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在多部电影中曾出现过：“战争让女人走开” ，但此言当有不妥，谁说战争能让女人走开？那种生灵涂炭毁灭生命的战争如何区分男女？女人又怎能幸免于战争所带来的苦难？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外寇入侵，大敌当前，就会涌现出梁红玉那样的巾帼英雄。在上个世纪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正义战争中，中国女性英勇不屈，为国牺牲，其中不乏可歌可泣者，赵一曼便是一位杰出的代表。

    1935年11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赵一曼所率领的部队遭到日、伪军偷袭，她命令团长带队突围，自己带队担任掩护，团长不同意她留下来，理由很简单：她是女同志。军情十万火急，赵一曼一改平日和蔼可亲的态度，厉声吼道：“什么男的女的！谁说女同志就不能打掩护！”在这次激烈的战斗中，赵一曼的左手手腕中弹负伤，她转移时左大腿骨又被子弹击碎，因失血过多而昏迷。

    赵一曼被押解到哈尔滨后，日寇和伪满警察头目立即对她进行刑讯逼供。此时，她的伤口仍在流血，棉衣变成了血衣，可她的勇气有增无减，依然滔滔不绝地痛斥日寇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暴行。负责提审她的日本鬼子大野泰治见她坚不吐实，不禁恼羞成怒，反复使用酷刑，将竹签钉进她的手指，用鞭子狠戳她的伤处，用电熨斗烫烙她的乳房，这样的毒招固然会增加赵一曼身体上的痛楚，却无法击溃她的精神防线。日寇见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将她送进医院，为她疗伤。但不管他们怎么出招，赵一曼都是见招拆招，四两拨千斤，让日本鬼子一无所得。在这个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医护人员甚至包括看守的警察都对她油然而生敬佩之情。当时，负责看守赵一曼的伪满警察董宪勋和医院女护士韩勇义原本就明白抗日救国的道理，又受到她英勇事迹的打动，于是决心参加抗联队伍。

    1936年6月28日深夜，得到董、韩二人的协助，赵一曼逃出了医院，乘坐马车奔向抗日游击区。然而，不幸的是，在第三天凌晨，伪满骑警队追上了他们乘坐的马车，赵一曼再次落入魔爪。面对新一轮的酷刑，赵一曼怒斥敌寇：“你们可以将整个村庄焚为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中国人抗日必胜的信念！”

    1936年8月1日，彻底丧失了耐心的日寇决定杀害这位抗联女勇士，他们将她押解到珠河县城，绑在一辆马车上游街示众。赵一曼神色如常，视死如归，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日寇凶残至极，将赵一曼和一同牺牲的周百学曝尸荒郊，不许百姓收葬，尸骨被野狗撕碎，其状至惨。

    受刑前夕，赵一曼给她远方挚爱的宁儿（陈掖贤）写了一封催人泪下的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赵一曼牺牲九年后，在押战犯大野泰治在日本战俘营完成了一份文字交待——《赵一曼被杀害的经过》。作为当事人（1936年春，大野泰治是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他的笔供令人怵目惊心，以下是该材料的节选：

 　我（即大野泰治）到珠河县一个星期后的一天下午约五时左右，远间率领警察队回县公署，我出门迎接他们时，看见他们押着一辆牛车，车上有两个妇女。远间指着躺在车上的那个妇女，向我报告说：“这个女人是在蚂蚁河畔战斗后从民宅跑出来的，被我们警长开枪打伤了，由于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伤口很大，流血过多，把她解往省城，路上有丧命的可能，我们把她连同俘虏一同解来了。请快些审问吧，免得她死了。”

　　这个妇女，穿着一件黑棉衣，腰下被血染着，脸伏在车台上，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坐在她的身旁照料她。伤者头发散乱，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在不断往外渗。

　　我担心她马上死掉，得不到口供，从而失掉可能的情报，急忙走到她的身旁，叫喊道：“起来！”她从容地抬起头来看着我，看见她那令人望而生畏的面孔，我情不自禁地倒退了两、三步。我让远间找个适当的审问场所。远间同县公所的翻译詹警卫商量之后，决定在马料房的高粱垛上进行。从审讯中，知道她叫赵一曼，二十七岁，在妇女抗日会工作，家庭是个富户，本人受过中国女性的最高教育。在以上这些问题上，她态度坦然，答语明快。

　　当问她关于赵尚志部队的事时，她回答：“关于抗日联军的事，我不知道。”

