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瑞 贾瑞也是红学中一个难以解释的人物。 无论是考据派还是索隐派，都难以从其理论中找到合适原型。抛开考据派的理论（即以曹家家史为红楼原型）不谈，在明清易代这段历史中似乎也难以找到其对应人物。 个人以为，这个困境是由于明末的这段历史中，由于各种原因，很多人物的真实面貌遭到扭曲和篡改。如果只读正史，则很难从中发现对应人物。而贾瑞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真实面目与正史形象不符的情况。 这或许也正是作者在写贾瑞的时候，引入风月宝鉴的缘故。为了告诉读者，红楼的写作目的，即是对这些正史中被歪曲的人和事做出纠正。即脂批所强调的：凡野史俱可毁，独此书不可毁。而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贾瑞的原型。 细看贾瑞的故事线，会发现贾瑞和秦可卿这两个貌似完全不相干的人物，暗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人的故事，始终都纠缠在一起： · 第九回，贾瑞的首次出场就遇到了秦钟引发闹学堂事件，贾瑞做事毫无原则。起初他偏袒金荣，致使秦钟受委屈。后来又迫于宝玉的压力，让金荣亲自下跪，金荣感觉受辱。 · 第十回，金荣的姑姑璜大奶奶到宁国府兴师问罪，结果听到秦可卿患病的消息。因为秦钟闹学堂的事情，秦可卿病情加重，开始吃不下饭。 · 第十一回，王熙凤探视完秦可卿边走边游览会芳园中的风景，贾瑞突然出现，二人结下一段孽缘。 · 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瑞完全陷入王熙凤的圈套。贾瑞濒死之际，风月宝鉴现身。可是贾瑞错用法宝，丧身风月。 · 第十三回，秦可卿离奇死亡，瑞珠莫名撞柱而死。 除了以上这些，两个人的病症和药方也存在联系。 张太医论秦可卿的病症，“经期不调，夜间不寐，心中发热，头目不时眩晕，寅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 贾瑞则是“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棉，眼中如醋，黑夜作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嗽痰带血。” 对比两者的症状：“夜间不寐，心中发热”与“黑夜作烧”、“头目不时眩晕”与“眼中如醋”、“精神倦怠”与“白昼常倦”、“不思饮食”与“口中无滋味”、“四肢酸软”与“脚下如棉”、“经期不调”与“下溺连精”，可以看出二人的病症极其相似。 二人用药也都有“人参”，秦可卿药方上有人参二钱，贾珍嘱咐贾蓉“可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罢”。凤姐探望时还特意安慰可卿：“咱们若是不能吃人参的人家，这也难说了，你公公婆婆听见治得好你，别说一日二钱人参，就是二斤也能够吃的起。” 贾瑞因用药均不见效，后因吃“独参汤”，只得往荣府来寻，王夫人命凤姐给他二两，凤姐却将些渣末泡须凑了几钱送去。 这固然是作者强调二人的病都需要用人参，可是受到的待遇不同。同时也是用人参这一味药再次把二人联系在一起。 及至可卿蹊跷病逝，听到她死亡的消息，贾府上下的反应是“无不纳罕，都有些疑心。”更令人琢磨不透的是，作者为秦可卿的仙逝设置了一个引路人。这个人就是贾瑞。 第十二回中，贾瑞病入膏肓，跛足道人送来的法宝“风月宝鉴”也没能救了他的命。贾瑞的丧事，书中仅用一句话交代，“三日起经，七日发引，寄灵于铁槛寺，日后带回原籍。” 在这里，有一条脂批非常耐人寻味。庚辰本中写道：所谓“铁门限”事业。先安一开路道之人，以备秦氏仙柩有方也。” 脂砚斋的意思是，贾瑞的灵魂算是一个先锋官。作者先让他在黄泉路上给秦可卿开路，引导方向。 这样的架构令人大感困惑，贾瑞和秦可卿有什么特殊关系，才能让他为秦可卿的灵魂引路？到这里作者批者可以说不是暗示贾瑞与可卿有关系，而是明确点出二人关系不一般。 除此之外，贾瑞和秦可卿之间的关系，还暗藏在一个丫鬟的名字里。秦可卿死后，贾珍好不容易从薛蟠那里得了一块满意的棺材板。这时突然听说秦可卿的一个丫鬟自杀了，书中写道： “因忽又听得秦氏之丫鬟名唤瑞珠者，见秦氏死了，他也触柱而亡。此事可罕，合族中人也都称赞。贾珍遂以孙女之礼殓殡，一并停灵于会芳园中之登仙阁。” 瑞珠之死，书中同样用了“可罕”这个词。秦可卿死得“可罕”，瑞珠也死得“可罕”。 《红楼梦》中善于隐藏草蛇灰线，用人名伏线是常用的手法之一。瑞珠和贾瑞二者之间共用一个“瑞”字，暗示二人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他们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影射瑞珠的主人秦可卿和贾瑞的关系。 以上的这些细节，都在暗示贾瑞的故事和秦可卿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贾瑞仿佛是与秦可卿姐弟俩有着关系紧密的角色。瑞珠的死亡，更像一个符号，把秦可卿和贾瑞联系起来，却又掐断了二人之间关系的线索。瑞珠在书中一闪即逝，暗含着某些欲说还休的隐情。 贾瑞的故事中，王熙凤是明线，秦氏为暗线。结合此二人的影射对象，魏忠贤与朱常洛，可以把贾瑞的原型锁定在与红丸案和移宫盗宝相关的人物中间。这里笔者猜测贾瑞影射对象应该是大太监王安。 传统观点认为，王安是一个一心为国为君的人，最后却反被奸臣魏忠贤害死。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红楼梦的作者之所以著成此书，就是为了藏史于其中，就是因为正史有诸多歪曲不实，才要借红楼梦给各个历史人物描画其本来面目，或者至少是作者眼中的“真相”。 