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家松本清张著作等身，享誉环球。他的笔下有日本社会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各式人等，各种场景。他的部分作品中描述了某些日本政要、财阀的秘书们，在政商活动中所发挥的勾连、媾和作用。 根据作家的观察和描写，读者体会到秘书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是上传下达的渠道，也是老板的缓冲器。优秀的秘书熟知老板的个性特质，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给老板的主意点赞，什么时候提醒老板使用减速阀。日本政治世家中的秘书，甚至肩负教导、辅佐幼主的重任。 不过，位高权重，被老板视为股肱之臣的秘书毕竟是极少数。绝大部分秘书的主要工作只不过是贯彻老板的意图，作为一种“工具”的存在。如果对此不能保持清醒的认知，就可能招来灾祸，1973 年的周恩来，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1973 年 11 月 13 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结束的前一天晚上，基辛格临时提出要同周恩来讨论中美军事合作问题。由于时间紧迫，而当时毛泽东主席正处于“入定”的装他也，周恩来没有请示毛泽东主席就与基辛格举行了会谈。虽然这次会谈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成果，这个举动仍然令毛泽东主席极度不满，随后指示中共政治局开会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时的“右倾软弱”，统称为“周、叶的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夫人江青在批判会上指斥周恩来，给他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说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毛泽东主席并且把国务院外交部定性为“周恩来的‘独立王国’，水泼不进，针插不进。”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国务院”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办事机构，没有经过他的认可，就和美国人商谈“军事合作”的重大议题，就是一种僭越，所以要用雷霆手段加以震慑。事件以周恩来做深刻检讨而告终。 1954 年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由原先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改制而成，性质类似于内阁组成单位，各部委负责领导和管理某一方面的行政事务，行使特定的国家行政权力。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尽管不少行政部门受到冲击，国务院仍然在行使其行政权力，负责国计民生的治理。虽然说“伟大领袖”内心只把国务院看作是“秘书处”，也曾经尝试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理论来指导国务院的工作。却由于从第一届国务院成立伊始，它就有一套既定的工作流程，基本上沿着敷设好的轨道运行，且不说是不是“独立王国”，却从本来不曾降格为“秘书处”。恐怕这也是那位躺在水晶棺材里的伟人耿耿于怀的一个遗憾。这个现实既有其历史因素，也有周恩来总理个人特质的原因。 过去十年间各种“小组”的成立，国务院早已从“铁板一块”被敲打得东零西碎。际此国际上“东升西降”态势已经形成，国内“定于一尊”的状况铁板钉钉，这个月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进一步把国务院的职能弱化，“国务院”终于蜕变为“秘书处”，足以告慰老人家在天之灵了。 根据本届国务院领导层的组成来作客观的分析，这样的演变确实也很合理。领头的李强和丁薛祥，都有丰富的政治秘书经验，也都从来没有实际参与过国家层面的治理工作。其余三位副总理，在各自的领域有一定建树，却也不是“下大棋”的高手。通过这个《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把相当一部分治理国家的部门划归“党中央”，一方面体现了“垂直领导”的直接效果，另一方面，降低了由于国务院领导层经验不足的短板可能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 国务院总理李强 3 月 14 日主持召开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会议强调，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会议指出，机构改革是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讲政治、顾大局，精心组织、周密实施，确保机构、职责、队伍等及时调整到位，确保改革期间各项工作正常运转、有序衔接。要以这次机构改革为契机，适应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工作机制，提高工作本领，改进工作作风，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以上文字引自新华社：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研究国务院机构设置有关工作 讨论《国务院工作规则（修订稿）》 新一届国务院开始全面履职） 上述文字有三处亮点，第一点“国务院首先是政治机关”，第二点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由此“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所以人们看到，国务院第一次常务会议所有“工作讨论”，全都围绕着这三个亮点开展。由此看来，李强总理和他的班子，非常清楚本届国务院的功能和职能，也对自己本身的定位有很清晰的理解。 习近平主席可以放心了，本届国务院一定能够做好“秘书处”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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