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民族20世紀共產革命與21世紀歷史抉擇

毫無疑問，中國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歷史時間的國家，然而，從宏觀歷史的進程而言，又是一個在社會形態和運動形式方面極其簡單的國家。自中國人開始使用文字進行書寫的公元前12世紀算起，以公元前221年秦朝的建立為標誌，中國歷史在實質上可以劃分為前秦和後秦兩個宏觀上的形態，事實上，從姬昌書寫《易經》的時代起，即是屬於“家國”的形式，只是在姬昌時代，國家的屬性還不十分明顯，屬于氏族部落形態的“家天下”。

1840年，滿清王朝遭遇來自歐洲（主要是英國）開闢世界市場的強烈衝擊，並且爆發中英鴉片戰爭。鴉片戰爭是以家族為核心體系的皇權世襲政體瓦解的開始的一個凝固的時間點。中國政黨政治開始於1885年左右孫中山先生成立的“興中會”，鴉片戰爭大致70年之後1911年10月的辛亥革命，中國方才從內部推翻滿清的皇朝統治，從而建立起亞亞洲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

孫中山先生開啟了中國政黨政治的先河，在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內部的政黨猶如雨後春筍般的在各地成立，據研究大致有300多家政黨。然而，真正保留並且發展起來的政黨——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走上了以軍事武裝力量為支撐的生存之路。現在，在台灣大致有國民黨、民進黨以及近年來成立的、、、等等，在中國大陸，共產黨自1949年10月成為執政黨，在共產黨之外，大致保留着8個在中華民國時期成立的“民主黨派”，1949年10月之後，中國大陸沒有一個政黨出現，因為共產黨無論從執政理念還是從法律上，絕不允許成立政黨組織。

20世紀中國的“黨國體制”，可以視為是華夏民族的社會在政治上的一場從“家天下”向“民天下”的轉型。“黨國體制”事實繼承和延續了“家國體制”的基本內核，即自上而下的任命制、家族皇權和一黨執政的世襲制，以及從來沒有選舉和多黨競選。

共產革命在中國成為一個潮流，一方面是20世紀辛亥革命後整個社會的實際權力掌握在各地軍閥的手中，並且中國仍然走投無路；另一方面是前蘇聯1917年十月革命的影響；一方面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積貧積弱的中國難以在短時間內建立起真正意義上的共和國，另一方面，中國的以傳統的家庭農耕為單位的經濟基礎完全破產。

因此，“打土豪、分田地”是共產革命在執政之前的主要口號，“建立工農武裝”、“地方格局”並且走“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些是共產革命在中國的具體方法。

20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從1921年7月共產黨在上海成立，迄今已經有整整100年的歷史。這百年來，中國社會的面貌可謂發生翻天覆地的改變。然而，在許多涉及社會成員的實質性的精神領域與文化、政治因素方面，並沒有發生根本改變。其典型的表現在於：一是雖然在經濟基礎上說，製造業與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要比農業產值大出許多倍，然而在社會人口結構上仍然是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大多數，這是中國仍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產業結構升級的最明顯表現；二是政治心態與制度層面仍然延續家族專制模式的內核，以文明價值為核心的制度與行政體系尚未真正的建立起來。

自從1921年共產黨在中國誕生以來，共產革命的一條主線基本上是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運動以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三個不同的歷史時期構成。而且，這三個階段基本上都以30年左右的時間生成和終結。1921—1949年28年，1950—1979年29年，1980年迄今40多年。2012年中共18大權力交接，事實上“經濟中心”的政策方向已經結束。那麼，可以說，自1980年至2012年，算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時期，時間大致42年。

100年共產革命直接影響華夏民族社會的政治格局、經濟方式和意識形態。事實上，目前中國大陸的整個話語系統，幾乎處處帶有共產革命的影響。這樣的情況，勢必對21世紀華夏民族的社會發展與進步造成一系列嚴重影響，也是華夏民族迫切需要的文化和政治上克服的缺點和社會弱點。

歷史地說，標誌着中國共產革命徹底失敗的大事件是1966—1976年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場政治運動對全體中國大陸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也正因為這場全局性的政治運動的大失敗，在1976年9月毛澤東死後，中國的執政者才不得不改弦易轍，把“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型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百年來的共產革命歷程，在中國形成了一整套的“話語系統”，但是，自1980年改革開放時期開始後，這個完整的話語系統以及由此形成的意識形態也處於全面崩解的狀態，已經無法繼續對人民群眾發揮感召力、號召力和動員作用。然而同時，依靠共產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管制系統，仍然緊緊的束縛着全體社會成員的言行。

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時期，鏈接着中國的20世紀與21世紀。毫無疑問，中國社會在經歷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時期之後，從社會形態到意識形態都發生了一系列實質性的改變，尤其是在社會的經濟基礎層面，同時，“經濟中心”的政策模式也造成社會構成的嚴重不平衡性，並且，改革開放時期積累的許多矛盾和問題，如果不得不有效的化解，那麼，就會成為中國21世紀社會進步的障礙。