下面分析一下红楼中如何用贾瑞影射王安： 首先，贾瑞乃贾代儒之孙，代儒乃贾府义学里的先生，负者贾府子孙的开蒙，是贾府中代字辈的太爷，辈分高学问好却地位不高。历史上，王安最早隶属于宦官冯宝名下。冯保在担任司礼监太监之际，负责刻印了《启蒙集》《四书》《书经》《通鉴直解》《帝鉴图说》《经书音释》等文化典籍，后世的太监刘若愚认为，冯保不仅重视对神宗的蒙养教育，而且热衷刊刻对君主教育有益之书。《启蒙集》自然直接与童蒙教育有关，《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帝鉴图说》诸书更是首辅张居正纂辑给明神宗阅读的内廷读本。张居正死后不久，冯保即被贬抄家。书中用贾代儒影射冯保，符合其身份。 在闹学堂一回，因为代儒不在，由贾瑞暂代看管。暗合王安的太子（朱常洛）侍读身份。（不过，整个闹学堂的过程应该是指向移宫案，而非内书堂或太子读书之事。） 光宗登基后，王安领了寡淡的巾帽局印一枚。在明光宗朱常洛与王安的关系中，有一点是十分令人费解的。朱常洛能顺利当上皇帝，王安可以说是居功至伟，但是在朱常洛登基后对王安封赏却并不令人满意。这里很可能是宫女王秋荣（即瑞珠原型）自杀事件，让王安与主子朱常洛的关系起了变化，有了隔阂。另外结合红楼梦里对贾瑞的评价：“最是个图便宜没行止的人，每在学中以公报私，勒索子弟们请他”，可以猜测，或许王安的个人品格并不如正史中所记那么高尚无私。 其次，顽童闹学堂一回，先是贾瑞借责备香怜弹压秦钟（李选侍与八公主），之后茗烟（即“明阉”）带了一群小厮闹学堂造成一片混乱。这里应该影射移宫盗宝案。王安与李选侍素来不合，怨气极大。【红楼梦这一回里暂用秦钟的人物关系（可卿之弟，即光宗亲人）影射李选侍和八公主。】《先拨志始》用了“恐喝”，《三朝要典》用了“箕踞怒骂”，再结合李选侍移宫时不等车驾、不做收拾，只让内侍姜升抱了八公主，徒步走到仁寿宫的行为，相信王安等人在催促李选侍移宫时，肯定不会是毕恭毕敬，抱腿苦苦哀求的做法！李选侍匆匆忙忙的走后，“群奸盗宝”正式开演！红楼的作者用闹学堂的乱象，影射了移宫案的乱象。同时也因移宫盗宝案，魏忠贤险些被中了王安的暗算被冤枉定罪（对应了其后贾瑞戏熙凤的故事）。最终移宫盗宝案虽然没把魏进忠打入诏狱，但还是成功的推后了其发迹时间，而这个时间差的最大受益人就是王安！（详见附录所引文章分析。） 红楼中，王熙凤毒设相思局即影射魏忠贤与客氏对王安的反击。否则以书中情节，贾瑞起淫心在先，不应该用“毒设”这样的词来形容王熙凤。根据《明史.王安传》以及其他主流史料的讲述，天启元年五月，王安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天启皇帝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依照以往的惯例，上疏表示推辞，客氏从中作梗让天启皇帝同意了王安的请求，并意图与魏忠贤害死王安，但魏忠贤犹豫不忍动手，客氏说：“你我比西宫李选侍怎么样, 还想留下后患吗？”，魏忠贤才下了决心，唆使给事中霍维华（此处以贾蓉暂代）弹劾王安，将他降到南海子充净军。刘朝（此处以贾蔷暂代），就是移宫盗宝案中被抓的那位，被宽宥出狱后出任南海子提督，于是魏忠贤授意刘朝处死王安。刘朝断绝王安的饮食，王安就挖篱笆间的萝卜来吃，坚持了三天仍未饿死，于是刘朝就将王安杀害了。《明史》的记载凸现了客魏的歹毒，但也遗留了诸多疑问，王安是如何从朱由校极为信任的人，转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霍维华的弹劾威力缘何如此巨大，怎么就能将司礼监掌印变成了净军；作为执掌内廷大半年，外廷伙伴众多的“内相”，王安竟然如此不堪一击！此处分析过于复杂，详见附录文章。不过以红楼作者的视角看，王安似乎是咎由自取。
作者给贾瑞的药方“独参汤”，似乎也有“慎独”的告诫之意。就是有暗示王安在光宗去世后，失去了约束，行为偏颇，致使最终惹祸上身。
贾瑞之死。先是被泼粪，影射王安被降到南海子冲净军。这里红楼作者又玩儿了一次文字游戏，清朝的净军是指打扫宫廷厕所的太监，而明朝的净军是由“太监”组成的特殊军队，主要来源于：自阉被查出以及因罪被发配，净军可以说是太监里面最底部的群体了。而且是整个宦官群体中做劳役最重的。红楼的作者用“泼粪”和贾瑞自述“失脚掉在茅厕里了”叫人联想到清朝的净军，再由清朝的净军影射到明朝的净军。贾瑞病后，贾蓉贾蔷两个天天来逼债，对应了霍维华与刘朝对王安的迫害。而凤姐在王夫人嘱其送些人参，凤姐却将些渣末泡须凑了几钱送去，则是对应了魏忠贤授意饿死王安，使得王安不得不挖篱笆间的萝卜来吃。贾瑞被泼粪后，并未马上就死，而是从冬天拖到转年春天数月才死。历史上从霍维华弹劾开始，到王安被处死，历时四个多月，并不是一个奸臣进两句谗言，昏君就被蒙蔽，做出忠臣已死既成事实的童话故事。
贾瑞之死与秦可卿之死在文本中连在一起写，时间相差尽一年，历史上朱常洛驾崩与1620年九月，王安死于1621年九月。可以说王安失势，完全是因为朱常洛早亡，所以在写贾瑞丧事时有批注“先安一开路道之人，以备秦氏仙柩有方也”。 最后，作者借贾瑞引出“风月宝鉴”。红楼开篇，作者即点出风月宝鉴亦为书名。这里除了详细交代红楼是一部正面美人背面白骨的明清血史，是一喉二歌的作品。更是用贾瑞（王安）的事说明作者为什么需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记述历史。很有可能王安是在历史上最被歪曲的一个人物，真正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才知其不堪。当然，具体史实已是不可考了。
另外，贾瑞字天祥，王安字允逸。从名字上看，“祥瑞”对仗“安逸”，似乎也有内在的呼应关系。
