極損害。 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另外還有個源遠流長的故事，形象地張揚了“命根子”的這種獨特定位：某個信奉“民以食為天”的儒民，留客人在家吃飯，菜呢只有一盤豆腐，並且為自己證成說：“豆腐就是我的命吶，別的菜都趕不上。”過了幾天，客人回請他吃飯，知道他把豆腐當成命根子，就在肉裡面放了些豆腐，他卻逮着肉狂吃，客人看見了，好奇地問：“豆腐不是你的命嘛，今天怎麼不吃了吔？”他又為自己證成說：“我一看見肉，命都不要咧。”並非“豆腐主義”，而是“肉食主義”的終極理念，因此就一覽無餘了，不是？ 同時呢，這個連“命根子”也變來變去的故事，還從一個側面暴露出，一道底線被突破了，就後退一步，再劃一道底線，再被突破了，就再後退一步，又劃一道底線，這類“底線動態重置”現象的淺顯機制：在一層層的抽絲剝繭中，先劃出的那些底線，並非主體真正認同的終極是，所以不妨一退再退；等到真的退無可退了，那道底線確保的，才是主體真正認同的終極好，就像這位儒民眼裡的“肉”那樣子，嗯哼。 相比之下，那個徹底躺平了的傳奇懶人，才是堅持終極底線不動搖的頭牌典範：一旦立起了“餓死事小，費勁事大”的旗號，他就效法“吾道一以貫之”的聖人榜樣，把“絕對不花力氣做任何事”的至上原則貫徹到底了，即便死到臨頭，仍舊大義凜然，決不妥協一步，結果讓所有那些大搞底線動態重置，“為保自己小命，不惜各種玩命”的人們，在從一而終的認死理方面，統統相形見絀，不是？ 現在就能解釋一下，“主義”這個常見的術語了：當年用它譯讀“ism”的人，一定是個大智慧，敏銳地發現了，所謂“ism”，實際上就是把某種特定的“正當（正義）”標準，提到了“終極—命根子”的地位來推崇，所以能用“主（導）—（正）義”來命名，如同咱們的傳統特別推崇的“家”，在思想文化領域，也被用來稱呼“儒”“墨”“道”“法”等等，類似於“以某為家”那樣子。 也因此，“主義”或“家”前面的那個詞，或者是指終極正當標準的實質內容，以致“某某主義”就意味着，把“某某”視為終極一貫道的“主—義”，就像“利己主義”“自然主義”“效益主義”“共產主義”“伊斯蘭教”“道家”“法家”那樣子；或者是指首倡終極正當標準的那個人，就像“柏拉圖主義”“馬基雅維里主義”“基督宗教”“墨家”那樣子。比較罕見的例外，是拿所屬的民族（如“猶太教”），從事的職業（如“儒家”）等，當標籤的了。 所以哈，無論是自己主動命的名，還是被別人命的名，大多數的規範性人文思潮，都會堅持某一條終極的“正當標準”“人間正道”，作為自己須臾不可或缺的“命根子”，如同寶玉出生的時候，嘴裡銜來的石頭那樣子。於是乎，接下來又要絲滑般地溜到，“一元主義”的話頭上去咧，嗯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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