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岁的时候，我认为天下最爽的事情莫过于作文得到语文老师在全班朗读。 语文老师通常是慢条斯理地走进教室，把讲义夹往讲台上一扔，推一推眼镜框，盯着天花板，谁都不看，自言自语地开始他的课。“上次作文，总的来说，一塌糊涂，一塌糊涂。大多数人没有读懂题。我求求你了，在堆上那样多形容词之前，先看懂题目好不好！切题，切题 . . .”停顿片刻，他突然又拿起讲义夹，在里面翻了几下，“不过，也有人做得很好 . . .”此时，我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我希望下面说出来的那个名字是我，希望我在作文中冥思苦想出来的那些熟悉的句子能从老师的嘴里再听一遍。如果真是那样，这一个星期我会快乐无边，我会下课主动擦黑板，会把书包里的零食分给几个朋友，会闷笑着在家里帮外婆打理晚饭。如果不是，我会觉得全世界都是敌人，谁也不想搭理，晚上不洗脚就钻进被窝。从我的记忆和今天的观点来看，那个名字是我的可能性大约有百分之二，三十。按统计心理学的道理，这个比例有可能给一个其貌不扬，智力中等的男孩带来足够的快乐。 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我对那位语文老师有特别的好感。 我们私下叫那位老师“眼镜”。眼镜老师虽不是那个时代的王朔或余秋雨，他的才气已足够影响一个三线城市的懵懂少年。要不然，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我怎么还能记得他当年发表在省级文艺刊物上的那些文章，还能背诵他那篇“简评《乡中水》”的评论的开头和结尾？ 眼镜老师在教学上有很多创举，例如他教授汉语拼音四个声调时，写了一首很长的四言打油诗，每句的四个字都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排列，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 “阴阳上（第三声）去 非常好记 生活改善 心存感谢 . . .” 他常常别出心裁地搞些离开教科书的教学，我记得最精彩的是向我们讲解《琵琶行》。 “. . .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 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 . . ” 一个初一的学生已经读过一些文学作品，但我还从来没有从文字上感到过这样美的东西。这不但是因为白居易的天才，还得益于眼镜老师的讲解，他的专注和热情的感染，因为他自己就是位弹琵琶的高手，他是校民乐队的副指挥，他的老师是当时全国有名的琵琶演奏家陈天乐。 那个时候，一篇即使是名著的东西，如果不出现在教科书中的话，普通的中学生是很难找到它的完整版本的。我对《琵琶行》十分痴迷，离开课堂后兴趣也不减。有好几天，脑子中转来转去的都是那些精彩的句子，和它们带来的美不胜收的意境。我在家里把能够记得的那些句子都记在一个本子上。有一天，我拿着记下的句子去请眼镜老师改正错字。他那漂亮的笔迹把几个字圈点修改后，没有说什么就离开了。好些天后，我和他在校园里相遇，他叫住我，说，“跟我学琵琶吧!”看着我惊呆了的目光，他补充了一句，“好好学，以后再到中央音乐学院去跟刘德海学!” 下一个学期，眼镜老师离开了我们，据说调去教高中，我只能在民乐队里再见到他。 那一年，也迎来了我们这些出生不好的，或不好也不坏的学生们难以忘记的时刻，“阶级路线”来了！这个今天的年轻人都不熟悉的东西，对我们那代人却是意义非凡。简言之，就是你在那个社会上的任何行为和表现，要和你的祖宗八代联系起来，和美国今天的“X命贵”相似。那些有为革命立功或苦大仇深父母的同学，所谓的“红五类”， 一夜之间成了班上的主角，当了班长班委，成了令人羡慕的共青团员，没有老师再斥责他们的“一塌糊涂”。搞这一套我们的母国虽是祖师爷，比美国要彻底得多，但他们却疏而有漏：班上学生每门功课的考试结果和排名仍然要贴在教室里，无意中使大家都知道了班上那些佼佼者的尴尬之处。 王方成（化名）就是这样一位佼佼者。他的父亲解放前是烟厂洗烟叶的工人，根红苗正。他是留级到我们班的，可以想见他对文化知识的超然态度。“阶级路线”让他成了班长，于是他容光焕发，有意无意表现出一种政治家的风采。在课间休息时间，他常常会在操场上或楼道里远远对着某个同学钩钩食指，招到他面前去“谈思想”。大家并不买他的帐，背后叫他“钩钩”，但你敢不买组织的帐吗？ 新来的语文老师是个白白胖胖的中年妇女，使人想起一块玉，我们叫她“玉”老师。玉老师并不像玉那样圆润，第一次上课就给我带来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脱去了我宽松的绵质背心，换上一件尼龙紧身衣，浑身不舒服。“根据学校和语文教研组的要求，从这一个学期开始，周记要和语文课的教学联系起来。” 她说的周记，并不是个人对有兴趣的事物的随意笔记，而是学校要求的，每个学生每周活动和思想按照一定要求的记录，由每班的班主任掌控。我记得周记的格式清楚地铅印在学校发的周记本里面，其栏目有，“一周的优点”，“一周的缺点”，“一周有意义的事”，“如何改进自己的缺点发扬自己的优点”，等等。不管班主任如何强调这样的记录和反省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如何地重要，大多数人还是不认真对待。