附录 成也移宫，败也移宫——试论太监王安 太监王安，一直被塑造为明朝末年太监届的杰出代表，与他的老前辈陈矩并列明朝太监掌权中的楷模。在读到王安被魏忠贤害死的桥段时，无数人还扼腕叹息！崇祯皇帝登基后赐给王安的祠额——“昭忠”，可以说是对王安功过是非的主流论调！ 丰功伟绩 《明史.王安传》的第一部分直接罗列了王安一生的功绩，“时郑贵妃谋立己子，数使人摭皇长子过。安善调护……熹宗心德安，言无不纳。（《明史》卷305《王安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字本，第5231页）”，我们不妨总结一下： 朱常洛未立为太子时，一直幻想自己儿子朱常洵继大统的郑贵妃，经常派人去刺探朱常洛的过失，而作为朱常洛伴读太监的王安，很善于从中应对，郑贵妃没能找到任何机会！ 梃击案发生之后，朝廷中各种传闻、猜忌满天飞，矛头都指向了郑贵妃，郑贵妃自然是惶惶不可终日。王安呢，以大局为重为太子起草了太子命令，解开了群臣们的猜忌，稳定了郑贵妃的情绪，缓和了矛盾，神宗皇帝对此非常满意。 光宗即位后，任命王安为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听从他的门客汪文言的建议，劝皇上实行一系列善政，发帑金济边；起用正直的大臣邹元标、王德完等，所以朝廷内外一致称赞他贤能。大学士刘一燝，给事中杨涟，御史左光斗等名臣，对王安都很敬重。 早年李选侍欺负熹宗生母王才人，王安心中忿忿不平。到了光宗去世之后，李选侍跟心腹宦官李进忠密谋，挟持皇长子朱由校。王安知道后，向杨涟揭发了这个阴谋。杨涟和刘一燝等人去哭临，王安骗选侍将皇长子抱出来，由刘一燝等人护送至慈庆宫。接着左光斗等又上疏请李选侍离开乾清宫，迁到仁寿殿。于是熹宗回乾清宫，正式登上了帝位。熹宗很感激王安，对他言听计从。
如果再加上顾大韶《炳烛斋稿.王安传》的记载，王安还有另外两件善举： 万历四十一年福王朱常洵就藩洛阳，母子俩此一别后再无相见之日，郑贵妃就将自己的奇珍异宝倾囊而出，准备给儿子带去。太子朱常洛听闻这个消息，就犯起了红眼病，强命将最后十箱送进了太子宫。王安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就劝谏朱常洛，这事儿可不是太子能干的！朱常洛听了之后，也觉得自己有点不着调，就说这都已经拿来了，现在咋办啊？王安就让人将十箱宝物换成了普通箱子，又附赠了十件宝物还给了郑贵妃，对外宣称就是学习一下箱子的规格造型！结果郑贵妃挺开心，万历皇帝知道后也挺开心，说这肯定是王安给出的主意！ 天启元年四月熹宗大婚，按道理这主婚人就非郑贵妃莫属了，那么问题就成了如何不让郑贵妃主婚！王安跟廷臣商议之后，事情就变成了，要是论尊卑，那郑贵妃当仁不让，可要论长幼，明穆宗的遗孀恭妃，则更胜一筹。可让恭妃主婚又存在一个没有印玺的问题，于是就变通为以恭妃的名义起草，盖皇帝的玉玺！王安采纳了这一方案，从而让郑贵妃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对于习惯了奸诈狡猾、心理阴暗是太监代名词的普通人，王安的事迹绝对是彻底的颠覆啊，那么到底王安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其在明末那场政治大戏中有着什么样的表演呢？ 王安其人 要了解王安其事，那就要先了解其人，而要了解其人，就不得不好好读读刘若愚的《酌中志》，其中第九卷“正监蒙难纪略”就是专门讲述王安的生平。 王安，北直雄县（今河北雄县）人，也就是现在的雄安新区土著。万历六年（1578年）入宫，随即进入内书堂读书。能进入内书堂，说明王安应该是看起来聪明伶俐、年约10岁左右，因此估计王安与魏忠贤年龄相仿，甚至可能比魏忠贤略小，但因为走的是内书堂读书的太监正途，所以两人在万历和泰昌时期的地位差距相当大！ 做为天启朝一正一邪两大太监代表，王安与魏忠贤的对比极为鲜明。 对于王安的性格，《酌中志》记载了两个小细节，让我们可以比较直观的了解王安。 “凡有文书，皆赵恩、张永龄等呈禀，监不开口明说，止于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画字写字形，或眼语颐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间不能会意而致怒遭责者比比也。”（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8页） 不得不说，做王安的下属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差事，领导精神如果比较复杂，那绝对是令人绝望的事儿。王安不愿意明说，很可能是其说话声音较嘶哑，又相信中医惜气养生的理论，正常对话人站在十步之外，就基本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监又善书好奕，奕或输则必诡著以求胜方已”（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51页） 古往今来，“棋品如人品”——这句话还是相当有市场的！对王安的棋品和人品，我们不做任何评价，但王安争强好胜、绝不认输的性格，却跃然纸上！ 心腹太监 王安刚进宫读书时，也是个贪玩耍的小家伙，负责照管他的太监杜茂，那可是一点也不含糊，基本上用了两大法宝，一个是把王小屁孩脚绑在桌子腿上；一个呢，就是曾让多少学生不寒而栗的物件——夏楚！这两大法宝的威力那可不是盖的，王安的学习那是突飞猛进！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朱常洛出阁讲学。因为学习好、性格耿直，在大太监陈矩推荐之下，王安就被任命为朱常洛的伴读。