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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忆里的妗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妗子。后来我父母离开那个小县城，我们就和舅舅妗子一家失去了联系。再联系上的时候，妗子一家随着全国煤炭系统南调，已落户在云贵高原，据说那里的煤矿丰富，随便挖一下就有煤。后来舅舅离世，妗子身体健康，乐观豁达。据大表妹夸耀：她老妈的身体比她的都硬朗。大年初三是她的生日，刚过完八十二岁生日的第二天，孩子们都欢欢喜喜散去的那个晚上，她半夜起来上厕所，一声响，陪伴的孙子发现她倒地不起，120来了也已无回天之术。

十二小时以后，我们发现大表妹朋友圈里的讣告，我震惊无语。昨天老人家还传来她的生日照，我点过赞的。我的泪是第二天才落下的，因为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那是文革初期，我家在北方的一个小县城。舅舅一家住在离县城不远的煤矿区，相隔大约有十几里的样子。武斗开始逐渐升级，以工人阶级为主，加上红卫兵学生小将和社会各层人士，凡是那些不甘寂寞、想出头露面、想出人头地的人，组成了各式各种的“毛泽东思想”战斗队。他们的“战斗”无非是争权夺利、打砸抢，把过去的仇家，怀恨在心的人，打着革命的旗号，“革”掉对方的“命”。

各色“战斗队”员们，手拿着一头刷着白漆一头刷着红漆的水火棍，头戴柳条帽（那时没有现在的塑料或钢盔安全帽，是用柳条编的安全帽），胳膊上带着一个红袖章，红袖章上用黄油漆印上他们隶属战斗队的名字，威风凛凛地把持着各个街口，警惕地守护着自家的地盘。街道上到处散落着投掷过的砖头瓦块，遗留下“敌我”双方战斗过的恐怖痕迹。沿街商店破碎的门窗玻璃，屋顶上沙袋构筑的工事，摆放的滚木雷石，或还能看到有人架着的机关枪，都说明形势的严峻。

我母亲多次说过，只有落难的时候，才能显出人品的珍贵。落难，是人情冷暖的试金石，晴雨表。历届政治运动，人心惶惶，一旦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昔日的朋友亲戚，很多唯恐躲之不及。许多平日很近的熟人，生怕受连累，见了也装作不认识。若是老远看见，绕道走，让你找不到。

而我妗子来了。

妗子推着个现代已经看不到的那种木制儿童车，车上有两个小孩座位，面朝面，中间横担着个木板当小桌。我坐在车的远端，面朝着她，看着她，我就不害怕。小推车的近端堆了些日用家什、棉被什么的。去年妗子给我讲，棉被里藏着当时我们家里值钱的东西。

那是文革最乱的时候，我的父亲被揪斗的整天找不到影子，我的母亲拉扯着几个半大的孩子，还要寻找父亲，给他送饭。我最小最牵扯母亲的精力，于是就捎信请煤矿工作的舅舅把我带去他家照看，那天妗子就来了。

她用那个木制的儿童车，推着幼小的我，轮轴吱呀吱呀地响着，穿过小县城古老的石头路，朝她家推着。这样，我母亲就有时间寻找失踪的父亲和兼顾也是孩童的几个哥哥。

妗子推着我，在一个街口，遇上了“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的岗哨。他们盘问我妗子是谁？在哪里住？向哪里去？推的是谁？我妗子说我是她的孩子，是来城里县医院给孩子看病的，现在回家去。“战斗队”员又问：车上带的是什么？妗子回答：是顺便从她姐姐家拆洗的棉被。“战斗队”员抖露开棉被，也没有发现什么。妗子犹如骗过了日本鬼子城门楼的检查哨，悬起的心，一块石头落了地。推着我先慢、等到“战斗队”们看不到的地方，快步地“逃命去也”。

其实，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底层的中国老百姓就口传心授出一些聪明对策。我妈怕那些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抄走，事先把这些“细软”早已缝在了被子里面。“战斗队”员们，就像是电影里那些傻乎乎的日本鬼子，虽然抖露开棉被，却没有发现缝在棉被里面的东西。后来妗子告诉我，幸亏那些“战斗队”员们没有仔细摸那床被子。

我在妗子家住了起来。那边全是属于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煤矿工人，阶级成分单一，相对安全。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平静的时间。

孩童时期，我比较瘦弱，经常发烧感冒。每每发烧，妗子就领着我去煤矿医务室打“退烧针”，我很害怕打针，妗子就哄我说，打完针，买糖吃。我从小嗜糖如命，我妈说过：我爱吃甜，就是糖里掺上毒药，我也吃。因为有糖块的诱惑，我会同意去打针。打完针，妗子会在附近的合作社买上两块糖，我一块，表妹一块。因为她比我小，妗子出门都得带上我们俩。感冒发烧是容易传染的，多数时间，我和表妹常常一起发烧，一起打针，一起吃糖。

我表妹有几颗“虫”牙，据大人说是吃糖吃的。其实，那时吃个糖是种奢侈，为了防小孩要糖吃，就说吃糖招“虫”咬坏牙齿。后来知道那叫蛀牙，其实和吃糖也没有太大关系。

我是信有神的人，我相信好人会有好报，好人是要去天堂的。所以，我相信妗子已经卸下一生的劳苦，安息在美好的天堂，安息在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怀抱。她仍然会像往日我们娘俩唠嗑那样，用她常挂在嘴边的口头语，谦虚的说：“我过的还可以”。她这样说，是怕我给她寄钱。

她是去年这时候走的，一年了。

2023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