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悲劇精神 ——科學、藝術和民主的源頭

文：華山

古希臘悲劇的精髓不在於表述命運不可抗拒，而在於表現在不同命運的兩難境地中進行選擇的勇氣、理性和道義。沒有悲劇精神，便不會產生科學和民主的理念和實踐。

什麼是悲劇精神？

懷特海對希臘悲劇的理解很有意義：“今天所存在的科學思想的始祖是古雅典的偉大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和歐里庇德斯等人。他們認為命運是冷酷無情的，驅使着悲劇事件不可逃避地發生。希臘悲劇中的命運成了現代思想中的自然秩序。”“悲劇的本質不是不幸，而是事物無情活動的嚴肅性。但這種命運的必然性，只有通過人生真實的不幸遭遇才能說明。因為只有通過這些劇情才能說明逃避是無用的。這種無情的必然性充滿了科學的思想。物理的定律就等於人生命運的律令。”

古希臘悲劇家：埃斯庫羅斯（約前525-前456） 

古希臘悲劇家：索福克勒斯（前496年/前497年－前405年/前406年）

 
古希臘悲劇家：歐里庇得斯（前480年－前406年）

應該說，這些是相當有見地的思辨。藝術和科學，終於在古希臘的悲劇找到了她們的共同的源頭。

這是一個接近正確的結論，但是其論證卻不正確。首先，雅典時期的古希臘悲劇甚至還不是悲劇的源頭。更重要的是，古希臘悲劇遠遠不在於命運的不可抗拒的軌跡和人對命運的無可奈何。簡而言之，“認命”絕不是希臘悲劇的精髓，更不是古希臘悲劇要弘揚的。

那麼希臘悲劇精神到底是什麼？

我的回答是“兩難和選擇”，或者說是“把理性和道義置於兩難境地，並且，直面兩難，勇敢選擇，坦然承擔。”

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在歷史上哲人們是如何給悲劇下定義的。

亞里士多德曾經給悲劇這樣下定義：“惋惜和敬畏，從而得到精神的清洗和提純。（Pity and awe, and a sense of emotion purged and purifiedthereby.）”也許我們今天來看，亞里士多德對悲劇的定義似乎不得要領。但是我們不能忘記，亞里士多德生活在那個時代，悲劇正是那個時代的精神，對他來說，我們今天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大加讚嘆和讚賞的，對他來說卻是習以為常的。正如同我們在崎嶇的山谷向山頂攀登的途中，我們知道征途的艱難，但是並不知道我們的選擇和執着的最終意義，只有到了山頂回首征程，才可能評價我們當時的處境和經歷。在古希臘時代，在他們看來兩難和抉擇是他們的命運和責任，並不需要特別的褒揚，而其結果才值得品味。這個結果，就是讓觀眾感到“惋惜和敬畏”，從而得到“精神上的清洗和提純”。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前384年－前322年3月7日）

正是由於這個理由，後世的尼採給悲劇所下的定義則更加合乎我們回首所看到的古希臘文明：“在死亡面前堅定地生存下去的勇氣，以及來自這無盡勇氣的快樂。（The reaffirmation of the will to live in the face of death, and the joy of its inexhaustibility）”尼采的定義很有意思，確實也體現了古希臘悲劇的整體精神：生得快樂，死得坦然。絕無哭哭啼啼，更不祈求恩賜。也許這也導致了懷特海前面的理解，認為悲劇是對不可抗拒的坦然接受。但是我覺得尼采比懷特海要深刻。懷特海認為悲劇體現了不可抗拒的規律，而尼采則宣言即便不可抗拒也可以勇敢面對並且生存得快樂，並且這種勇敢是“無盡的”，因此可以想象由此而來的快樂也是不會窮竭的。這是典型的尼采，當然這也是古希臘精神。

但是，古希臘精神還遠遠不僅僅到此為止，體現了古希臘精神的古希臘悲劇的意義也絕不僅此而已。古希臘悲劇的精髓，就是“兩難和抉擇”。

希臘悲劇中的兩難和抉擇

阿喀琉斯的兩難和抉擇：

在《荷馬史詩》的特洛伊戰爭中，Achilles的朋友Patroclus以Achilles的名義參戰，被Hector殺死。這時的Achilles面臨的選擇是：

1）復仇，殺死Hector，但是這樣的話，根據神諭，他一定會就此喪生。

2）放過Hector，Achilles就可以有生存的希望。

這是一個理性的選擇，如果沒有道義的話，那麼這個選擇是非常容易做的：生存！為什麼要殺死Hector把自己也搭上？但是，在道義上，Achilles不能放過殺害他朋友的敵人，讓其不受懲罰。正是由於道義，使得這一對理性的選擇成為了兩難。

Achilles選擇了復仇，然後坦然直面他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選擇，後者是命運。

