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延安整风

延安时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起整风运动？（有删改）

西方朔  2023-04-11（原创 带刀客 躬行客 2023-02-21 20:00 发表于山东）

全文8000字，有关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延安整风的深度解读，都在这里了。（文中“教员”即毛泽东）

                                           一

延安整风前期，我党的生存环境十分恶劣。

从内部看，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关于党的路线问题存在很多分歧，错误思想也隐隐有成为主流的趋势；

从外部看，我党受到日军大规模扫荡和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双重夹击，根据地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

很难想象一个已经成立20年的政党，日子过得还是这么惨。

纵观我党早期历史，好像就没有哪个时期顺利过，在这种不顺利中，就潜藏着发动延安整风运动的深刻历史缘由。

如果非要给这种历史缘由，找一个便于理解的比喻，我认为用“早产儿”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诞生得太早，是一名营养不良、发育迟缓的早产儿。

因而遭受了比常人更多的成长波折，同时也收获了常人难以习得的坚强意志。

在中国现代工业还在蹒跚学步，发展严重滞后的时代，在产业工人人数很少，农民占据大多数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

诞生的原因，不是环境条件成熟了，而是因为苏联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早诞生的好处是可以抢占时机，坏处是要经历痛苦的折磨，以适应环境。

正如第一代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指出的那样，“从经济状况看，要在当前建立一个共产党，只能是一种乌托邦，只有在国民运动进一步发展时才能产生共产党”。

但中共偏偏就诞生了。

刚诞生的党还没有做事的能力，最大的优势，便是有现成的理论体系可以学习，有经验老到的共产国际代表进行指导，有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作为后盾。

为了尽快培养壮大中共的力量，在马林的推动下，国共双方达成了第一次合作。

一开始，国共双方对这个合作其实都不太乐意，互相看不上对方，孙先生认为中国的党团组织，都是一些“自以为是”干不成事的年轻人。

而陈独秀等人呢，也看不上国民党人，嘲讽辛亥革命至今未能成功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民主派屡次与封建的旧势力妥协，革命还未成功，就以伟人自命。

此外，陈独秀此前还参与了孙先生和陈炯明之间的斗争，陈独秀曾受陈炯明邀请前往广东，担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后来孙先生和陈炯明决裂，陈独秀在广东发展的党组织，也被认为是陈派的势力。

双方在第一次合作前，就因为各种事结下了梁子，又因为接受了同一个资方的帮助，才能坐在一起合作做事。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我党的角色有点像是苏联风投公司，安插在创业公司中的高管，还是那种没有股份的高管，其实就连苏联自己也没有拿到控股权。

因为二大时，我党就通过了决议，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算是全资子公司了。三大的时候，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进行和发展国民革命运动。

这个全资子公司，因为自身发育不良，在合资公司里的活动处处受限，很难站稳脚跟，资源大头都被国民党拿走了，被拿走的越多，发育就越是不良，就越是难以承担重任，形成了恶性循环。

结果等到上市前夜，核心领袖人物（孙中山）却去世了，几个高层为了争夺控制权，分成了几派打得不可开交。

几个派系还没有分出胜负，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党这个眼中钉肉中刺踢出局，轻轻松松，毫不费力，一脚就踢的老远。

很多事情的源头就在这里。

                                           二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

在枪林弹雨中，在叛徒接二连三出现的白色恐怖中，共产党人懂得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

光有成果不行，你还得有保护成果不被窃取的能力，不然就是啥活都干了，等到分蛋糕的时候，不仅没有你的份，跑得慢了小命都不保。

通常来说，一个普通的政党要是遭遇这样的背刺，基本没有重来一次的可能性了，将会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连朵浪花都不会留下。

但我党当时背后有组织，有资方。

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我党还有重来的机会，还有再来一次的信心。

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后，重新组织起力量的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学习斗争，做事的风格发生了巨大转变。

从主观因素来看，这种转变也是严峻环境下的不得已为之。

一个还在发育阶段的年轻政党，刚投入革命工作没多长时间，就取得了不错成绩，众人还没来及高兴呢，就遭遇了四一二政变，吃了这么大的亏，死了这么多同志。

在残酷现实的逼迫下，共产党人对共产国际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对叛徒的防备之心也与日俱增。不管对内还是对外，做起事手段都较为偏激。

当时总结经验教训时，共产国际认为出现这么大的失败，主要原因是陈独秀等人是小知识分子出身，不可靠。

此后，在选拔干部时，便极其重视出身，就连向忠发这样没啥能力的人，因为是工人出身，便被推举为总书记了。

这一时期，很多出身较好的年轻干部，在党内的职位都得到了快速提升，陈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后来经过实践检验发现，就算出身比较好，立场比较可靠，但没有能力依然办不成事，而且不听话。李立三等人的表现，让共产国际决定要对中国党的领导层来一次大换血。