“又有先监矩密荐，遂于光庙未膺册立之前，御点为皇长子伴读”（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6页） 此时朱常洛10岁、王安约25岁左右，就这样王安陪着朱常洛一起读书学习了七年，这七年陪伴也就是王安功绩之一，陪伴朱常洛左右，应对宫中的各种事务。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朱常洛正式被册封为太子，在明神宗的亲自安排之下，伴读队伍增加了邹义、李实等小伙伴。虽然同为伴读，已经与朱常洛朝夕相处七年的王安，与邹义、李实却不能一概而论，但后来宫女王秋荣自杀事件，却让王安与主子朱常洛的关系起了变化！ 太子宫的宫女王秋荣上吊之后，一个死宫女是没什么人关心的，但人的死因以及与“活人”的关系，却让这事有了无穷的变数。事儿必须是要向上汇报的，王安就坚持要跟神宗皇帝如实汇报，伴读邹义等人，却觉得这事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作为一个陪伴朱常洛多年的心腹，王安不应该不知道，有人在等待朱常洛犯错，此事可能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而王安却坚持如实上报。不论如何，最终王秋荣被宣称为病死，此事也就糊弄过去了！此后，朱常洛就对王安客客气气，但却有了一层隔阂！朱常洛的就此疏远，由此也引发了后世对朱常洛与王秋荣关系，以及王秋荣死因的猜测。 到了万历四十三年，手持木棍的张差打入太子宫，张差的口供牵连出了郑贵妃宫中太监庞保、刘成。一时间舆论沸腾了，矛头直指郑贵妃。就在事情愈演愈烈的时候，朱太子适时的上了一道奏疏，这道奏疏成功的让舆论渐渐平息下来，这道奏疏就是由王安执笔代写的。 这份奏折写的很技巧，自始至终自称本官，而不是常规的“儿臣”，两者的意境可以说是天壤之别！正被梃击案搞的焦头烂额的神宗，收到这份奏疏是相当满意，事后赏了朱常洛几千两银子，还赐王安玉带。 需要知道的是梃击案发生之前，王安就已经因病回家休养了，只有在冬至、生日等重大节日，才进宫给朱常洛请安问好，也只是在宫里待个一天半天的！而在梃击案如此紧要关头，由王安代笔奏疏，可见此时朱常洛与王安的隔阂并不大，甚至可能已经消除了，王安还是那个首席智囊+心腹！ 巾帽美印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神宗去世，享年56岁。太子朱常洛继皇帝位，成为明朝第十四位皇帝，年号泰昌！ 朱常洛作为一朝天子，自然要安排自己的一朝臣，太子宫中的潜邸奴才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不想捞个好职位！ “光庙登极，监匡辅秉政，凡潜邸著劳者各营求美印，监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纳约自牖，知无不言。（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7页）” 细细品味刘若愚这句话，似乎有朱常洛给王安封赏不够的意味！乍看起来，司礼监秉笔太监掌巾帽局印，已经是顶级太监职位了，但只有比较之后，才能发现刘若愚这句话背后隐藏的问题！ 明朝的司礼监设掌印太监一名，秉笔太监、随堂太监八、九名或者四、五人。掌印太监最为尊贵，相当于内阁的首辅，掌东厂的秉笔权势最重，相当于外廷的左都御史兼内阁次辅，而剩下的秉笔、随堂就相当于其他内阁成员！虽然其他司礼监秉笔太监被归为“内阁成员”，但因为执掌的衙门的重要成都不同，多少还是有个论资排辈的！比如御马监这个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要马有马，要兵有兵的衙门，因为掌管皇庄、草场，再加上四卫勇士营这支直属皇帝的亲军，其由谁来掌控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已知资料汇总出泰昌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
先看神宗留下来的班底，卢受在万历末年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并提督东厂，神宗最为信赖的太监，经营内廷多年。光宗登基后，卢受疏辞后被挽留，得以保留了司礼监掌印的位置，东厂被安排给了伴读邹义。 崔文昇隶属于郑贵妃一支，管的又是御药房，如果不是因为红丸案出场，给朱常洛喂了“泻药”，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作为。 魏学颜和常云万历朝任乾清宫管事，光宗登基后，居住和办公的乾清宫自然需要换上自己的人，于是魏学颜和常云升官了，一个做了司礼监秉笔，一个做了司礼监随堂。魏学颜很识相，很快就称病回家休养去了。 田诏这个秉笔，我们既不知道来历，执掌那个衙门也不得而知，唯一在《三朝要典》查到一句话，“七月乙己，田诏等名下李文盛等具本鸣冤，上念田诏侍奉皇祖，刘朝等侍奉皇考（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北京，北京出版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6册，1997年版，卷二十，第283页上栏）”，证明田诏曾侍奉过万历皇帝。而田诏这个秉笔的身份，则出自刘若愚《酌中志》中的记载，“光庙时秉笔魏学颜、田诏、崔文昇等若干人（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五，第32页）”。 再看光宗自己的班底，邹义从卢受手中接过了东厂，同时还管着尚膳监。