這齣於荷馬史詩，因此也說明了古希臘悲劇精神其實在荷馬史詩時代就已經開始形成。

Achilles與Hector戰鬥

安提戈涅的兩難和抉擇：

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中，Antigone在哥哥被殺後，面臨的選擇是：

1）埋葬哥哥，這是符合習慣和神諭的。如果不埋葬她的哥哥，其靈魂就無法安息。

2）但是她作為大王的叔叔不許任何人埋葬她哥哥，Antigone道義服從這個權威和長輩。

如果沒有理性，那麼這個選擇也是不難做出的，畢竟這個順序首先是神，然後才是長輩。但是，按照她作為國王的叔叔頒布的法令，如果她埋葬她哥哥，她就會被處死。正是由於理性，使得這個選擇成為了兩難。

結果是，Antigone選擇了埋葬她哥哥，坦然面對自己的死亡。前者是選擇，後者是命運。

Antigone埋葬兄長

如果我們仔細考察古希臘悲劇，都具有這樣的例子。主人公總是面臨選擇，而且這些選擇是很難做出的，總是處於兩難境地。不僅僅是道義的兩難，同時也是理性的兩難。其實是道義和理性交織在一起的兩難。

在道義和理性之間，我們很難劃出一條非常清晰的界線。也就是說，道義和理性是有重合的。如果我們一定要區分它們，也許可以這樣定義：“理性比較接近功利，而道義比較接近理想。”但是，功利和理性絕不非此即彼，其實，功利是眼前的理想，而理想是遙遠的功利。理性更多是功利和邏輯的，而道義更多是理想和情感的。也許如下的表達式可以大致描述它們之間的關係：

功利 + 距離 = 理性，

或者

功利 = 理性 – 距離

（如果希望在這裡繼續思考，我們可以給出這樣的等式：

理想 = 邏輯 + 情感，

這個在本文不予展開。）

由此可見，理性和道義是彼此關聯而無法清晰劃分的。但是，這並不影響我們判斷兩難，因為我們可以同時使用理性和道義。關鍵只是，我們在理性和道義上所能達到的高度。

兩難和抉擇才是希臘悲劇的精神所在

古希臘悲劇的精髓就在於兩難和選擇。因此，古希臘悲劇不是命運悲劇，而是選擇命運的悲劇。主人公不是沒有選擇，而是面對兩難到底如何選擇。如果說古希臘悲劇僅僅闡述了命運無法抗拒，那麼我們幾乎是“買櫝還珠”，接受了其美麗無比的包裝，卻拋棄了其價值所在的內核。

不錯，古希臘悲劇中充滿了命運，而且是幾乎不可抗拒的命運，比如Achilles在殺死Hector後無可避免的自己的死亡。但是，正是命運的不可抗拒，才顯示了當初Achilles抉擇之偉大。他不是沒有選擇，但是他選擇了復仇和死亡，而不是逃避和生存：他不惜以自己的死亡作為代價為朋友復仇。

古希臘悲劇最重要的和最精髓的，就是選擇。之所以這種選擇直擊人心，是因為這種選擇是在兩難中進行的。荷馬時代的史詩也好，古典時期的雅典悲劇也好，它們貫穿始終的一個主題，也是向觀眾聽眾質問的一個問題，就是：你如何選擇？

我曾在古希臘劇場的遺址上久久坐在觀眾席上，看着半圓形劇場低處的舞台，想象當時的演出情景。嚴格地說，那不僅僅是演出，那是一場拷問，是對一個心智健全的人的良心和智力的挑戰，是對一個人道義和理性的審訊：這就是你所處的境地，這就是你面臨的選擇，你，怎麼辦？！

古希臘扇形大劇場

這不是對一個集體的提問，否則你可以躲在“集體”這個似是而非的概念後面逃避你的責任。這不是一個對上蒼的禱告，否則你可以假裝無可奈何而丟棄你的勇氣。這更不是一個對權貴的祈求，否則你可以用匍匐在地而交出你的權利。這是一個對你個人的質問：你，就是你，如何選擇？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說古希臘的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從荷馬史詩時代就開始奠定了。古希臘人的公民精神就是從荷馬史詩時代就開始得以彰顯和體現的。當然，我們並不知道荷馬史詩是否最早的開端。荷馬史詩並非憑空想象了這樣一種精神，更可能的是荷馬史詩以藝術的形式再現了當時的時代精神。

古希臘游吟詩人：荷馬（約前9世紀－前8世紀）。圖為荷馬和他的嚮導，威廉·阿道夫·布格羅繪

這樣的兩難在華夏也是經常碰到的，但是我們幾乎都選擇了迴避。比如，面對指鹿為馬，你有如下的選擇：

1）說出真相，接受懲罰，

2）躲避懲罰，隱瞞真相

我們無可救藥地以整體民族的規模選擇了後者。

看看今天，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年輕一代幾乎都不知道。這就證明了我們這個民族是如何選擇的。這還不是生存和死亡的抉擇，而僅僅是方便與否的選擇而已，那些作為父母的很多選擇了對子女的隱瞞，那些倖存的當事人選擇了在粉飾和謊言面前沉默，選擇了面對無知的後來者的若無其事。我們，作為整個集體，都如此為了方便而選擇了隱瞞真相。不以為恥，反以為榮，還振振有詞美其名曰：向前看。

