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度掌權的普京和兩度交權的華盛頓

作者：楚寒

二零一二年三月，年近六旬的普京，幾無懸念地再次勝出俄羅斯大選，第二度成為俄羅斯聯邦總統，重登他念茲在茲的總統大位。

而在四年前，當普京的“提線木偶”、前總統辦公廳主任——43歲的梅德韋傑夫，成為俄總統之後不久，就為普京“量身定做”修改了俄羅斯憲法。  

修訂後的俄羅斯聯邦憲法，將總統任期由法定的四年，延長到了六年。

普京的首度成為俄總統，是以俄羅斯聯邦首任總統葉利欽的接班人之姿，贏得了二零零零年的俄羅斯總統大選。

那一年，普京47歲。任期，從二零零零年五月至二零零八年五月。

照目前形勢看，普京很有可能在六年後，即二零一八年，連任總統。也即，他二度總統的任期，有可能長達十二年。

加上他此前已擔任過的八年總統（2000－2008年）和四年總理（2008－2012年）任期，如此的結果便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民主化轉型之後的俄羅斯，普京實際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時間，就將至少長達二十四年、或者更長，從而成為現代民主或半民主體制下罕見的一代“政治強人”、近乎事實上的“終身執政者”。

再任總統之位的普京，可謂俄羅斯政壇上的“大內高手”。

四年前，當普京的兩任總統屆滿，他先是安排一個長期親信、可靠的“心腹”繼任其總統職位，自己則出任擁有實權的總理。因為蘇聯解體之後的俄羅斯聯邦憲法規定，總統一次任期屆滿時，只能連任一次。

隨後，又以總統梅德韋傑夫的名義修訂憲法，將總統任期加以延長。

等到自己的一任總理職務到期時，依照憲法擔任總統不得超過兩屆的限制已經解除，就由現任總統梅氏宣布放棄連任，而推舉他回任參選下一屆的總統大選。

在這次總統大選的競選過程中，普京採取了包括通過立法將可能挑戰他的反對黨領袖排除出國家杜馬、動用國家機器鎮壓示威者、操縱媒體修改民意、以及選舉舞弊等等在內的一系列手段，最終得以高票“當選”。

等到再度出任總統後，他又任命這位長期跟隨自己的“馬仔”、四年總統任期屆滿的梅德韋傑夫，出任他的新任政府總理。

普京的翻手為雲、覆手為雨，以及普、梅倆人聯袂演出的這場政治“二人轉”，讓全世界看得目瞪口呆。

在普京的操作之下，這場俄羅斯聯邦自一九九一年成立以來的第五次民選總統大選，至少在表面上是一場合乎該國憲法、具備民主技術要素的多黨競爭的選舉。

普京的每一步算計，都在利用現行的俄羅斯法律，或者說，都在冠冕堂皇地打着依循法律途徑的旗號。

通過精心策劃的權謀運作，他成功地將自己的政治生命最大限度地加以延長。可是，從俄羅斯國內的憲法上，卻讓人幾乎挑不出什麼毛病來。

但普京的挾勢弄權，禍國亂政，其為滿足一己之私慾、驕奢和虛榮，而置國家、民族和人民長遠利益於不顧，可謂昭昭在目，令人齒冷。

經由媒體的披露，世人看到——

在他長期的掌權之下，俄羅斯的經濟體制日益出現寡頭化問題。該國自2000年代起出現了一批新的巨商集團，並且大致控制了俄羅斯的經濟命脈；

在他的治理之下，俄羅斯國內貪腐盛行，裙帶交易普遍，公共服務失敗，高級官員及其親信頻頻爆出擁有豪華房產和大型遊艇；

在他執政期間，他竭力壓制反對派媒體和反對的聲音，逮捕支持反對黨派的財閥，抓捕異見人士，宛如在本國重建了一堵“柏林牆”；

在他執政期間，俄羅斯社會治安惡劣，犯罪猖獗，涉及對家庭成員的暴力犯罪在全球名列前茅；

與此同時，他在任內致力於打造一種新型的個人崇拜。他的團隊將他塑造成帶給國民“復興偉大俄羅斯”的領袖，通過各種手段提升其民意支持度；

在對外方面，一直做着“大俄羅斯帝國夢”的普京，繼承了昔日俄國歷任沙皇和皇帝的對外擴張侵略傳統，逐漸發展出一套“新俄羅斯帝國主義”和“俄羅斯世界”之類的瘋狂思維。他接連發動了第二次車臣戰爭、頓巴斯戰爭、克里米亞戰爭、南奧塞梯戰爭、以及介入敘利亞內戰等，給鄰國人民和國際秩序帶來了災難和破壞。