东厂太监本身就是内廷中的二号人物，再加上掌管奉先殿膳品，以及后宫眷属的厨料银的“肥差”，邹义获得的封赏还是很到位的！ 李实，同样是万历二十九年来的伴读，泰昌元年八月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掌御马监印。光宗八月初一登基的当天，就下令整饬御马监掌管的四卫勇士营，由勇士营接管了紫禁城四门防卫；由腾骧四卫接管了皇城的六门守卫（《明光宗实录》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047页），李实在朱常洛心目中的位置不言而喻了吧！至于朱常洛东宫六局的班底中，典玺局徐文兆、典膳局卢进、典兵局张忠、刘忠、刘朝等人。 徐文兆和卢进没能熬到光宗登基，就已经病逝了！ 张忠因为与徐文兆争斗，被神宗处罚，关成了废人！ 刘忠后来在天启朝，算是投靠了魏忠贤，做到了乾清宫管事，至于光宗给他的封赏未知！ 刘朝，朱常洛给予的封赏没有找到记载，不过他与王安一贯不和，其后还参与了“盗宝案”！刘忠、刘朝、刘应坤三人，分别被人称为大刘公、二刘公、三刘公，在太子宫的地位不低，此后在宫中也都混到不低的职位。 基本可以说，朱常洛在太子宫的太监班底，只要熬到朱常洛得道，也都成了升天“鸡犬”！ 最后再来说王安，作为跟随朱常洛时间最长的心腹，获得的封赏只是司礼监秉笔掌巾帽局印。要说巾帽局一年过手也有十几万两银子，给宦官们做一年鞋帽，也能让王安发点小财。对比了邹义、李实的封赏，早跟了朱常洛九年的王安，竟然跟没事人一样，还继续履行着首席心腹的职责： “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光庙震怒，欲因金花银两杖朝瑞，赖监力救得降调。光庙孝养神庙皇贵妃郑老娘娘于慈庆宫，及保全久事神庙管事牌子魏学颜、胡进、常云等各升秩子告，及发内帑助边，起邹元标、王德元等，议兴大工。一月之间，善政种种，皆监独力赞导之也。（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7页）” 1. 第一次移宫，将郑贵妃安置在慈庆宫； 2. 神宗心腹太监魏学颜、胡进、常云等人的升迁安置； 3. 发一百万两内帑给九边将士； 4. 起用邹元标、王德完等人； 5. 启动重建皇极殿； 6. 周朝瑞上疏“慎初三要”，朱常洛震怒后准备对周朝瑞施以廷杖，王安劝谏之后才改为降调； 基本上光宗在位一个月的全部为政举措，都是王安主持的！这六件事中，前两件是处理神宗遗留眷属和亲信的问题，处理不好容易落人口实；内帑助边，这是登基后普天同庆、安定军心的问题；起用万历朝被打压的官员，是培植忠于自己政治体系的问题；建皇极殿是自家排场，新君新气象的问题；慎廷杖，毕竟刚登基就用廷杖打人，影响非常不好！ 所有新君登基后首要考虑的大事，全部出自王安的手笔，朱常洛却只赏了王安一个相当寡淡的巾帽局？可以说王安做着内阁首辅的工作，名头却只是个内阁排第四号位的主儿，这很不正常！而王安却没有发现问题，所有人都没有发现问题，甚至在朱常洛准备册立朱由校为太子时，奶妈客氏出面为魏忠贤谋求一个差事的时候，没有去找邹义、李实，而是去找了王安。 那么事实的真相就只有一个了，本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则，作为神宗朝的元老，卢受被边缘化是注定了的，暂时保留掌印之位只是为了过渡，等到权利的交接完成，自然卢太监就该退休了。毕竟登基就让父皇的心腹老臣出局，这事说出去不好听，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卢受的掌印之位就非王安莫属了！ 至少王安的行为，多少可以证明其视掌印之位为囊中之物，所以才会“纳约自牖，知无不言”！ 移宫盗宝 苗棣先生在其作品《庸人治国—魏忠贤专权研究》，曾有这么一段话“王安忘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根据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规律，他自己的鼎盛时期已经随着短命的泰昌朝的结束而结束。表面看来他依然是宫中最显赫的人物，而在实际上，光宗逝世之后他就成了过时的明日黄花。” 作为一个在宫中混迹一辈子的高级太监，王安会不知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么简单的道理？个人观点王安不仅知道，而且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危机。如果说朱常洛的突然死亡，让李选侍（西李）发现了朱由校这个小屁孩的价值，外廷的官员、内廷的太监会没发现？ 幼主，再加上缺乏可信任的班底，十六岁的朱由校为各方带来了无限可能，其中就包括即将边缘化的王安！ 如果只是没了似锦的前程，王安还有退路，寄情于山林虽然有点不甘心，但起码性命无忧！而王安与李选侍的关系，注定了王安退居山林是种奢望！ “自光庙宠眷西李老娘娘，远在东李、傅两位老娘娘之上，监恒不怿，见西李老娘娘未尝叩也。（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50页）” 当年在太子宫时，在朱常洛宠幸李选侍之后，宠幸程度在东李和傅选侍之上，王安对此一直不太待见，见了李选侍从来没有叩过头。 “是日，王安手持揭帖，人授一纸，即排选侍揭也，箕踞怒骂，有如今还要我叩头等语，科臣范济世等，相顾骇愕，独杨涟、左光斗等，欣然受之，同声忿言，力以排选侍为功。（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十七，第242页下栏）” 箕踞怒骂——可见王安对李选侍心中的怨气极大！如果真让李选侍掌了权，王安的人头难保不被借来“骇猴”！ 移宫案，王安主内，影响新君的一言一行；东林主外，影响朝野的舆论方向！