　　我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在党内是什么地位。她回答说：“我同共产党没有关系。”我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一听这问题，她一下子提高了声调，作了义正辞严的回答，与其说是回答我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日军的控诉。她说：“我是中国人，日本军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如果你是中国人，对于日军目前在珠河县的行动将怎样想呢？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接着她就“日本军是保卫中国不受他国侵略”，“日满一德一心”是“兄弟之邦”等问题作了揭露。她那种激愤之情，在我看来简直不象个身负重伤的人。她对日本军固然很义愤，但讲得有条有理，使人一听就懂。当翻译把她的话向我翻译时，赵一曼就盯着翻译的嘴，生怕他翻不全似的，翻完了又继续讲，滔滔不绝，确是个有口才的人。我不知不觉地成了她的宣传对象了。我就说：“好啦，别扯这些闲话了，老老实实地回答我的问题就够了”，阻止她再往下谈。从她的谈话内容和态度上看，我觉得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我到远间的宿舍里去，远间正在洗战斗的尘污。我对他说：“喂，可捉到一个了不起的人了！”远间说：“是嘛！是怎样一个人啊？”我说：“还不太清楚，但是从教育程度上看，从讲话的态度上看，我认为是个在中共里占有重要地位的人。”远间问：“那么，她的生命怎样呢？”我说：“问题就在这里，对这样强硬的女人进行审讯可不那么简单，若是听凭她死掉，我们就立不了功啦。总之，最好找一个高明的大夫来。”远间吩咐仆役唤来一个警察队员，叫他去找大夫。

　　我又回到赵一曼那里去审讯。还没等我张口，赵一曼就指着照料她的那个姑娘对我说：“这个姑娘是我临时藏身的那户农民的孩子，当时因为吓慌了，才同我一道往外跑，没有必要把她拉到我的案子里来，而且她的家里肯定在惦念她。请你们把她放回去吧！”我冷笑着说：“要是把这个姑娘放回去，谁来照顾你呢？你好好地回答问题，回答完了，我打算让你们一道回去。”但赵一曼仍固执地要求把这个姑娘释放。我本想把这个姑娘关押到另外地方去，但又考虑到在获得情报前，不能让赵一曼死掉，还需要让这个姑娘看护她。“这件事要由我们来决定。”说着我就用鞭梢挑了一下她的伤口，“这是干什么？”赵一曼瞪了我一眼，把包扎着绷带的手慢慢地伸出来。

　　我又用鞭子戳了一下赵一曼的伤口，只见她身子抖了一下，脸上露出了忍痛而愤怒的表情。这时候待在她身旁的那个姑娘跳起来护着她。我命令旁边的警士把那个姑娘拉出去。我说：“看样子你有点发火了吧？我不是为了听你那套话来的，你不说，我也会让你说出来的。你先把你的共产党的身份说一说吧！”在我这样威胁下，她从容地回答道：“我没有什么中共身分，强迫一个人说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未免太蛮横了吧？你说我是共产党员，你把证据拿出来！”她除了承认做妇女工作以外，其他什么也不说。于是我就用鞭子抽她的手，她干脆不说话了。

　　大夫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我把大夫领到外边去，命令他：“这个女人，不管怎样也不能在这里死掉，必须把她解到哈尔滨去，希望你能尽一切力量，保证她还能活十天。”大夫给她注射了两针樟脑液，检查伤口后，对我摇摇头说：“她流血太多了，非常衰弱，要保证她活命恐怕办不到。如果能度过今天明天，那再看吧。”我说：“不管花多少钱，也要保持她的性命。总之，这是你的责任，有必要的话，到明天早晨，就守在这儿给她治疗吧。”对我的强迫命令，他脸上露出难色，但还是服从了。

　　第二天早晨，我又到赵一曼那里去进行审讯，警士告诉我，夜里给她打了三针。

　　在审讯中，我用了多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尝试，甚至不顾她的伤势，施加残酷的拷打，可是她一直没有改变态度。赵一曼在痛楚中也没有缄默，她对我说：“与其喊叫，要我别隐瞒自己的行动，倒不如用这里的事实来说明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比如，不管你们抱着什么目的，给负伤的人治疗，总是正当的，可是对一个重伤的俘虏用刑不能说是正当的吧。日本人这样杀害我们的同胞，恐怕是难于计数的！”我叫喊道：“别说了，你说在战争里杀人是坏事情吗，你这是胡说。”同时我心里想，对这个女人用刑是得不到什么的，不如先从周围的多数人来调查她的行动。于是决定把当时县公署拘押的二十多个人陆续地提出来审问。