普京的種種倒行逆施，對於一個經歷過長期絕對皇權專制和共產極權統治、尚處於民主體制不成熟期的國家來說，實屬大不幸矣。他的各種所作所為，使得本就脆弱的俄羅斯民主歷程，變得更加地步履蹣跚。

對於世界來說，俄羅斯作為全球有影響力的大國，其國內民主政治進程這些年來出現如此的停滯甚至倒退，亦實為人類政治文明進程的一大遺憾。

尤其是，近年來中東地區的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化浪潮，譜寫了一曲人類社會追求自由民主的亮麗篇章。而普京的所作所為，在阻礙俄羅斯民主進程的同時，也給全球的這一波民主化浪潮，蒙上了一層陰影。

平心而論，普京並不是像斯大林、波爾布特、薩達姆、卡扎菲、金正日、穆巴拉克那樣的暴君、獨裁者，但他確實是二十一世紀一位罕見的將“民主”玩弄於股掌之中的政治人物。有評論文章在談到普京時，說他是“B型獨裁者”、“現代沙皇”，可以說確有幾分道理。確切地說，他是一個介於民主體制民選領導人和專制政體獨裁者之間的政客，一個嗜欲權力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政治小丑。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普京最崇拜的歷史人物，是17世紀後期至18世紀初期的俄國沙皇及帝俄皇帝、史稱“彼得大帝”的彼得一世。

在普京的克里姆林宮辦公室里，唯一掛着的就是一幅彼得大帝的肖像。

難怪，普京的執政風格和施政藍圖，有着鮮明的“強國”戰略和“復興”色彩，處處可見幾分三百多年前彼得大帝的影子。

普京崇拜的這位彼得一世，是俄羅斯沙皇國的最後一任沙皇（1682年至1721年），和俄羅斯帝國的首位皇帝（1721年至1725年）。

彼得一世無疑是沙俄和帝俄時期幾百年間最有名的俄羅斯帝王之一，也是俄羅斯歷史上僅有的兩位“大帝”之一。

所謂沙俄時期，即俄羅斯沙皇國時期，從1547至1721年，歷時174年；接下來的帝俄時期，即俄羅斯帝國時期，從1721至1917年，歷時196年。

彼得一世在位實際掌權共計三十一年（1694年至1725年），從22歲那年親政直至52歲時離開人世。如此之長的掌權期，並且正值其一生的年富力強之齡，足夠他大幹一番“事業”了。

彼得一世在位期間，對內推行多項改革、重塑沙俄，對外不斷地侵略擴張、發動戰爭。他這一生的所作所為，無一不是為了他年輕時念茲在茲的“富國強兵”迷夢、“歐洲強國”痴夢，至於人民的自由權利和尊嚴，基本生存和福祉，根本不在他的考慮之內；就算是陷千萬人於饑寒交迫、屍山血海之中，也是在所不惜的。

自從這位年輕的君王親理政事之後，俄羅斯一掃前朝的萎靡和封閉之風，開始了一場聲勢浩大、影響深遠的改革。比如，彼得一世大力扶植工業、鼓勵對外貿易、不斷增稅募兵、改編舊式軍隊、改進武器裝備、重視海權海軍、興辦世俗學校、創建科文機構、改革社會風俗，等等。這一切，均是為了實現他少時所寤寐求之的俄羅斯的“歐化”、“西化”和“現代化”。