眼下，中國大陸內部，一方面，基層社會已經深陷一種大混亂的局面，缺乏甚至於沒有良好的價值支撐和法律保障，基層公權力各行其是並且毫無制約，表現在行政、司法等各個方面；另一方面，高層的權力結構處於分裂和瞻前顧後、進退失據的狀態下，導致整個官僚層無所適從和進退維谷。

進入21世紀以來的20年，對於中國大陸政治而言，一系列涉及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方面，已經說明現行的制度框架、行政模式以及執政理念等等，都無法適應社會文明發展與進步的要求，甚至整個上層建築的系統，都充當阻礙社會發展與進步的“絆腳石”，按着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當上層建築不適應經濟基礎的需要之時，社會的政治革命便會到來。

2019年末首先爆發在武漢的“新冠肺炎”大瘟疫，是中共所面臨的一場最深刻、最全面的執政危機。2019年底爆發“新冠肺炎”大瘟疫以來，三年多的大瘟疫，直接導致整個大陸社會的一場大停頓、大毀滅。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行政與公權力層面導致官民的矛盾，基層群眾為了各種具體利益的無組織、偶髮式的抗爭此起彼伏、連綿不斷，而公權力系統幾乎與社會的實際問題完全脫節。三年大瘟疫在政治上直接導致中共的執政危機，並且有可能演變為中國內部政治變革的一條導火索。現在，這條導火索事實上已經被點燃，只是在什麼時間、並且以何種方式引爆而已。

大瘟疫對中國經濟具有毀滅性的衝擊，首先是導致製造業與生產能力的大停滯甚至倒退，終結了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步伐。而製造業的萎縮對於中國這個擁有14億人口的國家來說，其負面影響不僅在經濟上說是災難性的，在整個社會層面都是重大的發展上的不可估量的挫折。

大瘟疫之後，中國社會必將發生一場類似毛澤東死後的痛苦的反思，並且找到並且確立21世紀正確的社會發展線路和方法。在大瘟疫之後，中國大陸在短時間內，至少在3—5年時間裡，其製造業規模及生產能力、市場規模與繁榮程度，都難以恢復到大瘟疫之前的同等水平。這對年輕勞動力的就業帶來直接的壓力，甚至於受過良好的教育的大學生的就業，都會十分困難。

因此，中國大陸社會發生全局性的政治動盪的風險正在快速增加，並且有可能成為現實。如果中國大陸爆發大規模的政治動盪，那麼，直到21世紀中葉，很難恢復社會的正常化和產業革新的局面。20世紀1911—1949年長達近40年的暴力革命和內部軍事戰爭的局面，歷史地看，既是家族皇權政體全面崩潰後形成的大動盪，又是家族專制王朝崩潰後中國內部的一場全面的大調整。

在可以預見的時間裡，21世紀上半葉的中國將仍然延續共產革命的態勢，然而，這個“紅色政權”通過目前的“新冠肺炎”大瘟疫的蔓延也將接近尾聲。一方面，普通群眾已經通過大量的事實而普遍覺醒；另一方面，現行的執政理念與施政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不過，總體看，華夏民族的社會內部仍然不具備進行一場全面而徹底的文明革命的組織力量，中國大陸的政權更迭勢必造成至少20年的社會秩序的混亂和無序狀態，因此，國際社會的幫助尤其是美國與台灣對於中國人民的直接的政治幫助和經濟支持尤為重要，甚至是中國走上持久的文明道路的一項必不可缺的保證條件。

21世紀中國必須避免深陷內部社會政治動盪的情景。但是，對於中國這樣的長期缺乏社會文明價值教育與支撐、並且嚴重缺乏良好的制度體系的國家來說，一場全面的政治動盪或者不可避免。

毫無疑問，21世紀華夏民族的社會發展主軸是進行產業與科技革命，這是中國社會前進的基礎和根本保證。21世紀華夏民族如果仍然不能夠在產業結構的創新和科學技術領域實現一場偉大的飛躍和突破，那麼，華夏民族的社會只能處於毫無文明成果的狀態下循環往復。

在21世紀，華夏民族必須持續走在人類文明的道路上，眼下的關鍵任務，是建立起和如何建立起保證中國大陸社會堅定不移的走上文明之路的方法。核心任務在於：1、首先建立起公平的制度體系和框架，對於中國，這是最迫切的政治任務；2、樹立以文明為核心概念的價值體系和道德信念，這要求中國必須從根本上變革意識形態的監管方式，把社會的意識形態引導到認識和探索自然界物質運動規律的方向，是中國文化革命的核心任務。

華夏民族已經站在一個必須認真思考百年來“共產革命”並且根本改變歷史方向的轉折點上。

為了走好21世紀的未來之路，華夏民族的一切賢聖之士，都應該貢獻自身的智慧和勇敢，從而“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不僅找到走向未來的正確的道路，而且確立解決現實問題的正確方法。

徐國進

2023年1月22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