　　从早到晚，为了审问到赵一曼的材料，增加了四、五名警士和翻译。我不择手段地施用毒刑，但是这些人里没有一个了解赵一曼的。我对翻译说：“她的工作作得可真彻底呀，怎么会连一个人也不了解她呢？把那个胆小鬼提来，再试一试看。”于是把一个三十多岁的矮汉子提来，进行第二次刑讯。我命令警士把他捆在门板上，给他灌凉水，凉水把他的肚子灌得鼓鼓的，又往他的肚子上浇凉水，还用破烂布抽他的嘴，让他感到难于忍受的痛楚。在重刑下，他提供了赵的一些情况：“她是个工作员，经常从这个堡子到那个堡子，召集堡子里的群众讲话，把他们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团结一致，进行抗击日军的斗争，比如，怎样侦查日本军的行动；怎样向组织方面报告；怎样协助抗联军等等，她都作过指示。她几乎是独来独往，走起路来飞快，比抗日联军还快。她一来，堡子里的人立刻就集合起来，听她讲话，然后根据她的指导行动。”我又问：“在押犯里还有谁了解她？”经过再用重刑，他指出一个人来。我说：“不是大家都了解她吗？”又给他上刑，他略微寻思了一会儿说：“不知道。”其他的话再也问不出来了。

　　我把他指出来的那个人提出来用重刑，经过几次拷问，他供出：“赵尚志部队的干部在我们的堡子里开过干都会议，我出来进去端开水，照料会场内外，看见赵一曼也出席了。看样子，她同赵尚志的地位一样，其他的团长的意见，如果她表示反对，总是听从她的。”我听他说完了这句话，又给他上刑，我说：“你以为把她说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就可以混过去了么？你这个东西也太狡猾了。”我命令警士：“给他灌凉水。”他说：“别灌了，我说。我没有说谎，她是县委，握有领导的权力。”听到这儿，我心里想，“会慢慢地说出来的”，于是又给他用刑，可是他说了上述那几句话后，又想了一会儿，只说：“我不知道了。”

　　我从这二十个人的刑讯中，还不能肯定他们哪些口供是可信的。赵一曼是县委还是其他什么样的人也不能确定。我的结论是：“赵一曼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这一点是可以肯定无误的。”

　　俘获赵一曼的第三天，从哈尔滨来了两名宪兵。他们来到县公署，对我说：“听说你们逮到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就把他俩带到赵一曼那里去了。宪兵用笨拙的中国话问她，她什么也没有回答，又是用愤怒的眼睛瞪着他们。宪兵失望地看了一看翻译，一点东西也没有得到。

　　从这里我觉得，我那样的审问方式对她是无效的。我以为既然逮到了，总要想法子让她对抗日组织起破坏作用，从而给自己取得功绩。我怀着这样的野心，决定把她解到哈尔滨。我对赵一曼说：“今天就到哈尔滨去。”赵一曼回答：“就是到哈尔滨，也不想活下去！”接着她又寻思了一会儿，说道：“在未走以前，请你们把那个可怜的姑娘开释了吧！叫她伴着我去哈尔滨可不行。”对她的顽强态度我简直无法应付，只好把那个姑娘释放了。珠河县派了三名警士同我和赵一曼一道坐火车去哈尔滨。到哈尔滨后，我们把她关进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看守所里。

　　特务科长山浦公久、特高股长登乐松、特高股长、警佐大黑照一连同我一共四个人商量怎样处置赵一曼。我详细报告了审讯经过以后，提出如下的意见：“押起来，给她治好伤，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大黑反对，说：“这样顽固的女人，要想把她当反间用，办不到，而且伤那样重，还是杀了为妙。”大黑所以反对我的意见，是因为担心我负的责任太大。谈来谈去没有结果。我又说：“其实，利用她，还是利用别人，都可以。总而言之，我们握有利用她的自由，如果利用得妙，比杀几百个抗日军效果还大呢！”山浦科长耐心地听罢我的解释，作了如下的决定，说：“治疗所需的必要费用和监视的责任由大野来负，就这样，把她先看押起来吧。”

　　我把治疗赵一曼枪伤的事，委托给当时警务厅卫生科长王亚良。由于伤势太重，他感到为难。又请白俄外科大夫来看，他说不施行手术是没有希望的。可是赵一曼顽强地拒绝，她说，与其锯了她的腿，不如把她杀掉好。我十分为难，又同上述的那几个人商量，决定把她送到市立医院的治疗室去，由哈尔滨警务厅派几个警士到那里监视。