在他的強力施政之下，俄國確實從他上任之初各個方面均十分落後的面貌，逐漸地在諸多領域步向現代化，從一個內陸國向着海洋國邁進，也確實一度躋身歐洲列強之列。

但與此同時，這位俄羅斯的所謂一代雄主，對於同時代歐洲風起潮湧的啟蒙運動思潮，譬如自由、平等、民主、共和、人權等，卻表現出了“有眼看不見、有耳聽不見”。在同時期歐洲各國方興未艾的政治革新——譬如採行君主立憲、議會制等——面前，彼得一世也同樣表現出了《聖經》中所直斥的——“耳聾眼瞎”。確切地說，乃是“逆時代潮流而動”。

原因是，彼得一世的所謂“改革”，並沒有融入到當時歐洲的政治革新潮流當中，比如轉向君主立憲制、或君主開明專制、採行議會制、建設新興公民社會、尊重國民的公民權利，等等；反而朝向相反的道路一路狂奔，一條軍事絕對皇權專制帝國的道路，那就是：加強沙皇專制獨裁、加強中央集權、強化農奴制、對外侵略擴張、將東正教削弱成沙皇的附庸、強化國家（沙皇）對全民精神世界的控制等。

奇特的是，在彼得一世的統治下，俄羅斯作為一個國家諸多領域步向現代化、躋身於歐洲列強的代價竟是——國家的破產。整個國家在軍事實力大大增強的同時，俄羅斯卻變成了一個一貧如洗的國度，國家財力在其“強國夢”和“強軍夢”的拼力下被耗盡一空。

更為可怕的是，彼得一世的所謂改革成果——“強國”和“強軍”，其代價乃是全體國民都失去了自由，貴族階層失去了原本有的自主性，而只能更加地依附皇權，農奴制被保留了下來，並且強化了這一野蠻的制度。這個諾大的俄羅斯，只有沙皇一個人是自由的，並且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宗教權威，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普通勞苦大眾卻一無所有，只有無日無之的皮鞭、苦役、死刑和恐懼。

換言之，彼得一世的所謂“歐化”、“西化”、“現代化”改革，乃是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跛腳”改革。他的所謂“改革”，注重的只是國家層級的軍事、經濟、文化等領域，對於西方文明進步的核心層面——制度變革、政治改革、啟蒙思想、憲法至上、憲政人權、君主立憲、政教分離、議會民主、權力分立和制衡、限制政府權力等，卻根本無意去學習、去借鑑、去實踐，甚至可以說是“逆時代潮流而動、”、“反文明開化而為”。

身為沙皇的他，進一步地合法化和加強了俄羅斯的傳統專制統治。他的獨裁和殘暴，在歷代沙皇中也算是比較突出的。正是在他的統治期間，俄羅斯真正成為一個高度集權、唯我獨尊的沙皇“一人專制”體制，讓本來就落後的俄國政治制度更加地專制和野蠻，也更加地落伍於時代。

經由彼得一世三十年的鐵腕統治，在國家走向強大、強兵堅船、勢力日增、版圖增擴的同時，俄羅斯更加地背離文明、擁抱野蠻、拒絕啟蒙，崇尚暴力。諾大的俄羅斯，成了一座各階層均無個人自由的超級集中營，自由農民淪為了農奴，農奴又進一步被奴化，貴族和商人也逐漸失去了自由，各階層人民所受的壓榨和苦難更重了。在國際上，俄羅斯逐漸成為一頭令鄰國他國心悸的“貪婪北極熊”，一隻隨時會張開吞噬大口的“擴張怪獸”。

由是觀之，彼得一世的統治方略，不過是南面鄰國早年“強國弱民”、“強國奴民”、“頌國愚民”、“強軍欺鄰”的翻版而已。他用無數具屍體造就了自己一代雄主和霸主的“偉業”，又在屍山血海上建造了一個強大的版圖空前的帝國。俄羅斯在走向強大和崛起，國度里人民的苦難卻更愈深重了，世界的和平安寧也遭到巨大威脅。

是故從整個人類政治文明史的視野，來審視彼得一世，這位俄羅斯民族歷史上的一代帝王和雄主，實非世界歷史中“善”的、“文明的”力量，而是“惡”的、“反文明”的勢力。其人其行絕非值得後人敬仰的政治家，亦非後世政治人物所應效法的對象，而應成為後世政治人物所引以為戒的前車之鑑、“反面教材”。

在我看來，普京應該學習和效法的，是另一位歷史人物，同樣是一個大國的政治領袖——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軍政領袖、美國的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

