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国籍的朋友看不同的文化 水墨画中看不透的日本人 李源 第三天送儿子去托儿所时，一个高个，蓝眼睛的幼儿园阿姨笑着告诉我： “呀，我们这里还有一个日本孩子，安德烈，你看” 她手指一个大大，圆圆黑眼睛的小宝宝，非常可爱，完全不像日本人。 98年儿子才2岁左右时被送到托儿所，那是一个昂贵的私人托儿所，一个月缴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350欧，因为当时我没有工作，属于家庭妇女之类的闲散人员，这样，孩子无资格进公立的托儿所，因为那不多的位置要留给那些双职工的孩子。 托儿所很小，就那么三四间画得花花绿绿干净欢快的房子，几个热情的年轻女人，大约有二十来个孩子，当然，全是意大利孩子，只有两个半意大利血统的，一个是我儿子，一个是日本安德烈。 这样我就认识了松内，她在纸上用汉文写给我看她的名字，松内那时才27岁，纤弱，杏仁眼，柳眉，小嘴小鼻，端庄秀气，有点像电影演员章子怡，但气质比章子怡更女性温柔更高雅。如果记忆没有欺骗我，她走路时迈小步，看上去很优雅，谨慎矜持的微笑，第一次见到我就问： “你是上海的？” 显然，阿姨也告诉她这里有个中国妈妈， 物以类聚，两个孤单的中日妈妈自然走到一起。每次在送完孩子后我们两人都会聊聊天。 儿子来托儿所后，每年学期结束之前，特别是夏天，都会有托儿所的派对，请所有的父母来和孩子一起联欢，在后面的小院中，家长们手上拿着小吃点心，甜的，咸的小比萨，有的手中端着喝饮料的一次性白色小塑料杯子，三五成群地站在一起说笑，只有我一个人孤单地站在一个角落，因为西蒙从来不愿参加这种的派对，他不喜欢，他不适合这种世俗生活中的快乐，只有我一人，现在既然有了一个日本妈妈，终于，在派对联欢会上，我有了一个帮我驱逐孤独的朋友。 松内的丈夫是南部西西里岛的人，搞古董生意的，他们在本市租了套公寓房，西西里岛，可能很多人会联系到美国著名的电影“教父“里的黑手党（的确那些美国电影中的黑手党都来自于西西里岛），但西西里岛也有着非常丰厚的文化和历史底蕴，现在还可看到古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文化的痕迹，是很多著名文人的向往之地。我曾见过她丈夫几次，乌黑的头发，浓黑的剑眉，明亮大而深黑眼睛，挺拔的罗马似鼻子，带棱角线条的嘴，他的英俊给人的印象很深，竟然使我觉得他的气质带点黑手党味道，当然是我的偏见，当你看到南部那些穿着讲究，头发梳得苍蝇站在上面都可以打滑的形象时，你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电影和电视里的黑手党。因为现实生活中真正的黑手党我也从未见到过。 松内就是因为这男人太英俊才不顾家人的反对嫁到意大利，但她丈夫到处做生意很少在家，她常常孤独一人带着孩子住在出租屋中。 我对那一个炎热的夏日海滩发生的事仍记得很清楚，尽管已过去了二十年，每当她的印象在我脑际里回荡时，她那年轻英俊的丈夫这个时候也难以挤进来。 意大利的夏日阳光耀眼，把沙滩照得白白的，浩淼的水，无垠的天空，酒吧播放着音乐，沙滩上早有一对马克的朋友夫妻，到处躺着在阳光下闪耀着棕褐色的肉体和布块还有那些翘着有弹性圆臀部，袒露丰满双乳的在沙滩上到处招摇的意大利美女，安德烈和儿子丹尼在沙滩上欢快地玩耍着，松内穿着三点黑白比基尼，一块小不点尿布块大的泳裤吊在她平滑肚子下面，她头戴一顶草帽，眼睛上架着一副太阳镜，非常优雅地斜躺在沙滩浴巾上，呀，她那优雅的形象在蓝天下衬托下显得如此的完美，她说话时轻微移动的纤细的手指，我简直像欣赏一副艺术品那样盯着她看。