班主任曾把“周记不认真”这样的评语写进学生每学期成绩册的“教师评语”栏，作为惩罚。我总觉得周记不是学生的专业，拿它来记点轻松的感觉倒还不错。我曾经在周记里记过跟眼镜老师学琵琶的一些感受，记过他告诉我的“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记过他讲的琵琶大师林石城如何在冬天带着露指尖的手套在室外寒风中练琴的事。这些招来了班主任的谈话：“你有点只专不红的倾向啊，要注意思想上的进步。”自那以后，我也加入了“周记不认真”的行列。 玉老师宣布的这一招，无疑是把“思想上的进步”和语文成绩联系在一起，当然会引起大家对周记的重视，却减低了我对语文课的热情。 那一年的期末考试来临。在周一的语文课上，玉老师宣布，这是一次开卷考试，要求在五天内完成一篇作文。她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下了作文题：“难忘的一件事”。 “不是跟着你爸爸去看电影，也不是跟着你妈妈上街吃饭，”玉老师看着大家有点松口气的情绪说，“写你这一年里学雷锋做的好事，”她手撑着讲台，等着大家的议论声退去，继续说，“再说一遍，做的好事。记住‘这一年’三个字!” 这类作文像一坨不断揉捏的面团，我记得从学会写字就开始揉起。如果说那时的学生有点什么真才实学的话，制造这种“三股文”应该算是一个。程序也不难，首先是找到一件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不知是哪一根神经被触动了想要去做；其次是发现这事做起来有多艰难，多下作，此时想起了英雄人物而得到鼓励；最后是把这事做成了，精神上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整个为文的过程，就像要把一块玉米饼子硬生生地榨出油来。我记得善良慈祥的外婆有一次在家里抱怨：“我被几个龟儿子当成坏分子写到作文里去了！”原因是姨妈在读表弟的作文时，发现他的“一件有意义的事” 写的是和外婆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外婆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是津津乐道地向几位表弟讲述解放前家乡泸州的那些美味小吃。 那时候我的“三股文”技巧不算差，为了期末考试的好分数，我更想要加倍努力。我幻想着把这篇文章写得像《琵琶行》那样，让人读了有一种感概，一种冲动，一种佩服（大概这是主要的），就像我读后的感觉。越想心里越舒服。 但是那一年里我没有做过什么“好事”。对家人和家庭的真心关爱，对要好的朋友的惦记和帮助是有的，这些东西岂能登上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大雅之堂？我那点小小的野心只能寄希望于妙笔生花。只要生得好，妙笔生花也是花。 我用了很多的时间寻思感人的故事和细节，花了更多的时间闭门造车。终于在周六的语文课上，把规规矩矩誊写在方格作文本上的文章交给了玉老师。 玉老师收完大家的作文本，放进一个大牛皮纸信封，然后从讲义夹中取出一叠纸，让课代表发给每人一张。“你们都知道初中部语文教研室在什么地方吧？下星期一，教研室门上会挂着许多大信封，找到有你们班名称的那一个，把填好的这张纸丢到信封里。这张纸写什么呢？” 玉老师停了一下，很满足下面她要卖出的这个关子，“请你写上：谁是你的作文中所做的好事的见证人，爸爸妈妈，兄弟姐妹，同学老师，都可以。见不到这张纸，你的作文就没有分数。” 教室里虽然没有人惊叫，不少人的面色一下子严肃起来，我便是其中之一。我急忙向老师请求去趟厕所，一是想掩盖自己的尴尬，二是确实紧张出需要来了。 这是没有料到的一手，玉老师不好对付。我那篇作文的副标题是“肮脏后面的喜悦”，杜撰的故事是有关我们班教室门前的一只盛满生石灰的长方形木制痰盒。平日来来回回经过时，我发现它是大家离不开的一件用品，口痰，鼻涕，剩饭都往里面倒，清洁工不定期清理时，里面已经非常不堪了。我想象自己某天在雷锋的感召下，为了他人的健康和公共环境的优美，把这个痰盒清理干净，换上生石灰，放回原处，一声不响，然后接着来的是满足和骄傲。真实的对象和描写，虚构的行为和感想，对一个少年的语言学习并无过错，但那种环境下的道德压力，几乎使我面临崩溃。我在外面逛了很久，不敢进教室，直到想出了办法。 那天放学，我没有立即回家，我知道清洁工黄阿姨周六下午会来打扫清洁。我的打算是当着黄阿姨的面去把痰盒里的赃物倒掉，于是那张该死的纸上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写上她的名字。太阳西落，开始昏暗的教室走廊上仍不见黄阿姨的身影，我开始焦急起来。正在这时，我看见班上的“钩钩”急着往教室这边赶，像是忘记了什么东西。我心里大大地舒了一口气，便端起痰盒向他走去。“钩钩”见到我，站住了。我故意和他擦肩而过，还打了个招呼。走了很远，我忽然听见他在背后说了一声：“这是作弊!” 我还是在玉老师发的那张纸上写了“钩钩”的名字。 一周以后，语文期末考试的结果公布，我得了60分，刚好及格。那是我在此之前和之后所学功课得到的最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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