最後，我們這個民族就只好選擇歌頌和哭泣，當強權壓頂時，我們選擇了歌頌；當災難來臨時，我們選擇了哭泣。其實我們不敢正視兩難，我們總是在溷淆是非，美其名曰“難得煳塗”；其實我們沒有選擇和行動的勇氣，而是逆來順受。因此華夏的戲劇缺乏古希臘的人性的光彩。比如竇娥冤，比如楊乃武，比如孟姜女他們可泣，但不可歌。苦逼和頌聖成了我們藝術的主旋律，久而久之，它們成了我們的精神和價值。

但是我們必須說，我們這個民族還是有一些人具有古希臘精神的，他們選擇了真相，但是他們也因此而備受折磨甚至死亡。因此而產生了時間和空間上宏觀的不同，古希臘人用悲劇的形式把這種勇氣和這些勇士永遠地用藝術褒揚彰顯，而我們卻讓這些鳳毛麟角的勇士和勇氣隨着歲月煙消雲散。

兩難，選擇和承擔

誠然，沒有選擇就沒有戲劇。戲劇之所以成為戲劇，就是由於其主人翁的不確定的選擇而帶來的不確定性。古希臘悲劇之所以偉大，是由於其置理性和道義於兩難而選擇之，並且由於其弘揚的選擇標準的理性和道義。

直面兩難，勇敢抉擇，承擔命運。

我相信，在古希臘的悲劇上演時，在那些扇形的大劇場觀看的數千甚至數萬觀眾們，他們和主人公一樣被置於兩難的境地，“如何選擇？”這就是每個古希臘觀眾面臨的問題。如何選擇？如何行動？我怎麼做？這就是古希臘精神。不是我祈求上天如何做，因為上天是不會修改規則的，一旦你選擇，你就要承擔責任和後果。也不是我祈求君王怎麼做，這和他們無關，這是我自己的理性和道義。

這就是古希臘精神，這就是孕育了科學和民主的古希臘精神。

沒有這樣選擇的勇氣，就不可能直面證據，就不可能有質疑精神，也不可能直面邏輯得出的結論，因此不可能有科學。既然一旦選擇，被選擇的軌跡就不可改變，而這軌跡是有規律和可知的，雖然我們不能違背它，但是我們可以認識它。這就是科學精神。

沒有這樣的勇氣，就不可能有選擇的勇氣，更不可能有行動的膽量，也不可能坦然面對抉擇帶來的後果，因此不可能有民主。既然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按照我們的標準和理解進行選擇，進而行動，因此我們每個人都是主動的參與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這就是民主精神。

我毫不懷疑，正是古希臘的理性導致了科學，正是古希臘的道義導致了民主。在這裡，我們找到了科學和民主的共同的源頭，而這個源頭居然是古希臘悲劇。因此，在科學和藝術之間，以及政治和藝術之間，其實是沒有本質的隔閡的。

準則和結論

那麼，在兩難的處境中做出選擇所使用的標準，就是另一個關鍵的問題。

到底是個人在兩難境地的勇敢抉擇提高了用以衡量選擇的標準，還是標準的高尚使得抉擇更加高尚。亦即，是選擇提高了標準，還是標準提高了選擇？這看起來和我們一直在討論的兩難問題“到底是制度決定了文化，還是文化決定了制度？”異曲同工。

我認為“一個文明和直接功利之間的距離決定了這個文明的高度。”那麼我們來看看我曾經說比較接近功利的理性在古希臘人那裡距離功利有多遠。古希臘的科學和功利幾乎沒有關係。需要例子嗎？數論，毫無實際用處；阿波羅尼曲線，當時毫無用處；歐幾里德幾何，在當時也沒有多少實用價值。有意思的是，倒是古希臘的道義更多地服務於社會和公民的日常生活利益。而這正是由於個體的責任感導致了整體社會的受益。這也許正是古希臘悲劇要弘揚的精神，質問我們每個觀看悲劇的觀眾：你個人的權利和責任，你的選擇，以及支持你選擇的勇氣和標準。

因此，古希臘悲劇並非所謂“命運悲劇”，其所弘揚的不是命運不可抗拒，而是在不可抗拒的幾個不同命運面前作為個人如何選擇，如何行動，以及支持這種抉擇的理性和道義。

正因為如此，亞里士多德的結論也是貼切的。當我們欣賞了主人公在兩難境地做出艱難的抉擇，進而付諸行動，然後直面慘澹的結局，難道我們的心情不正如同亞里士多德描述的那樣嗎？這正是作為觀眾的我們對於主人公的同情，也是對我們自己的質問。正是這群在精神上得到升華的希臘人，特別是雅典人，在理性和道義上給我們做出了典範。那些舉世矚目和歷久彌新的在科學、藝術和政治領域的成就，至今還在引領着我們——如果你還沒有忘記“德先生”和“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