纵观移宫案，王安出场次数远不及杨涟、左光斗，但每次出手都至关重要！ 当李选侍图谋控制朱由校时，王安首先将消息传给了外廷，让“顾命十三臣”能够提前议定应对计划——抢太子！ 当“顾命十三臣”在乾清宫无法见到朱由校时，王安出面从李选侍手中骗出了朱由校，让抢太子计划得以实施！ 当朱由校被抢回太子宫之后，大臣们是不能一直待在皇城内的，刘一燝临走前跟王安说的是，“主上冲年，无母后。外廷有事，吾受过；宫中起居，公等不得辞责。（《明史》卷240《刘一燝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字本，第4169页）”。 当李选侍打算母子同住乾清宫时，王安再一次提前通知了外廷！ 对于移宫案这样的政治事件，如果不理会史料记载中的倾向，只看事件过程和结果，王安的表现堪称完美，不仅在新君面前立下了定策之功，还让潜在威胁李选侍彻底退出了权力游戏！成功将本应随朱常洛逝去的仕途，重新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王安如果知道主席的这首诗，大概会当场咏一下，抒发一下情怀！一石二鸟的移宫案，仅仅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更多的鸟在等着。 九月初五，明熹宗下旨“先帝选侍李氏等著于仁寿殿居住，即日搬移（《明熹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24册，第0019页）”。 “王安等从中恐喝，选侍遂不及待，侍从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属俱为群阉所掠夺。选侍位下，内阉李进忠、刘朝、田诏等，乘机窃盗内帑。王安发其事，追究牵及选侍之父。（文秉：《先拨志始》，上海书店1982年12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上卷，第134页）” 《先拨志始》用了“恐喝”，《三朝要典》用了“箕踞怒骂”，再结合李选侍不等车驾、不做收拾，只让内侍姜升抱了八公主，徒步走到仁寿宫的行为，相信王安等人在催促李选侍移宫时，肯定不会是毕恭毕敬，抱腿苦苦哀求的做法！ 李选侍匆匆忙忙的走了，“群奸盗宝”正式开演！ 根据主流史料的说辞，李选侍前脚走出乾清宫，后脚就发生了恶主人与贼家奴的经典桥段，恶主人被收拾了，贼家奴就趁机偷一把准备跑路，活脱脱的一处“现世报”大戏！ 趁乱盗宝的群阉，撬开乾清宫的宝库，将里面的宝物和内府秘密藏银两偷盗一空，在抱着赃物路过乾清门时，在慌乱之中有人摔了一跤，把金宝掉在了地上，被卫士们发现了并抓获了几名内侍。王安向朱由校汇报了此事，并立即组织人手进行追查！ 参与盗宝的诸阉分别为：田诏、刘朝、刘忠、陈应科、李进忠、王永福、姚进忠、郑稳山、刘尚礼、姜昇、刘逊、卢国相、赵进忠，还有就是臭名昭著的魏忠贤（此时名为魏进忠）。 “遂降监南海子净军，即升刘朝南海子总提督，令代宋太监晋，以宋长者不忍杀监，而朝敢任之，亦以朝平素与监不合也。（ 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9页）” 陈应科，朱常洛做太子时，随侍朱常洛左右的人。职位不高但在太子左右，朱常洛登基后，陈应科的封赏没有记载。 李进忠、姚进忠、刘逊、刘尚礼、姜昇，李选侍（西李）身边的近侍。 王永福、郑稳山、卢国相、赵进忠，没有直接的记载表明他们的身份，但王永福、郑稳山明确是在“盗宝案”现场被抓的，卢国相和赵进忠的名字只在惩处时出现了一次，两人被降为净军，估计这四个人也是西李身边的人。 魏进忠，也就是后来的魏忠贤！ 盗宝案牵连的人还有一位李选侍的父亲，这位皇亲是如何参与盗宝，我们无从得知！
参与这场盗宝“狂欢”的罪犯都偷了那些宝物呢？ “锦衣卫北镇抚司掌印千户梁慈等，疏奏：“打问过刘逊，招称与进忠、刘尚礼、姚进忠、刘朝、王永福、郑稳山等，随从李选侍，拿带传代珠宝头面宝石等物。（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十七，第246页上栏）（ 《明熹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24册，第0062页）” “今姜昇、郑稳山、刘尚礼不持一物，刘逊拾得珠结还与选侍，而与王永福、姚进忠手持宝者（《明熹宗实录》卷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124册，第0113页）” “王安等从中恐喝，选侍遂不及待，侍从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属俱为群阉所掠夺。（文秉：《先拨志始》，上海书店1982年12月复印神州同光社1951年版，上卷，第134页）” “尚书黄克缵上言……田诏等所犯，除宝物外，金银不下六万两（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56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卷二十，第283页下栏）” 由此可知，从李选侍的珠宝首饰到被褥床帐，从手串珠结到传代珠宝，还有巨量的金银，这群阉人无所不偷！ 我们先不对盗宝案做任何结论，只从内廷二十四衙门来说，上至司礼监秉笔太监，下至贴身小内侍，李选侍名下的宦官体系被一扫而空！能够被李选侍用来掌控内廷的人，一次性全部被抓进了锦衣卫诏狱！曾经离权力顶峰只有一步之遥的李选侍，落了个一哭二闹三上吊，而心腹手下则死的死、关的关，内廷这一亩三分地，还有谁敢挑战王安？ 盗宝猜想 盗宝案中，还有一个嫌疑人——魏进忠，我们放在这儿单独来讲述一下！ 