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政体终结与政治文明重建的路径 历史告诉我们：社会的政治进步以及政治制度的发展，是人类这种生活在地球表面的智慧生物的一个最艰难、最痛苦、代价最大的领域。 世界各国的政治史，为21世纪华夏民族进行政治改革与再造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而且，对于华夏民族自身而言，自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纪终结的大致2200年，也为我们提供了罄竹难书般的惨痛教训。但是，由于我们社会的权力者从来以维护和延续自身权力而核心目的与目标，一系列真实的历史教训从来不能够得到公开的教育和宣传。 中国自秦朝之后，其国家的政权深陷一种家族皇权世袭体制的轮回中，这便是我们通常所指的“家天下”的政体。事实上，汉朝思想家戴圣明确针对“家天下”政体的缺陷而提出“天下为公”的政治理念以及“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然而，这种理念与理想在中国至今尚未成为现实。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发生持续的产业与科技革命，也就是说，经济基础从未能够摆脱小农生产方式。 在中国，“家族皇权世袭体制”从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轮回了大致2200多年。在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在政治上，只有王朝姓氏的更迭而从来未有文明政体的创建，经济基础则是一直持续以家庭为劳动力主体单位的农耕生产方式，从未发生过持续而长久的产业革命，在知识体系方面，则是在名义上坚持以儒家人伦价值原则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从来无法催生出以探索和认知自然界运动规律的科学体系，也产生不出以开发和利用客观物质的技术体系。 以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的家族王朝世袭政体便开始处于一种总崩溃的状态，但是，由于极其复杂的原因，清王朝一直延续到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才被推翻，中国社会的变迁异常缓慢，在各个领域都是如此。对于这一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代知识分子，有着深刻的认知。尤其是鲁迅先生。 在20世纪，以1911年10月辛亥革命为标志，中国实现了由“家天下”向“党天下”的政治转型，但是“党天下”却继承和延续了“家天下”的实质内核，20世纪中国的主要政党——以国民党和共产党为标志，都毫无例外的走上了以武装力量为支撑的军事化道路，导致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于国家政权的争夺，采取军事战争的方式进行。可以说，这是20世纪华夏民族在政党制度和政治文明上的最大失败。 中国在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分别领导的两大军事集团，又在1946—1949年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大规模内战，结果是：到1949年中华民国（国民党政权）退居台湾、共产党在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民国在台湾以1987年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为起点，走上了一条政党选举竞争的民主道路，而共产党在大陆的执政走过1949—1979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时期和1980—2012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 在中国大陆，共产体制从1949—2022年，已经走过70多年的历程。目前看，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无论从政治体制、还是从意识形态、干部制度、施政模式等等方面衡量，都难以为继。一方面，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普遍的文明意识和觉醒；另一方面，执政党与民众之间积累的矛盾已经无法通过现行的体制得到化解。一方面，现行的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导致体制内部政策运转失灵；另一方面，社会多元化的态势和产业革命的洪流不可扼制，僵化的政体必然被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社会要求所冲垮。 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经历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大陆社会，即使在体制内部，也有相当部分人员已经具备基本的文明素养和法治观念。这部分成员不会继续盲目执行一些违背文明的指令，即使不敢公开的反对上级命令，也会消极的抵制或者拖延。而且，体制内部的具有文明觉悟的力量，极其容易与民众中的文明力量结合起来。 眼下，在中国大陆，三年“动态清零”是一场全面性的社会内耗。导致中国大陆经济与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停滞。站在21世纪百年历史的角度判断，这是现行的共产体制的总崩溃的一个具体的标志点。 由于“动态清零”措施的简单、粗暴，终于以乌鲁木齐居民大楼火灾而引发全国范围的抗争。全民性抗争，发生在工人、业主、店员、学生等等各个阶层，当警察面对抗争的人群发问“谁是组织者”的时刻，抗议的年轻人齐声回答“我是组织者”。这样的场景已经宣告一种全民抗争的兴起，而且宣告原有的“维稳”手段不可继续使用和根本无效。反抗是全民性的，不分地域、阶层和行业，其结果，只能是现行体制的瓦解和中国大陆社会治理理念与机制的再造。 从瘟疫产生和传播的自然规律而言，“清零”是一种根本无法达成的行政目标。“清零”直接导致社会整体“大停滞”的后果。显然，一方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执政者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和方法；另一方面，民众对于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积累的问题和矛盾已经得到不能容忍的地步。一方面，防疫以政权的名义突破法律规定而肆意作为；另一方面，封控冲击其他一切正常的社会生活与生产活动。在防疫过程中，社会其它一切工作完全让位于“防疫”。 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理念、决策程序与施政方式等方面的自新与转型，几乎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这既是70多年来共产体制的传统与教育造成的，也是自上而下一以贯之的“干部任命制”造成的。