到了六届四中全会时，在米夫的主持下，以王明为首的留苏派，也就是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大批进入领导层，开始全面接管我党在全国各地各方面的领导工作。

像张国焘这样有过前科的老人，经过留苏教育洗礼，递交了投名状，取得信任后，才能被派回国担当领导工作。

而像教员这样坚持正确的主张，就是不愿意向王明、博古等人低头的老人，自然也遭遇了排挤打压。长征出发时，要不是有人帮忙说话，差点就被留在了根据地打游击。

一个人最大的优点，往往也是他最大的缺点，这就叫盈亏同源。

得益于共产国际的扶持，年幼的中国党才有机会成长壮大。

然而甘蔗没有两头甜的道理，既然享受了便利，自然就得付出代价。

只是这个代价，过于沉重了些。

                                           三


秋收起义后，教员带着残余部队，几经波折上了井冈山。

教员用真诚换来了袁文才、王佐兄弟俩的信任和支持，带着部队顺利上了山，还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是几省交界处，依山傍险，有群众基础，是进行武装革命的首选之地。

在井冈山上，教员总结了很多干武装革命的经验教训，在队伍里充满悲观主义思想时，教员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鼓舞了士气，为大家注入了革命信心。

教员站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高度，用真实的案例，严密的逻辑论证，讲明白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的原因，指出了红军未来的发展方向，并明确提出：

“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

敌人内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大力发展，当敌人内部矛盾缓和时，我们就要收缩做好遭受残酷打击的准备，不要盲动。

只要全国各根据地，按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思路进行发展，问题都不会大。

然而，此时上面的指导思想已经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由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仇恨，以及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愤怒，瞿秋白、李立三等人制定了许多脱离中国实际的冒险政策，不做调查、不做分析时局，一股脑的组织城市武装起义，一门心思的要夺取大城市。

昨天还是悲观主义，不知何时才能看到希望，今天就是胜利指日可待，全国革命高潮即将来临。

在情绪的控制下，上层已经看不到实际情况了，也感知不到危险了，一个小小的井冈山算什么？

要干就干一票大的，上面定下了一个发动湘鄂粤赣四省暴动和打通湘鄂大道的战略部署。

1928年6月，湖南省委就派了巡视员杜修经去井冈山，给教员下达了率领红四军主力，向湘南方向发展的命令。

教员一接到这个命令，就看到了危险，敌强我弱，现在带着主力下山出击时机不成熟，一旦出去了，弄不好连家都回不了。

于是就在井冈山召开了扩大会议 ，与众人详细分析了利弊，得出了不执行这一命令的共识，随后教员给省委写了信，说明情况，要求省委重新讨论，要慎重决定。

果不其然，信写出去不久，湘军两个师就对井冈山发起了进攻。为了化解这次危机，朱老总就带着28、29这两个主力团下山主动出击，原本仗打得挺好，结果返回的时候出岔子了。

有军官把此前省委命令进攻湘南的消息，散播出去了，很多士兵的老家，就在这个方向，大家都吵着闹着执行这个命令，好顺便回家，导致部队发生哗变了。

最后导致红四军两个主力团损失惨重，拥有重大影响力的王尔琢还牺牲了。敌人闻听红军主力下山了，又重新组织兵力进攻井冈山，造成了井冈山八月失败。

在这次失败后，林彪被破格提拔为主力团团长，极大加快了林彪在部队里的职位提升速度，让一位军事天才得到了上位机遇，这也算是一种意外收获吧。

4个月后，上面依然坚持既定政策，又给教员等人下命令，让他带着主力部队去攻打赣南。

结果教员带部队下山后，龙超清等人借着上面传下来的有关土匪的“左”倾政策，把袁文才和王佐兄弟俩杀了。

袁文才兄弟俩被杀，直接导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败。

因为向湘南发展的命令，教员带主力下山，一回头“家”被偷了。

执行向赣南进攻的命令，教员被逼无奈再次带主力下山，结果这次一回头“家”没了。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起来如此艰难，说失败就失败了，死了这么多人。

关键不是被外部弄失败的，是被自己的政策、偏激的指导思想弄失败的。

这个代价，不可谓不沉重。

                                           四


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悲剧，在中央苏区再一次重演。

教员和朱老总在中央苏区弄的很成功，鼎盛时期，中央苏区有108个县，下辖人口超过400万，算上地方部队，红军总兵力一度达到10万人。

这样的大好局面，再一次被“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破坏了。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博古等人上台，先是派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组成一个三人团到中央苏区传达会议精神。

三人团到了中央苏区的主要工作，就是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就是赣南会议，按照六届四中全会的相关决议，对苏区的各项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这次大会的实质，就是在中央苏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左”倾教条主义各项主张，而作为坚持己见的教员，自然也就成了排挤打压的第一对象。

