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8月12日），美國之音（VOA）的記者黎堡先生採訪我，請我談談本周的中國股市。

他說：“中國因為主辦奧運會並且以最多金牌領先而光芒四射。不過，奧運會的光環並沒有照亮中國的股市。一些被市場套牢的股民感到驚訝和無奈，老百姓感受到了股市下跌和通貨膨脹對生活帶來的困難。迄今為止，中國股市主要指數今年內已經下跌了50%以上，下跌幅度在世界各大股市中名列前茅。”

隨後，黎堡先生提出了他的第一個問題：“請問郭泉教授，北京奧運的舉辦和中國股指的下跌有什麼樣的關係呢？”

對這個問題，我認為，北京奧運和中國股指是負相關關係。也就是說北京奧運和2008年的其他很多因素是自變量，而中國股指是因變量。所謂正相關關係是指自變量增長，因變量也跟着增長的關係，而負相關關係是指自變量增長，因變量反而減少的關係。零相關關係是指因變量的增減與自變量的增減無關。

中國股市本就不正常。

中國股民從上世紀90年代起就從來不是理性成熟的投資者，而是拿股市當成拉斯維加斯的賭徒。於是，低了買，高了拋。絕少股民是想投資某個股票企業的投資者。

其次，造成股市時不時就做“俯臥撐”的罪魁禍首是機構。其實，中國股民都知道，所謂的機構其實就是中央政府的御用機構。

機構大規模注入資金，股民就跟進了，於是股指就“俯撐”了，股指漲高后，機構立即高價位拋售獲利，股指下挫，於是股指就“臥撐”了。

機構的信息渠道和買賣渠道與普通股民是完全不對等的，於是，普通股民“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危險程度就可想而知了。

“機構”的錢，其實就是中央政府正常運行之外的“閒錢”。2008年前，這些“閒錢”呼風喚雨、興風作浪，為中央政府撈取了大量不義之財。

但是，2008年春節過後，中央政府的“閒錢”就捉襟見肘了。災難、接着又是災難、最後還是災難。這些災難都需要錢。但是最用錢的還是“奧運”。從基礎建設到軍事安保，全國各地耗資萬億都不止。

其次是全世界的經濟衰退、世界性的次貸危機都使得中國的外匯儲備受到嚴重影響，以致損失過半。

如此這般，中央政府的“閒錢”忙於救災和救匯，於是就沒錢“救市（股）”了。

而股市沒錢注入，那就堅挺不住了。

然而，中央政府的“閒錢”忙於救災和救匯，還嫌不夠，於是中央政府就開始着手從老百姓的腰包里再撈一點用用。

搜刮，用不着到屋裡翻麵缸、到圈裡拉母豬，只要放任生活消費品價格上漲5％、10％、20％就可以了。於是，我們看到8月11日中國公布的官方數據顯示，7月份的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上漲了6.3%，其中食品類價格上漲超過14%。食品類價格中，肉禽及其製品價格上漲16.0%（其中豬肉價格上漲12.1%），鮮菜價格上漲8.4%，糧食價格上漲8.6%，油脂價格上漲30.8%，水產品價格上漲18.3%，鮮果價格上漲17.4%，鮮蛋價格上漲5.9%，調味品價格上漲5.9%。

通過這樣的掠奪，從13億乃至14億人口中收攏6000億元乃至 15000億元，應該不是太困難的事。

這樣，一方面中央政府的“閒錢”無暇“救市（股）”，而另一方面人民又沒錢“救自己”，於是，股崩就在所難免了。

黎堡先生的第二個問題是，“請問郭泉教授，那麼股民會不會因為股票大規模縮水而對北京奧運產生的金牌沒興趣了呢？”

我回答：“這倒不會。儘管奧運會沒有為中國股民帶來生氣，但是老百姓還是會為中國奪得每一塊奧運金牌而歡呼的”。因為奧運金牌與股票是零相關關係，即因變量金牌的增減與自變量股票的增減無關。

四川大地震後，6月1日我寫了一篇《民主先聲》，題目是《溫家寶先生，接下來的中國金融地震，中國能挺得住嗎？》（參見《民主先聲》230）。文章的最後，我寫到：

“事實上，就目前來看，人民幣大幅升值、通脹壓力下，外資進入金融業帶來危機的某些徵兆已經顯露。這實際上是一場金融地震。我的地震預報是3年內發生。”

中國股市其實就是集權獨裁政治體制和原始資本主義市場人工嫁接的一個怪胎。

這個怪胎罪惡地把資本主義的市場化生拉硬扯地嫁接到獨裁集權政治制度的軀體上，從而決定了中國股市的基本功能就是為獨裁集權政治也即權貴利益集團服務。中國的股市如此，樓市如此，一切市都如此。舉目四望，衛生、教育、司法、商務等部門出現的種種弊端，其根源都在這個集權獨裁的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