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1935年初於長征途中在遵義會議上取得對中共的實際領導權，但當時顧忌共產國際的態度，名義上仍以張聞天為總書記。毛澤東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和支持，成為名至實歸領導人是在1938年7月，共產國際執委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通知王稼祥傳達的。而共產國際之所以明確作出支持毛澤東成為中共領袖的決定，任弼時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1937年11月，王明帶着共產國際欽差大臣的光環從蘇聯回國，對毛澤東已經建立起來的領導權威形成莫大的威脅。毛澤東去機場迎接王明時言不由衷地說，“喜從天降”，但他與王明在抗日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上的分歧一目了然，爭奪黨內領導權和話語權的明爭暗鬥也一刻不停。當時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得到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黨和軍隊大多數領導人的支持，毛澤東一時成為孤家寡人。

1937年12月，被政治局授權領導中共中央長江局的王明飛到武漢，他在武漢建立了一個本質上與延安平行的權力中心，開始推行他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周恩來立即站到了王明這一邊，他從1936年以來就一門心思要建立與國民黨的合作關係。康生，張國燾和博古也都支持王明，但博古多少有點猶豫不決。1938年2月底至3月初，王明這一派的成員在政治局對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們發起了一場公開的鬥爭，支持毛澤東的是洛甫（張聞天）和任弼時。任弼時自從1936年秋隨紅二方面軍到達陝北以來一直無條件地支持毛澤東，他與毛澤東早年間的分歧此時已經解決了。鬥爭雙方都不能使得對方屈服，黨的領導人之間的力量對比一時達到平衡。

在此關鍵時刻，毛澤東決定派他的心腹去莫斯科解釋形勢並尋求指示。他選擇了任弼時。任弼時對於自己曾經在30年代初參與過對毛澤東的迫害打擊的事實心存內疚，此時他已轉而成為毛澤東的堅定支持者。

任弼時到達莫斯科後，積極活動。他承擔的任務很微妙，一方面，由於他沒有十足把握確定毛澤東對於斯大林的策略的理解是正確的，因此必須小心謹慎地避免公開出面反對王明，另一方面，他需要千方百計地確保獲得斯大林對毛澤東作為中共領袖的地位的決定性的承認。1938年4月，任弼時用陳林的筆名向共產國際主席團遞交了一份關於中國形勢的長篇報告。在報告中聲稱，自從王明同志回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後，中共改正了自己所有的錯誤，目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確的。

這份報告遞交上去後泥牛入海沒有回音。於是，5月中旬，任弼時又遞交了第二份報告。該報告進一步稱讚了王明，並在他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再一次試圖打消共產國際的領袖們可能產生的對毛澤東的任何懷疑。他傳遞出的信息是：毛澤東對莫斯科的忠誠決不在王明之下；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毛都不會出任何問題；因此，最好不要對中共領導集體做任何變動，讓毛澤東繼續掌舵吧。

任弼時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共產國際通過了毛所需要的決議。季米特洛夫請示過斯大林後，6月中旬，共產國際執委會宣布了“它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完全支持”。決議支持毛澤東關於在日本人的後方進行游擊戰的政策及在統一戰線中完全保留共產黨在政治和組織上的獨立性的要求。

不僅如此，決議還同意由毛澤東取代洛甫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1938年7月初，季米特洛夫把決議文本交給了王稼祥一份，王稼祥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當時正打算回國。將要留在莫斯科接替王稼祥的副團長職位的任弼時也一同參加了季米特洛夫與王稼祥的會談。在這次會談中，季米特洛夫說，“你必須告訴每一個人，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告訴王明，不要爭了吧。”

王稼祥回國後，於9月14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莫斯科的上述決定。從此以後，中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中共的統一領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