井冈山时期，那时党内的风气还不像四中全会后这么紧张，上下级之间有啥分歧，也可以毫不顾忌的提出来。

彼时，面对上级的不正确命令，教员的据理力争还能取得效果。

面对接二连三从上面下来瞎指挥、乱弹琴的巡视员们，教员还能写《反对本本主义》，来批评指正：

“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

结果在四中全会上，王明、博古等人仗着米夫的撑腰，大搞批斗。

李立三这批人，自然被批的一无是处体无完肤，而瞿秋白、周恩来这些被扣上了调和主义帽子的老人们，也被弄的威严扫地。

此后，留苏派们就在党内建立了权威，谁唱反调，就先扣大帽子，随后给他弄臭孤立起来。

教员自嘲那时期：“啥人也不理我，就剩我一个孤家寡人。我说，有一个菩萨，本来很灵，但被扔到茅坑里去，搞得很臭。后来，在长征中间，我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叫遵义会议，我这个臭的菩萨，才开始香了起来。”

那时王明才27岁，而博古更年轻，才24岁。

为啥共产国际弄了这么多年轻人当领导？

正因为年轻没经验，思想简单，才好控制。米夫找了27岁的王明，而王明去苏联前，又找了24岁的博古当自己的代表。

博古这么年轻就开始在党内负总责，想想也知道，缺乏基本的实践经历，干起工作来自然抓瞎，上面灌输什么，就执行什么。

博古自己没有什么军事经验，就找了李德这个半吊子来指挥红军。

那一时期，军事上跟国民党打正规战、阵地战，搞短促突击，跟敌人搞消耗。

政治上呢，主张打倒一切，身份上有任何瑕疵就拒绝合作，拒绝与十九路军合作，土地革命也把所有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都看成要严厉打击的敌人。

结果就是，在执行了一段“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后，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红军被迫长征，损失惨重。

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基本损失殆尽，全国的根据地损失了十分八九，只剩下陕北这一小块地方。

代价都如此惨重了，却依旧沉迷不悟。

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些失败的根源是军事原因，而不是政治，更不是思想原因。

在张闻天在代表中央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仍然肯定地说：“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是正确的。”

偏见这东西是真可怕，一旦形成了就很难自知，就会对各种警示信息视而不见，只能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听到自己想听到的，一条道走到黑，就算撞得头破血流，也不会怀疑是路走错了，全归结于姿势不对。

对于这一切的根源是思想，教员看得很清楚，却无力挽回。

现象如：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盲目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

教员多次对这些现象作了严厉批评， 指出 “它的结果， 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却没人能听进去。

                                           五


从党的创立到延安整风， 中国共产党在 21 年的革命历程中， 反复受到党内教条主义的侵扰。

一路走来颠沛流离，就像是陷入了一个走不出去的怪圈，刚取得了一些成就，准会来一阵飓风，将一切都摧毁殆尽。

在西安事变中，教员看透了共产国际和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随时拿中共利益作为交换筹码的心思。

中共的确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可那又如何？

关键时刻，不看关系也不看立场，只看谁能解决问题。

老蒋可以帮苏联拖住日本，是斯大林眼里的最佳候选人，就凭这一点，不仅张学良得靠边站，延安也得靠边站。为了让老蒋安心办事，苏联援助各种物资给国民党，就连红军也成了苏联的谈判筹码。

此前，红军一遇到困难，就想着找共产国际拿援助，就想着自己还有靠山，为了追寻虚无缥缈的军事援助，走了太多弯路，西路军的失败，跟这种依赖外部力量的思想，有直接的关系。

中共创立至今，一直生活在共产国际的阴影之下，的确，共产国际对我们帮助甚多，可也带给了我们太多伤痛。

是时候断奶了，是时候开辟一条独立自主的发展之路了！

在错误的道路上，已经走太久了，走太远了。

1937年，教员已经意识到，要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首先要解决指导理论的问题，这一时期教员在延安的窑洞里，苦读各类哲学著作，整天熬夜写作，终于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经典之作。

随后，教员又在洛川会议上，振臂一呼，提出了“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这种苦心，谁能懂？

王明定然是不懂的，王明一回国 ，就否定了洛川会议上的大部分决议，眼里只有统一战线，没有独立自主。

教员当年说：“王明错误的关键，就是替别人(苏联)想的太多，替自己(中国革命)想的太少。”

现在回过头来看，你才能品出其中真味，品出教员的一番苦心。

如果说西安事变后，教员坚定了走独立自主道路的决心，坚决断奶，坚决先实现物质上的独立。

那皖南事变的发生，就让教员认识到，无论如何也要实现精神上的断奶，不论有多少困难，也要把这个事情做一个了断，否则还要走老路，还要吃第三茬苦。

这个吃尽苦头的早产儿，终于迎来了蜕变契机。

                                           六


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就是如何解释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