那天的我简直不堪入目，穿着老太婆似的灰色老式连身泳衣，看上去即土气又老气，在强光下我半眯眼，皱着眉头，有点像现在看到那些在沙滩上给意大利人按摩的浙江乡下妇女。 我和意大利女朋友就这样在阳光下欣赏地看着松内，我感叹地想： “我们同是亚洲人，日本跟中国唇齿相依，可她却有这般优雅，我这个当时在中国还算时尚的女人在此地却显得如此土气”。 松内的高雅使我有点自惭形秽。 下午六点钟左右，我们收拾东西回家，车停在马路对面，需要横穿马路，就在我俩各自牵着孩子的小手穿过马路时，她的金边拖鞋脚丫夹忽然断了，无法拖在脚上走路，她不好意思地把鞋拾起来，光着一只脚走在马路上，一刹那间，一只赤脚走在马路上狼狈的样子把她刚刚在沙滩上建立起的那种美丽女神的高雅形象给摧毁了。 我失望地想：“这么优雅的女人，怎么会穿这么水的鞋？” 又接着想： “好幸运呀，幸好不是我的鞋断掉，否则越发呈现我这个中国人的贫穷和土气”。 多么庸俗低下的想法，只因当初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我就没有一种自信，毕竟那时中国还很贫穷，即使来了意大利我还是持有那种“贫穷”的心理，就是因为自卑才会去注重这些小的细节，没有自信才去在乎别人眼光，太缺乏庄子那种“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的风度和境界，其实，如认定了自己在世界的位置和分寸，他人看我是金子我不是金子，他人看我是一粒沙我不是一粒沙，拥有内心相信的高贵和自信，有双好鞋和破鞋又有什么关系，别人如何看也不过如此罢了。 车开到我家，已是下午7点左右，小安德烈不愿离开，他和丹尼玩得开心，要跟丹尼一起吃饭，这当然没有问题，我马上答应了，我可以随便做点什么给松内和小孩子吃，可老公一听他们要留下来吃饭就不高兴了，粗声粗气地说： “下一次请他们吧，今天我们都没有什么准备”， 这是意大利的民俗文化，他们常常以这种高声好像吵架的方式说话，请人吃饭一定是事先约定说好的，不会冒然留在朋友家吃饭。 可中国和亚洲一些地方的文化习俗不是这样，朋友可以随时去你家，你也可以临时请朋友留下吃饭，特别是在吃饭的时间，主人一定会客气地说说： “留下了跟我们一起吃个便饭吧”即使你心里巴不得客人快走。 可这次是孩子请求在这里吃饭，按照亚洲人的礼节是绝对不能拒绝的，也完全没必要拒绝，就在我与老公争论时，松内听到了，她坚决要带儿子离开。 对于意大利妈妈来说，马克那随随便便不太客气的那句话就像一个小蚊子盯了手臂一下，蚊子飞走后皮肤上痒一下就过去了，可同样一句话对中国，日本或亚洲人而言，那就像个毒蜂扎了你一下，你的手臂感到又疼又肿十几天时间。 我想，松内当时就有被毒蜂扎了一下的感觉。 几天后，她坚决要给我儿子一件小礼物作为那天我们开车带他们去海边的答谢，可至此之后，她好像尽量地避免遇到我，原来还多次邀请我跟她一起去泰国度假因为她丈夫的弟弟在泰国的一家大酒店做经理，这些都成为一种美好的想象了。 半年后她搬走了，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因不同文化习俗的冲突，我失去了松内这个朋友，可我从来就没有去伤害她呀。 可以理解又难以理解她的行为。 是否地理上小岛国度导致国民小气的心理？ 她不是我认识的第一个日本朋友，在移民意大利之前我就认识另外一个日本朋友。 92年七月份的中午，我下班骑车回家吃饭，推门进房，惊骇地看到一个男人微笑地坐在我的家中，竟然是日本人山木，在旁的母亲则是满脸的焦虑。 我的头脑一下蒙了，山木从天而降？