常见的说法基本源自于《明史》、《酌中志》，在盗宝案发之后，杨涟疏请彻查盗宝案，指名道姓的提到了魏进忠，眼看到案情暴露，魏进忠跑到了好朋友魏朝处苦苦哀求，魏朝才去王安面前求情，于是才有了由司礼监查明回报的圣旨。因为魏进忠原本名叫李进忠，所以就把他和李选侍身边名为李进忠的内侍，当成一个人，才让魏忠贤逃脱了此案！ 那么魏忠贤如何参与盗宝案呢？ 魏忠贤在朱由校出生后，经由魏朝的引荐而进入太子宫，负责给王才人和朱由校办膳，直至万历四十七年王才人去世，前后时间约为十四年。在王才人死后，朱由校被安排由李选侍（西李）扶养，魏忠贤作为朱由校饮食负责人，应该也去了李选侍的一亩三分地。似乎看起来盗宝案时，魏忠贤有参与盗宝的可能，但刘若愚同样记载了另外一件事！ 明光宗八月初一登基之后，八月初三礼部侍郎孙如游就提出立太子，首辅方从哲也赞同了此项建议，于是一番商议之后，最终确定九月初九举行册立太子仪式。 “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庙登极，拟册立先帝为东宫。是时逆贤尚列库衔，暗与客氏深谋，遂相与刻意拥戴王太监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无不可者，遂充东宫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四，第69页）” 也就是说光宗登基后，准备册立朱由校为太子时，魏忠贤还隶属原来的内府十库甲字库。因此在与客氏密谋之后，通过客氏走了王安的门路，于是被安排为东宫典膳局官。虽然册立仪式定在九月初九，但相关的人和物肯定要提前准备，九月初九最多就是举行一下仪式，然后朱由校就正式搬迁到慈庆宫了。 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九月初五移宫盗宝案发时，魏忠贤的职位是东宫典膳局，工作场地应该是慈庆宫。或者说盗宝案发时，魏忠贤是朱由校身边的人，而他出现在李选侍身边，也应该是陪着朱由校去的。朱由校都被顾命十三臣抬去了慈庆宫好几天了，他不去慈庆宫伺候着，反而在乾清宫跟李选侍的一帮手下，组团偷东西玩，这是什么情况？ 《熹宗实录》中，杨涟的奏疏递上去之后，明熹宗的回复是李进忠、刘逊已经有旨意了，魏进忠的情况由司礼监查明之后回奏。 最终查证的结果是魏进忠照旧供职，魏进忠并不是李选侍名下的仆人。（《明熹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037页） 两相印证，就职东宫典膳局的魏进忠，作为未来皇帝的亲信，怎么会参与到李选侍手下的“狂欢”？ 那么一个看起来没多大机会参与盗宝的人，怎么就成了小偷了呢？事出反常必有妖！ 盗宝案发的当天，杨涟就上疏诉说了盗宝案，明确指出李进忠、魏进忠、刘逊等人偷盗乾清宫宝物，背后的指使人就是李选侍。 “兵科左给事中杨涟奏言……且谓令李进忠、刘逊、魏进忠等擅开宝库，盗取珍藏……，得旨:『移宫并李进忠、刘逊已有旨。魏进忠着司礼监查明奏请。』（《明熹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018页）” 从时间上来说，杨涟的消息来源必然是核心人物，听闻宫中发生盗宝事件不难，难得是知道案件详情！以魏进忠、刘逊这样不入流的小角色，普通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姓名。而杨涟与王安在移宫案上的紧密合作，让人不得不怀疑消息来自于王安，或者说听闻此事，杨涟会去找王安要点内幕吧？ 1. 追查盗宝案的负责人是王安！ 2. 魏进忠的救命稻草是王安！ 3. 运作让司礼监查处魏进忠情况的是王安！ 4. 魏进忠的东宫典膳局岗位来自王安！ 5. 杨涟的宫中盟友还是王安！ 那么魏忠贤是否有可能参与盗宝，或者说参与盗宝的可能性有多大，王安心里应该是清楚的，毕竟客氏出面求他，也就过去20天左右；乾清宫这一亩三分地，魏忠贤有没有能力在“撒野”，王安也是知道的！ 所有的事件都指向了王安，所有不合理问题的交集，也都是王安！ 于是，笔者做了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想，王安将内幕消息透漏给了杨涟，只是名单上多了一个魏进忠，目的是要借杨涟的刀，取魏进忠的狗命！本来只能靠王安谋个东宫差事的魏进忠，随着朱由校的登基，就成了皇帝最为信任的人。在成功的打垮李选侍、赢得朱由校信任之后，魏进忠就成了王安最大的威胁。此时的魏进忠，还只是个没有长牙的老虎，假以时日必然对王安的地位发起威胁。作为朱常洛最为信任的太监，要想在朱由校身边长治久安，必然要消灭掉魏进忠这个潜在威胁！ 杨涟在收到这份掺水名单之后，根本就不会在意这个小角色，他的目标只是李选侍！ 事发突然，而且这种投石问路的操作，王安也不大可能去跟小弟魏朝商议，所以不知情的魏朝跑去说情，王安自然是做做样子。只要魏进忠进了诏狱，自然就不愁没证据。对于其他人，少年天子的反应不出所料，愤怒的批示要从重、从快去办。对于魏进忠，王安的投石问路则完全失效了，朱由校根本就不会有“奈何做贼”的感慨，自然最终结果只能是由司礼监查明具奏。 很遗憾，此猜想没有任何史料支撑，至多只是给不那么“合理”的几条史料，脑补了一个看似合理的说法，仅仅只是对魏进忠莫名其妙卷进盗宝案的猜测而已！ 其实除了魏进忠莫名卷入盗宝案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小细节，让笔者怀疑魏进忠在盗宝案上吃了亏！ 1. 八月，魏进忠、客氏走了王安的门路，魏进忠被任命东宫典膳局官； 2. 九月初五，盗宝案发，杨涟告发魏进忠参与盗宝，朱由校命司礼监查明具奏； 3. 九月初六，朱由校登基； 4. 九月初九，查明魏进忠不在李选侍名下当差，命魏进忠照旧供职，盗宝之事子虚乌有； 5. 九月十九，魏钊（魏进忠兄）荫为锦衣卫正千户，封容氏为奉圣夫人，客氏的儿子侯国兴为锦衣卫正千户；6. 