據說，普京平日裡最喜歡閱讀的，是描寫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斯托雷平等俄羅斯歷史上著名政治領袖的傳記。

我想建議普京的是，他更應該讀一讀的，是華盛頓的傳記，和華盛頓的一些名言。

如此，可以了解華盛頓平生的兩度交權。

他，華盛頓，第一次交出的，是軍權；第二次交出的，是政權。

1783年，漫長而艱難的八年獨立戰爭結束了。

隨着英、美《巴黎條約》的簽署，英國終於承認了美國的獨立。

這時，51歲的獨立戰爭頭號功臣、擔任大陸軍總司令的華盛頓，拒絕了一些同僚慫恿他建立軍事政權乃至擔任國王君主的建議，而回到了他夢寐縈懷的弗農山莊園，回歸平民生活。

在自傳中，華盛頓是這樣敘述自己的心態的：

“戰爭結束了，我在有幸擔任為國家服務的職務時，所抱有的偉大目標得到了實現。無疑，這是令人驕傲的時刻，也是一個光榮的時刻。但是在這樣的時刻，我要做的事是——告別。”

“我一直都認為，離開美麗的家園只是迫不得已的做法，在有可能的時候，我會毫不猶豫地回去，回到那平靜的山水之間，回到家庭生活的寧靜中。同時，軍隊也要解散了，它同樣是迫不得已的產物。我相信如果有可能，人們都不會想拿起武器，特別是我們這樣愛好自由的民族。”

這一年的12月23日，華盛頓向大陸會議正式提交辭呈，辭去他在軍隊裡的職務。

他在大陸軍團里的最終頭銜，是“將軍和總司令”。

稍後，邦聯議會在美國臨時首都、位於馬里蘭州的安那波利斯的議院，舉行了一場大陸軍總司令的卸職儀式。

在這幕莊嚴的儀式上，面向昔日部下和議院議員的華盛頓，身着一身棕色的套裝。套裝紐扣上，印飾有展翅的雄鷹。

華盛頓先是對着眾人鞠躬，眼中淚花閃爍。然後，面對官兵們，發表了一篇動人的、樸實謙遜的告別演說：

“你們在部隊中曾是不屈不撓和百戰百勝的戰士；在社會上，也將不愧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在抱有這樣一種願望和得到這些恩惠的情況下，你們的總司令就要退役了。分離的簾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將永遠地退出歷史舞台。”

“現在，我已經完成了賦予我的使命，我將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並且向莊嚴的國會告別。在它的命令之下，我奮戰已久。我謹在此交出委任並辭去我所有的公職。”

這時，接受華盛頓辭呈的大陸會議議長，代表議會，向這位軍隊首長表達了由衷的敬意：

“將軍，你在這塊新的土地上捍衛了自由的理念，為受傷害和被壓迫的人們樹立了典範。你將帶着同胞們的祝福退出這個偉大的舞台。但是，你的道德力量並沒有隨着你的軍職一齊消失，它將激勵子孫後代。”

儀式結束後，華盛頓乘船，返回弗農山莊園。

在1783年聖誕節前夕的那天傍晚，華盛頓抵達家門。

自從1775年因戰爭離開心愛的家園之後，華盛頓一直都沒有機會回家。

在門口歡迎他回來的，是他曾向其許諾過會在八年內返回家中的夫人，以及四個已經會走路的孫子女。

孫子女們全都在他離家的這段時間出生，慢慢成長。戰爭也奪走了他所扶養的繼子約翰的生命。小約翰於1781年，在約克鎮的一次行軍途中，發燒過世。

在給朋友的信中，華盛頓寫道：“戲終於演完了。我不再擔任公職，如釋重負。我希望把我餘生的光陰，用於為善良的人們做事和品德修養上。”

在自傳中，華盛頓有這樣一段筆觸輕鬆愉快的敘述：

“在弗農山莊的生活是平靜而充實的。我每天都會騎馬巡視這片肥沃的土地，注視在陽光下辛勤勞作的農民們，注視我少年時代遊玩的樹林。這在我是一種無比的幸福，因為它不僅讓我重溫生活的樂趣，還會勾起童年時代美好的回憶。”