由于没有良好的选举制度以及长期自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导致中国大陆的官方与民众之间根本没有有效的、及时的、正常的沟通渠道，也根本无法达成官民双方的共识。在这种状态下，盲目持有“制度自信”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策思维，只能给社会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共20大之后，由于高层权力平衡被打破，必然导致共产党内部发生一种执政危机、反复和矛盾现象。官僚层也会出现首尾难顾、上下不调、本末倒置的“躺平”现象。同时，民众的抗争与不配合以及民主权益意识的大觉醒，会加速导致一场现行体制的整体瓦解。 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的社会成员，是受毛泽东政治运动影响最深、最普及的一个世代的群体。他们身受政治运动之害、深受极端的政治教育之苦，然而，即使这代人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的受益者，也难以从内心深处转变对于毛泽东的盲从与崇拜。所以，对于整个大陆，一个关键问题在于，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群体，难以涌现具有再造华夏民族21世纪崭新政治文明体系的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也根本不会涌现出真正伟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这是华夏民族进行政治改革与政治文明体系再造的一种无法逾越的现实阻碍。 事实上，生活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大部分社会成员，在思维方法、政治行为与价值观念方面，仍然生活再毛泽东形成的巨大历史阴影之下，根本没有走出这道无形的暗影。不过，可以肯定，经历了40多年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趋势洗礼的中国人，已经很大程度地再政治上有了相当程度的文明觉悟。即使顽固的崇拜毛泽东的社会成员，其大部分也能够与其进行平等而理性的交流。 自18世纪欧洲大革命以来，欧美国家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对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毫无疑问，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是一个极其艰难困苦的过程。中国21世纪的政治文明建设，既需要借鉴欧美国家政治文明的经验，又必须结合20世纪中国自身的政治演变规律。 我们可以总结出大致4种类型与范式，供21世纪华夏民族进行政治文明再造借鉴。这些范式包括：1、孙中山+袁世凯模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清王朝是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民间进步力量与体制内部掌握军权的袁世凯共同推翻的。2、前苏共崩溃方式。前苏共领导人对斯大林的批判，从1956年苏共20大即开始了，一直到1991年叶利钦宣告苏共为非法，过程历经30多年。3、中华民国的台湾转型范式。台湾社会是华人社会民主的灯塔，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持续到1945年二战结束，才回归中华民国，台湾经历“两蒋”的戒严时期，在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党禁”“报禁”，台湾走上了政治民主化的道路。4、18世纪末欧洲大革命模式。以法国1789年大革命为标志，欧洲主要国家在一大批伟大思想家的指导下，奠定了“三权分立”、“政党竞选”、“代议制”等为制度组件的政治体制架构。华夏民族应该从欧洲大革命中汲取西方伟大思想家的成果。 中国大陆的政治转型和政治文明重建，必须以代价最小的途径和方式进行。中国必须全力避免暴力革命和流血转型，政治文明应该建筑在是一切智者、勇者的有条不紊的制度设计和创建、文明价值的宣传与树立、以及各项具体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的基础上。 以社会代价最小的途径和方式，实现华夏民族在政治领域里的一场伟大升华，这不仅符合全体华人社会成员的利益，也符合权世界各族人民的利益；不仅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其他国家的根本要求。 在21世纪，作为一个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国家的中国大陆，必须首先在政治制度方面进行一场伟大的设计，并且，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推动中国成为一个伟大国家，并且以一个成功国家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东方。 自公元前221年221年秦朝建立到20世纪结束，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中国，在2200多年时间里，从来没有能够创建出一种良好的、基于民众福祉的以民生幸福为目的的政府系统。这是华夏民族的悲哀和悲剧。 从现在起，中国大陆射虎id政治文明体系的再造，应该从如下几个方面有条不紊的进行： 1、普及性的、大规模的社会文明价值体系的树立、创建、宣传、教育； 2、设计与确立一种基于公平的制度体系，在一定的时期内，参与者民主的形式应该是一种较为适宜的民主形态。因为对于中国大陆而言，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普选制。当然，施行全体公民的普选，是华夏民族在政治上的一个终极型的目标。 3、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合理分工；中央政府主要职能集中在国防、外交、货币发行与社会宏观发展目标的制定等方面，把许许多多、千头万绪的具体的民生事务交由各级地方政府去管理。 4、在现行体制内部进行政党制度的改革，应该赋予八个民主党派向各级政府推荐政府首脑的权限，然后，在换届之际，通过“人大”代表公平选举。 5、执政党应该对于社会责任、历史使命、政策方针进行重新探索与准确定位。 21世纪，华夏民族在政治上的根本任务，以及一条清晰的政治文明主线，必然是创建出一种超越“党天下”的伟大政体。也就是说，实现由“党天下”向“民天下”的伟大政治文明升华和制度转型，这是一个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逻辑。 徐国进 2022年12月3日星期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