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與他的“三落三起” 鄧小平（1904年8月22日－1997年2月19日），原名鄧先聖，學名鄧希賢，1927年正式改名為鄧小平，四川廣安人，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共產黨於1978年至1989年間的實際最高領導人。 鄧小平能成為一代偉人，與他“三落三起”的非凡經歷有着密切的聯繫。 在籌備中共八大時，毛澤東評價鄧小平時說：“他是在黨內經過鬥爭的。”當時，王首道發言：“我同意這個看法，受過打擊的人，他對於另外一方面的問題考慮得比較周到。”在老一輩革命家眼裡，有沒有在黨內經過鬥爭的經歷，其見識和智慧是不一樣的。 鄧小平的第一次“落”與“起”，是同中央蘇區“左”傾教條主義的禍害與遵義會議的偉大勝利相聯繫的。鄧小平的第二次“落”與“起”，是同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與林彪垮台和周恩來病重相聯繫的。鄧小平的第三次“落”與“起”，是同“四人幫”橫行霸道，與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垮台，全黨要求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相聯繫的。 1933年，由於反羅明路線運動開展以及尋烏事件，鄧第一次被打倒。時任江西省委書記李富春，在鄧小平下放幾個月後把鄧叫回來，委任為江西省委宣傳幹事[44]:28-29。3月中旬，李富春安排鄧到江西省委擔任宣傳部長。4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辦《鬥爭》報發表《羅明路線在江西》一文，批判鄧、毛澤覃、謝唯俊、古柏。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匯報》突然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標誌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鄧為維持穩定局面，恢復秩序而奔波。劉少奇、鄧立即到杭州向毛澤東匯報，並請毛澤東回來主持工作。劉少奇、鄧回到北京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對策，制定出“大字報只限於校內”、“校內校外有別”、“集會限於校內”、“不准示威遊行”、“不准大規模的集會”等“八條決定”。並得到毛澤東同意，派遣“工作組”到各個學校，但工作組所到之處遭到文革派操縱學生們猛烈攻擊。幾乎每個學校都分為兩派或幾派，互相攻擊，亂揪、亂批、亂鬥之風盛行，抄家、打人時有發生。7月16日，毛澤東橫渡長江，7月18日回到北京。劉少奇立即要求會見毛澤東，但被毛澤東拒絕。7月19日，毛澤東說派遣工作組是錯誤。揚言說不僅僅是認識問題，而是路線問題。7月21日，毛澤東正式下達指示撤回工作組。7月24日上午，毛澤東召集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開會，批評劉少奇、鄧派工作組，決定撤銷工作組。7月2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大專院校及中學文化革命積極分子大會”，發布決定撤銷工作組，批評劉少奇、鄧、周派遣工作組。8月1日至8月21日，鄧出席在北京舉行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並講話，全會通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全會選舉毛澤東、林彪、周、陶鑄、陳伯達、鄧、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在全會小組會上，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攻擊劉少奇，謝富治則攻擊鄧，說他在全國解放後變了。劉少奇、鄧被作為“資產階級司令部”領導人物受到批判，陳伯達趁機向毛澤東揭發鄧。鄧由於被指責犯“路線錯誤”，實際上已不參與中央領導工作。為貫徹全會精神，8月13日至23日，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上鄧受到批判，會後鄧向康生移交他分管之中聯部、中調部等部門工作。鄧事實上已被停止和剝奪職權，大多數時間待在家裡看文件、寫檢查和接受批判。 10月9日至10月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文化大革命”問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林彪在會上講話，指名攻擊劉少奇、鄧執行“一條壓制群眾、反對革命的路線”，並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的錯誤路線主要是劉、鄧發起的”，會後全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10月23日，毛澤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作報告批判劉少奇、鄧。結果劉少奇與鄧作自我檢討。11月7日，鄧首次被點名批評，在北京市內大字報上，標題為“第二號走資派”。隨後大字報、黨報陸續開始批評劉少奇和鄧，鄧被說成是劉少奇之外“另一個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中國的二號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總根子”。12月13日，毛澤東指使“文革派”把鄧與劉少奇作為“反動分子”點名批判。鄧第二次被打倒。以後劉少奇、鄧就不公開露面。鄧被軟禁在中南海自住。 鄧的行動遭到“四人幫”的反對，被稱為“右傾翻案風”。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周恩來去世。1月15日下午3時起，在天安門廣場人民大會堂準備舉行追悼會。第一副總理鄧致悼詞。冀朝鑄稱鄧“剛開口讀到‘我們的總理’時就聲音哽咽，停頓了一下。每個人也都在落淚”。1月20日政治局會議，鄧第三次作檢討，表明希望再見到毛澤東。2月2日，鄧提出辭職兩周后，黨中央向中國高層幹部宣布：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國鋒為代總理。中央政治局通過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對華表示：“你辦事，我放心”。可以說，華的任命是毛澤東力圖調和“四人幫”與務實派幹部、軍人之間的矛盾的結果。2月15日，華國鋒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書記會議上，講過“當前的緊急任務是批判鄧小平、批判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在這個目標下，幹部、群眾應該團結起來”。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2月16日，中央批准中央軍委的報告，宣布鄧和葉劍英去年夏天在軍委擴大會上講話錯誤嚴重，他們的講話文件停止傳達。 1976年2月左右，各地散發大字報反對江青，擁護周、鄧。4月4日是星期天，是中國人民傳統“掃墓”的日子“清明節”，有200萬以上群眾到天安門廣場，周悼念活動達到頂點。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會上，華國鋒攻擊鄧一派“是一批壞人跳出來，寫的東西有的直接攻擊毛主席，很多攻擊黨中央，很惡毒”；北京市市長吳德說：“看來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鄧小平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作了大量的輿論準備，今年出現這件事是鄧小平精心策劃的結果。……性質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事件”；政治局會議指控鄧是幕後指揮者，並決定強行清除人民英雄紀念碑周圍花圈。4月5日，北京發生悼念周、反對“四人幫”、擁護鄧的“天安門四五”事件。4月5日，中央政治局出動民兵、公安清理現場所有花圈，還逮捕了一些人；群眾提出“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的口號，最後遭到鎮壓。 4月7日，在沒有鄧參加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議撤銷鄧黨內外一切職務：“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的矛盾。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鄧被指為這個事件“總後台”，再一次被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這是他第三次被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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