作為勞苦功高、聲望高隆的開國元勛，華盛頓在獨立戰爭結束後，主動辭去軍職、解甲歸田的舉動，主動解散自己一手創建的軍隊、放棄建立軍事政權、乃至擔任國王君主的決定，對於這個新生的、經歷了長期戰爭才贏得獨立的國家而言，其意義是怎麼樣子去形容，也絲毫不過分的。

原因呢？

這一舉措，避免了軍人干政和軍隊管理國家的可能，建立了由人民選出的官員——而不是由軍人、軍事將領建立獨裁政權——來組建民主政府的先例，從而避免了軍國主義政權在美國出現的可能。

與此同時，華盛頓堅信，唯有人民才擁有對國家的主權；沒有任何人在美國可以憑藉武裝力量、或軍事勝利、或只是因為他出生於王孫貴族，就可以獲得政權、進而執政。

華盛頓的主動解除軍隊，放棄建立軍事政權、乃至放棄唾手可得的王冠，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不是因為外在的壓力，而僅僅是靠着內心的道德和個人的信念，就主動放棄了因着長期浴血奮戰所獲得的權力。進一步的，樹立了軍人或軍事將領服從於文職政府、軍隊之職責在於抵禦外敵、而不能參與國家事務管理的現代政治文明準則。

這是一次靈魂的飛升。這是一場心靈的革命。

也許，他，華盛頓，自己也不知道，他就這樣創造了歷史。

這位北美軍事統帥的主動交出軍權、解散自己一手創建的軍隊、放棄唾手可得的國家最高權力之舉，在十八世紀下半葉王權皇權普遍存在於世的時代，出乎了幾乎所有人的意料之外。

這一舉動，不但贏得了國內上下幾乎一致的敬仰和愛戴，也贏得了國外甚至敵手的訝異和尊敬。

在此之前，北美獨立戰爭的對手、英國國王喬治三世，有次跟出生於北美賓夕法尼亞的英國宮廷畫家、本傑明·韋斯特，一起聊天。

喬治三世問韋斯特：“華盛頓打贏了，以後他會幹什麼？”

韋斯特答道：“哦，聽說他要回自己的農莊。”

喬治三世頓感十分驚訝，深深地感慨道：“如果真是那樣，他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時間，來到1797年。

華盛頓在兩屆總統任期屆滿之後，面對國內一片挽留他繼續競選連任總統的擁戴聲，他毅然決然地拒絕了。

而建國之初的美國聯邦憲法，並沒有規定總統的任期。換言之，他可以繼續參加競選、尋求連任。

拒絕競選連任的華盛頓，反覆地告訴國人：“我走在尚未踏實的土地上，我的所作所為，將可能成為以後歷屆總統的先例。”

事實上，華盛頓的兩屆總統任期大有作為。

他冷靜而又穩健地處理着美國建國初期遇到的各種問題，讓這個北美新生的聯邦共和國在面臨內憂外患的考驗中，得以站穩腳跟。他在兩屆總統的任期內，設立了許多持續到今天的政策和傳統，譬如，確立了聯邦法院和最高法院制度的法律，確立了宗教自由的宗教政策，規定了美國硬幣的鑄幣標準，鼓勵私營商業銀行的發展，等等。

兩屆總統任內的政績斐然，使他分別於1789年、1792年，兩次成為美國歷史上唯一一位經過選舉團投票無異議（即獲得了全部的選舉人票）的當選總統。後世學者們則將他，和美國第16任總統林肯，並列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統。

對於自己堅持拒絕連任第三屆的原因，在寫給另一位開國元勛、有着“美國憲法之父”之稱的詹姆斯·麥迪遜的信中，華盛頓如此寫道：

“根據我國的情況，首先應創立良好的先例。我誠懇地希望，這些先例應建立在真誠原則的基礎上。”

對於自己的這一決定，華盛頓是這麼向美國人民解釋的：“你們再繼續選我做總統，美國就沒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了。”