日本鬼子还真有点鬼呢。 上午10点多钟，有人敲门，母亲打开门，见一平头，穿格子衬衣，戴眼镜30岁左右年轻人， “你找哪个”？ 母亲问。 男人开口说：“我，日本人”。 母亲当时疑惑了，她一个彻头彻尾的布尔什维可，一个老干部和老党员，怎么会跟一个日本人扯上边。 那男的马上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地址，这下她明白是来找我的，让日本人进屋，给他泡了一杯茶，无法交流，只有大眼瞪小眼地干等待着我的归来。 我91年独自去西双版纳旅游时在旅馆中遇到来自东京的山木，我们一起结伴游山寨，热带植物园，双方使用有限的几句英语和书写汉字交流。 那天下午，我两走在西双版纳的景洪市的街道上，他看见地下一个下水道盖子破了一个大口，山本指着跟我说： “你看，这个破洞，在日本是不容许的”。 的确，那个黑洞张开着嘴，随时可能把路过不小心的行人吸进去。 我则不以为然地说： “这个小洞算什么，你自己走路看着别掉进去就得了”。 这下就看出日本人和中国人不同观念不同，我就是路过那个下水道的盖子一百次也不会去管那个大洞，只是自己小心不要掉下去。那个时候在中国，个体自我要有一定的保护意识，不能什么都靠国家和社会来保护你吧，中国那么大人那么多。 多年后去了欧洲，才了解到这些公共设施市政府应该对其负责，如果公民发生意外事故可以指控市政府。 有一年回国又去喀什旅行，一个法国女游客就落入下水道中因为没有看到无盖的下水道口。如在国外定会指控市政府的。 我从来对日本没有很高的兴致，从未去过日本，不过多年后据很多去过日本旅行的中国朋友说： “日本太整洁文明了，没有一件东西不在其位的”。 这是因为日本人人都有公民责任感吧。 一年后，我绝对没有料到他会忽然由天而降落入在我家，你们看，这在欧洲文化中是绝对行不通的。 当然，那个年代中国家庭中既无固定电话更没有手机之类随时可随时联系的现代化工具，他就是当时想联系也无法联系，但总可以写封信吧。 他来上海出差，想不过就坐个飞机来找我，我知道他毕业于非常著名的早稻田大学，自己有个小公司。 我母亲当初对我这样随便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交往非常不满，她对国外的了解一般都是通过参考消息报刊而获得的，八十年代初世界上刚发现艾滋病毒, 很多人对此也没有多少知识，那时的科普远不如现在这样普及。人人都可以上网查查资料， 因此在我母亲的印象中，好象外国人都是潜在的艾滋病人，就像新冠病毒刚开始在武汉爆发时，那些愚昧的意大利人看到中国人就好像看到病毒。 从日本人来我家后她就猜想到我独自外旅行时可能与外国人有过交往，她想象着云南那些嗷嗷待哺蚊子吸过外国人血液后的转过身来叮咬我定会把那些可怕的艾滋病毒传染给我。 因此，自山木来后，我的毛巾不能与她的挂在一起，以免被我感染。 第二天上午，我跑到武汉二医院，找了一个医生同学，他马上跟我打了四天的病假，送病假条时，我告诉领导，我这样“脚疼的病人”不需要工会的人拎水果去我家探望。 我母亲对我这样吊儿郎当地对待工作态度极为不满，不过我还是在母亲的批评声中与山木出发了。 “生病”的我陪山木去乘船游览小三峡。 在船上我们住的是二等舱，睡还没有什么问题，可上厕所对他来说却是一大挑战，因为当时中国的厕所的臭味可以将你熏倒在内。 他每次从厕所出来就手足舞蹈，语言加手势来跟我描述上厕所的冒险经历，如蹲在里面解大便时船体忽然摇动时他差一点儿没跌落入可怕的茅坑中，幸而抓住门把等等非常可笑的经历。 