　　我因为担负着监视的责任，几乎每天或隔一天派外事股的翻译黄嘉时到病房去看看。

　　市立医院给她照了爱克司光片子，大腿骨碎了，碎骨片散乱在肉里。我当时曾在片子上数过，还记得，散乱在肉里的碎骨片一共有二十四块。大夫诊断：“若是把大腿锯掉，治疗的时间会快一些，若是不锯掉，身体不发烧，顺利地渡过去，也许会僵化的，僵化之后，只不过腿略微短一些。”由于赵本人坚决反对锯腿，就决定这样治疗了。我也想到，她拒绝锯腿，是不是企图逃走呢？就极力劝她锯掉，无奈她断然反对。

　　我负责执行监视的期间，大约有两周。当然我一直考虑继续审问她，把她当反间来利用。

　　有一天，我问她：“伤治好了以后，你打算怎样呢？”赵一曼说：“反正你们不能放我，如果我的伤治好了，我愿意做负伤的警察队员的‘看护妇’。”我嘲笑她说：“你这是说胡话，若是叫你当看护妇，警察队会全部叛变的。”并恐吓她：“你把我当成傻子，那你可就打错了算盘。”

　　几天之后，她在一个纸片上写了一首诗，交给我，我拿去问省公署的翻译黄嘉时：“写的是些什么？”黄看了看，直摇头：“我看不懂，保安科长是个很有学问的人，拿给他看一看吧。”我拿给当时的保安科长吴奎昌，对他说：“你看写的是什么？”他略微一看说：“这是谁写的，写出这样诗的人，可是个有学问的人呀！”他接着对诗意作了解释，大意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立志抛了家，现在落到敌人的手里，今后怎么战斗下去才好呢。看起来是抒发自己的感情的，字句非常锋利。

　　大约是把赵一曼解到哈尔滨后的两周，我被调到长春检察官事务所受训去了。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我到病房去了一趟，我记得那时候她还不能坐起来呢。两个月受训终了，我转调到阿城县，去阿城之前，我看见赵一曼已经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步了。

　　我到阿城不久，从报上看到：“赵一曼在监视的警士和看护妇的援助下，从医院里逃跑了，在逃跑途中又被哈尔滨警察厅逮住。”

　　后来，特务科里的人，又把赵一曼从警察厅引渡到省公署警务厅，关在地下室里。

以后我见到大黑，他对我说：“你让一个了不得的人活下去，结果呢，她同警士和看护妇结成一伙，逃跑了。”我说：“我到阿城去的时候，也想到，她的腿好了，必须改变监视的方式。怎能这样说我呢？对一个能组织起三万多群众的人，就应该考虑到她会把警士和看护妇拉过去，失败的原因是把同一个警士和看护妇留在她身边的时间太久，而没有调换。”大黑说：“好的是把她逮住了，若是让她逃回原来的地方，不知道将有多少我们的人被杀掉呢。我们是受了一次骗，凡是叫共产党的人，我认为杀了是没有错的。”从这些话里，也可以看出赵一曼这个人的侧影了。

　　此后几个月，我因病回日本休假。从日本返回阿城任所时，路过哈尔滨，仍住在大黑家里。问起赵一曼，大黑的同乡、当时正在大黑部下当警副的森口作沼对我说：“赵一曼和周百学被引渡给宪兵队杀掉了。为了让大野先生知道杀她们的情况，我要股长让我到现场去。这两个人是带着手铐脚镣，由四、五名宪兵押解来的。她们坐载重汽车到枪杀中国人的郊外。从汽车上下来就让她俩坐下。上级宪兵对她们说：“还有什么说的吗？”周百学说：“我死后，要到母亲那里去，带着脚镣子走起路来不方便，给我把脚镣取下来。”宪兵苦笑着把脚镣取了下来。接着又问赵一曼：“你有什么话讲吗？”赵一曼说：“没有什么说的了，不过我家乡还留有一个七岁的女儿，如果能把我的话传给她，就这样传吧：母亲为了抗日运动，不能留在你身边教育你，但是代替这个的，是母亲用实际行动给你指明了应该走的道路。仔细认清母亲的行动，不要走错了路。”这时候宪兵里的指挥者对已经举枪待放的四名宪兵下令：“开枪！”枪声响了，两个人倒下了，她们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在这份材料中，删去了大量用刑的细节，灌凉汽油和辣椒水，坐老虎凳，敲指头，钉竹签，扎钢针，烙皮肉，剔肋骨，这些酷刑竟然都还不是最歹毒的，日本宪兵使用的电刑，将人身摧残推向了极限。看一看旧档案，滨江省公署警务厅司法科法医股《关于赵一曼女士伤检诊断报告》(1936年7月28日滨警司法密809号)，我们就能清晰地了解当年赵一曼所受的刑虐已达到了何等令人怵目惊心的地步：