谁念的是真经，谁读的是假经，势必要碰一碰的；

势必要拿到实践里检验一番的。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教员本以为改正思想的时机已经到了，便旗帜鲜明的提出：

“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结果这种呼吁，并没有收获想象中的正面反馈。

犹如泥牛入海，没引发一点波澜。

彼时，正是八路军发展的关键期，教员将精力都放在了指导发展上，就先将这个事搁置了。

直到1941年皖南事变的发生，让教员意识到，这个事耽搁不得，但也急不得，要想彻底扭转党内的教条主义思想，便要制定计划，制定步骤，做好各项工作的准备。

这一时期开展整风运动，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个时候共产国际更改了领导思路，终于认识到每个国家的革命条件不同，由一个统一的组织来领导各国的革命颇为不现实。

在季米特洛夫的领导下，共产国际开始放权，采取不干预各支部内政的策略。这一策略在1937年左右，就上会讨论了，到了1941年的时候，基本贯彻执行了。

这也是为啥王明住院时养病时，偷偷给共产国际打教员的小报告，要求共产国际介入延安内部纠纷，却一直没等来消息的主要原因。

可这不等于说，共产国际和苏联从此之后，就真的放中共自由了。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这意味着老蒋的身价在苏联那里再一次看涨。

几个月前，老蒋就是错判了国际形势，才弄出了皖南事变，老蒋以为欧洲发生了战争，各列强想让自己拖住日本，就要对自己高看一眼，所以胆气十足，挑起了摩擦纠纷，要一口把延安吞掉。

结果戏演过头了，英美不仅没有惯着老蒋，反而向老蒋发出警告，就连日本人也没有配合老蒋演戏，中途还对老蒋发起了进攻，弄得蒋委员长里外不是人。

但苏德战争爆发后，就不太一样了，苏联那边迫切需要中国拖住日本，对老蒋很是依赖，而苏联想让老蒋办事，自然少不了要从延安身上割肉。

1941年前后，正是延安最困难的时候，可要按照过往的决策思路，自己就算饿死也要把最后一块馒头送给苏联。

如果延安的领导思想依然是王明的教条主义那一套，延安有没有可能继续走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老路？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会不会以新的方式出现？

到时难道还要再来一次长征？

可这次是教员领导了，面对苏联要求援助的命令，教员就一句话：我们非常想帮助也义不容辞，但眼前确实困难，我们自己能活下来拖住侵华日军，就是对苏联最大的帮助了。

什么叫未雨绸缪，这就叫未雨绸缪，同样的错误不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犯。

虽然教员很努力的在保全中国革命力量，可架不住内部有像王明这样的精神苏联人唱反调。

                                           七


教员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公开批评党内一些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 只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 言必称希腊， “钦差大臣”满天飞。

“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 提议取消他的 ‘理论家’的资格”！

原以这个报告会立马在党内引起轰动，结果也是反响平平，宣传口（张闻天负责）根本没宣传这个报告，低调处理了。

教员自己都说，讲了话，却没人搭理。

王明更是针锋相对，说什么，这也联系、那也联系是“乱联系”，并且王明利用职务之便，自己弄了一套党史出版发表，跟几十万新入党的党员，以及延安的学生们灌输错误的历史。

教员这边痛斥教条主义的危害，王明就唱对台戏：“不要怕说教条，教条就教条...如果一学就怕教条，一条也记不住，哪里谈得到运用？”

从这一句话里，便能看出王明搞事的水平，远比我们想象的更高。

当时延安的学子们，受王明的影响，以能背诵马列理论词句为荣，以为能背诵理论，就是理论家了。

整个学习风气流于表面，教条主义思想疯狂蔓延，旧的危机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就接踵而至。

面对王明的进攻，教员也决定反攻：“这种作风，拿了律己， 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 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 则害了革命……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 革命才会胜利。”

彼时，种种事情都汇聚到一起，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窗口期一起出现了。

如果这个时候解决，一个搞不好，就会出现大问题，内部一乱，立马就会失败，军队和根据地就会被国民党军和侵华日军吃干抹净。

可要是搞好了，就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

究竟要不要在这个困难时期，冒着极大风险，去解决最棘手的问题呢？

教员的回答是：必须解决！

“一定要整顿三风，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

“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延安整风便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发起的，图之于未萌，虑之于未有，不是只有四渡赤水才能叫力挽狂澜，教员这一刀既斩当下也斩未来，快准狠。

要是没有超越时空的战略眼光和洞察力，领袖身影也不会走进人民心底，风范长存。


========

西方视点：

延安整风运动的伟大而深远的意义，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

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好，所以我才想转发于此。

但是在我看来，个别内容不够准确恰切，或者有些敏感，所以就进行了些微删改。

没有事先征求作者意见，在此请求作者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