着陆后我们登记一个小旅馆，当时我还犹豫是否可以跟他同住一个双人房间，因为我独自在外旅行时遇到引狼入室的经历，我的经验是绝对不可随便跟一个路遇的中国男人一起睡一个房即便房内有100张空床，那简直就是给男人提供一个做贼的机会，为什么会这样，也可能当时的中国清教徒似环境和观念太封闭，没有结婚前，男女都是授受不亲，这样导致年轻未婚男人的性压抑，一旦有机会和一个女人单独关闭在一个空间，他们很容易想入非非，产生欲念。 这下又看出日本人与中国男人的不同了， 那夜，我带着一种警戒心理跟山木一起住入两人间，熄灯后我们各自睡各人的床，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发现，他可能整个夜晚连我呼出的空气都没有碰一下。 在启程返回武汉时，需要等几个小时的轮船，这样我们在一个小旅馆要了一个房间休息一下。 那个小旅馆非常简陋，昏暗房间除了两张单人小床外，还有一张表面脏污的简陋木桌，我们两人各自穿着T桖衫，长裤随便躺在各自的床上聊天，聊着聊着他就谈到小小手绢的用途（那时还没有纸巾，用的全是布手绢），他说； “可以遮太阳，可以擦鼻涕，可以系在脖子上如有点冷，可作为小旗子挥动....很多功能和用途（我想对于聪明的日本人来说）”， 说着说着，他忽然从床上起来，将裤子脱下，我的眼前骤然出现与意大利教堂内壁画上白色小天使一样的一个短小的东西，他用他的手绢遮住那小小阳物演示给我看，如同亚当吃了智慧苹果后开吃感到羞耻用已片无花果叶遮住他自己。 这是最后的手娟功能之一，他无法用英语解释出来，太过于复杂，于是他亲自演示给我看， 我当时对山木跟我演示的一二分钟的手娟功能咋舌，日本人的想象真丰富呀，或许他们也真这样做过，日本当时比中国要发达富裕和开放得多，后来看报道什么日本人在裸体女人身上吃饭，收集少女的内裤等等，在他看来，拿手绢遮盖鼻子和遮盖下身都是一样的，都是身体的器官，不觉有什么可耻的。 最后一天我送他去机场，那个时候武汉的机场非常简陋，候机时，他想喝水，我两去找有开水的地方， 服务员说 “5毛钱打杯开水” 我翻译给他听， “不要了，等到上飞机后有免费的水供应”。 我一听楞住了，一个日本人为了节约那5毛钱而忍受口渴? 92年的日本在中国面前那简直就是一个富豪，1997年中国GDP才750美元，日本是40940美元。 几年前我去南美贫穷的国家旅行时，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大富婆，什么都买也花不了几个钱。 依我看，日本人当时在中国消费应该有什么都免费的感觉吧，当时中国的5毛钱，大概掉在日本东京的路上都没人会费神弯腰去拾，就是在中国，92年也再没有人唱“拾到一分钱，我把它要交给警察叔叔”的歌了。可能那一分钱人们也懒得去拾了。 自然，我是绝对无法理解山木的这种极端节约行为。 回日本后他来信邀请我去日本，随后父母多次搬家，我也四处游荡，联系地址早已失去，山木在我的人生行程中走散 十几年前我在著名的CAPRI岛旅行时又遇到一个日本游客，那一天也发生有趣的小故事。 从跟日本人打交道的经历，我觉得日本人是最搞不懂和最难以理解的民族了，他们可以让你觉得在某段时间你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可一转身，他们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始终处于模糊的水墨画中，你无法搞不清他们到底的想法和是什么模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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