     7月27日上午，经全面检查，对赵一曼女士身体受伤情况诊断如下：

    (1)心脏肝脏系统有受伤症状：心肌受损，收缩力减弱，心律紊乱，窦性心动过速、脉搏（心率）132次／分；体位性低血压虚脱、循环略有衰竭；儿茶酚胺分泌增多，肾上腺素大量分泌、肾上腺皮质功能明显减退。

    (2)中枢神经系统有受伤症状：眼球震颤、对光反应迟钝，肌张力低下,共济失调；出现明显的的锥体外系症状，肌体产生开--关现象，经常突然多动、震颤、静坐不能、肌紧张不全、不安（开），几分钟后又变为全身强直不动（关），持续数分钟，周而复始。

    (3) 注射及口服兴奋类药物超出规定剂量，严重刺激应激激素的释放，产生过量效应的副作用和后遗症；血液中苯丙胺含量过高，属中度中毒症状。

    (4)全身多处电烧伤。具体伤情：

    咽喉：发音过度，咽喉、声带撕裂出血；

    乳头：形成了直径为6～8mm的圆形裂口，边缘隆凸，中央凹陷，斑痕质硬而干燥，体内液体物质发生离解，呈明显炭化状态，为Ⅲ度电烧伤；

    乳房：表皮剥脱，局部皮肤皮革状、呈焦黑色，与周围正常组织分界清楚；创面深及皮下组织、肌肉、乳腺导管和神经丛，皮下静脉网呈树枝状，局部组织呈炭化状，永久性丧失哺乳功能，为局部Ⅱ度电烧伤；

    会阴前区：耻骨联合前方帘状的部分体毛烧焦，帘状部的皮下电流斑色明显；泌尿器官、生殖器的开口和肛门电烧伤深达粘膜、肌层组织，已阻碍正常的生殖排泄功能；影响将来身体直立，大腿外展及下蹲，不便行走。为局部Ⅱ度电烧伤；

    泌尿器官：导尿管及膀胱被硬器刺伤，形成了裂口，局部烤焦，外伤性血尿滴漏，排尿有强烈刺痛感；神经纤维肌肉组织及神经根均不同度坏死，可能永久失禁，为Ⅲ度电烧伤；

    阴道：中度撕裂伤、子宫及附件损伤；阴道壁大部被烤焦，粘膜、肌层和局部浆膜组织因电解作用受到损害，发生变质、坏死，分泌功能丧失，Ⅱ度电灼伤；阴唇粘连、假性阴道闭锁；物理性子宫脱垂，呈脱出状态；

    肛门：撕裂严重，扩约肌器质性损伤；Ⅱ度电灼伤，组织蛋白凝固、其深部坏死范围超过浅表的坏死；Ⅰ度肛脱，肛周畸形，遮挡肛门排便，造成粪便潴留，形成排便困难；

    注意事项：各受伤部位均为神经密集区域，敏感性强，纤维肌肉组织细嫩，容易并发感染，可发生湿性坏疽、脓毒血症、甚或气性坏疽等；会阴部电烧伤严重,该部位极易发生创面化脓感染，迁延不愈，最终形成瘢痕愈合，出现挛缩畸形；中度中毒可能导致永久性失眠，大脑机能破坏、心脏衰竭、紧张或激动不安，甚至长期精神分裂症。

    看过这份出自日本法医之手的赵一曼的伤情档案，用什么“令人发指”、“惨无人道”之类的成语，你都会觉得词不达意。一个当代中国人对法西斯的兽行能有多少认识？或者说一个当代中国人对罪恶的想象力究竟有多丰富，多发达？看看这份伤情档案即可自测。是的， 看到这段史实，我顿觉一种巨大而可怕的力量，将我压的几乎窒息，艰于视听， 这是怎样的一阵梦魇啊？

    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鲁迅先生愤慨地写道：“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猜测中国人！”假若他看到赵一曼的这份伤情档案，又会说什么呢？是“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猜测日本人”，还是别的什么更愤激的话？我想象不出，但我认定，他绝不会一声不吭。但凡有人性的人，有血性的人，都不可能认为日本法西斯的罪恶可以一笔勾销，可以暂忘于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同胞们， 我们还需要继续保持忍耐和宽容吗， “和平”难道就是这样悄然来到你我的身边， 然而再默然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