這一年的3月4日，堅決拒絕擔任第三屆總統的華盛頓，向他的繼任者約翰·亞當斯，移交了國家權力。

這一舉動，在這個新生的國度里，創立了和平移交最高權力的範例。

告別白宮的華盛頓，帶着輕鬆的心情，重又回到了弗農山莊園。

就這樣，恢復了他一直期待的平民身份和平靜的平民生活，過上了愉快而又充實的退休生活。

他在那裡建立了蒸餾室，逐漸成為當時全美最大的威士忌蒸餾酒製造業者。

到了1798年，他的蒸餾室一度生產了超過一萬加侖的威士忌。

兩年後的1799年，美國即將舉行總統大選。聯邦黨人因為黨內分裂和聲望日下，因此希望華盛頓能再度出來競選。

這次，華盛頓在致後來擔任俄亥俄州州長的喬納森的信中，再一次地明確加以拒絕：

“一旦我這樣做將是可恥的，儘管這是我國同胞的願望。而且，在大家的信任下，我可能當選並任職，但另一個比我更有才能的人卻會因此去職。如果我參加競選，我將應該被指責為昏聵無知的老糊塗。”

作為德高望尊的首任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在兩屆總統任期結束後，華盛頓自願地放棄權力而不再續任，建立了擔任合眾國總統不超過兩任的傳統和慣例，維護了這個北美新生共和國的民主根基和憲政體制。

並且，在全球範圍內，華盛頓所確立的這種“總統每屆任期四年，連任只能以一次為限”的總統選舉制度，影響了世界上其他許多民主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的選舉制度。

在美國，這一慣例一直到了1940年，才因為處於二戰的非常時期，被當時的小羅斯福總統打破。

在小羅斯福總統逝世後，這一隻能擔任兩屆總統的政治慣例，被正式寫進了美國憲法第22號修正案裡面。

華盛頓兩次主動放棄權力的道德風範，和着眼於國家長遠發展的胸襟氣度，使他這種功成身退、主動交權的舉動，載入了人類政治文明史的史冊，也使他本人成為世界史上政治領袖的典範，而受到後世的普遍尊崇。

在美國國內，華盛頓通常被人們尊稱為“美國國父”，並被視為美國獨立戰爭和建國時期群賢會聚的創立者中最重要的一位。

時至今日，華盛頓的臉龐和肖像，常常被作為美國的國際象徵標誌之一，也成為美國國璽和華盛頓州州旗的圖像。

後來，美國聯邦政府在首都，建立了高聳入雲的華盛頓紀念碑，以紀念這位美利堅國父。

紀念碑用白色的大理石，建成方尖型的碑。高度，為169.3公尺；內牆，鑲嵌着188塊由全球各地捐贈的紀念石。

這塊紀念碑，與東面的國會大廈，西面的林肯紀念堂，北面的白宮，南面的傑弗遜紀念館交相輝映，逐漸成為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最著名且顯目的地標之一。

聯邦政府更於1899年宣布：“華盛頓特區任何建築物的高度，都不可以超過華盛頓紀念碑。”以此向他的人格高度致敬。

可以說，在群英薈萃的一眾美利堅開國元勛當中，華盛頓生前所受的尊崇和身後的禮遇，無人能出其右。

華盛頓的兩度交權，與普京的兩度掌權，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強烈的反差。在人類政治史的譜系中，孰高孰低，可謂一目了然。

面對華盛頓的主動交權，面對華盛頓的胸襟氣度和道德品格，權欲薰心、弄權恣意的普京，實在是應該汗顏無地，羞愧難當。

普京的兩度掌權，留給世人一個汲汲於權位的政客形象。華盛頓的兩度交權，卻為後世樹立了一個政治家高節清風的典範。政客醉心於權力，罔顧時代歷史潮流和人類文明趨勢；政治家則放眼於國家民族的長遠未來，在應當退出的時刻揮手告別，急流勇退。

撫今思昔，過去時代政治家的高潔行跡、追求美德，讓現在作為後人的我們感動，思詠，追念不已，在未來的世代里也將永不褪色，光輝依舊。而當代的某些政客只圖一己之私和一時之權力，而不管死後的洪水滔天。無論他今日有多麼的位高權重，再怎麼的不可一世，在人類歷史的長河中，也終究不過是一抹泡沫而已。

是的，一抹隨風即逝的泡沫，而已。

寫於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八日於美國加州，改於二零二二年三月，再改於二零二三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