九月二十二，魏进忠提督宝和三店； 7. 十月初六，东厂抓获了在逃的李进忠； 8. 十一月初五，刑部提交移宫盗宝案处罚意见。 捋清楚了时间线，我们先需要弄清楚几个基准点： 熹宗登基后，九月十九日即荫赏客、魏家人，代表熹宗对于客、魏的极大宠信，其他从龙旧人里，没人能够获此殊荣； 宝和三店，并不是某些不学无术者脑补出的“保和三殿”，毕竟清顺治时期才由建极殿改为保和殿。宝和三店，是皇帝在东安门外戎政府街上，开的六家店铺中的三个，六家店铺名字分别为宝和、和远、顺宁、福德、福吉、宝延。魏忠贤的提督宝和三店之职，也就是替皇帝掌管三家“超市”！宝和等店，不属于内府二十四衙门体系，只是一个替皇帝赚钱的铺面而已。 《熹宗实录》记载“以御马监太监魏进忠提督宝和三店”，也就是九月二十二日魏忠贤还隶属御马监，并没有进入司礼监，更不是秉笔太监。
下面我们来说说“熹宗得道，魏忠贤升天”过程中的疑问。 朱由校登基之后，魏进忠直到九月二十二日，才被安排提督宝和三店，替皇帝掌管三家“超市”。仔细看看，是不是有点诡异，十九日给魏钊锦衣卫正千户，代表了极高的宠信，安排工作的时候，却给了一个极为边缘化的职位，甚至办公地点是紫禁城外的宝和店内。 再对比一下，在熹宗登基后的第二天，东宫典玺局王体乾升司礼监秉笔掌御马监印，同时负责给朱由校办膳。东宫典膳局的魏进忠，在半个月后被安排去管“超市”。于此同时，东宫写字高时明、伴读沈荫，也都先后因从龙功封了司礼监秉笔，而直到泰昌元年冬，魏进忠才升为司礼监秉笔掌惜薪司印。 “逆贤自泰昌元年冬升秉笔，凡不识字而躐跻秉笔者，穆庙时孟冲、神庙张明、先帝时魏忠贤、孙暹、王朝辅五人而已。（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四，第73页）” “冬”，一般指冬天，也就是泰昌元年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三个月间；如果是指为冬月，则应该是泰昌元年十一月。 那么，魏进忠十多年的从龙之功，在朱由校登基后，少则一个多月，多则三个月之后，才正式得到兑现。关键是朱由校并没有忘记他的苦劳，将他哥魏钊和客氏儿子一同封赏，再给魏进忠一个管皇店肥差，都表明对魏进忠宠信有加！如果魏忠贤的第一次封赏，在内府衙门里给个不管事闲职，基本也还能说的通，毕竟他不识字，也没什么根基，但给一个办公地在紫禁城外的差事，怎么都有让其远离御前的味道！ 同样是太子宫从龙旧臣，从龙仅半个月的王体乾、高时明、沈荫、汤盛等都直接提拔了，而跟了朱由校十多年的魏忠贤，却先去管了一阵“超市”，然后才提拔到与王体乾、高时明、沈荫等人平级…… 从时间上来推断，魏忠贤最早是在李进忠被抓获之后（十月），晚有可能是在案件由刑部审理之后（十一月），所谓的完全洗脱罪名后，才正式被任命为秉笔太监。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移宫盗宝案虽然没把魏进忠打入诏狱，但还是成功让其发迹时间推后了，这个时间差的最大受益人就是王安！ 掌控内廷 凭借在朱常洛时期的“余威”，以及在移宫案上的完美表现，王安赢得了朱由校的信任。做为一名十六岁的少年，接连经历了丧母、丧祖、丧父的打击，朱由校急需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主心骨”，王安在天启初期成功扮演了这一角色！ 朱由校曾亲笔在扇面上，题写“辅朕为仁明之主”，让后将此扇赏赐给了王安（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8页），朱由校对于王安的信赖程度可见一斑，同时表明少年朱由校还是有些进取之心的！ 作为朱由校的主心骨，王安又流传了那些事迹呢？ 一、 魏朝与魏忠贤的客氏之争。 “及先帝即位数月，二人因宠渐相鋤嫉，于乾清宫暖阁内醉骂相嚷。时漏将丙夜，先帝已安寝，而突自御前哄起，司礼监掌印卢受、东厂邹义、秉笔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沈荫、宋晋等皆惊起。（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四，第70页）” 客氏争夺战发生于熹宗登几个月的某个深夜，已经升为司礼监秉笔的魏忠贤，与乾清宫管事掌兵仗局的魏朝，在乾清宫暖阁内喝醉了酒而争吵了起来。 因为魏忠贤升秉笔是在泰昌元年冬，而当时现场的围观者还有李实和邹义，李实在泰昌元年十二月就将被安排去给熹宗选美女了，邹义则泰昌元年冬就辞职回家休养了，因此吵架事件很可能发生于泰昌元年十一月。 魏朝与魏忠贤从争吵演变成了醉骂，把已经睡下的熹宗也给惊动了，同时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东厂太监邹义、秉笔王安、李实、王体乾、高时明、沈荫、宋晋等人也都被惊动了。 魏朝与魏忠贤两人并排跪在御前听候处罚，熹宗问客氏想让谁来管事，客氏最终选择了魏忠贤。刘若愚在记录此段内容时，加了诸如“（客氏）久厌国臣狷薄，而乐逆贤憨猛好武，不识字之人朴实易制”、“（王安）久中客氏逆贤谀媚，且心恶名下之人作此丑态（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四，第73页）”，此类主观心理的描述。刘若愚无法窥探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所以这些极具倾向性的话语，只能作为一种可能，而不是实证！ 关键问题在于，在内廷摸爬滚打几十年的王安，名下魏朝同魏忠贤一样争取客氏，因为客、魏的几碗迷魂汤，嫌魏朝给自己丢人，就不觉得魏忠贤的行为丢人？ 总之，在客氏向皇帝表示由魏忠贤替自己管事时，王安上前打了魏朝一记耳光，让魏朝办个病休滚回兵仗局去，然后就这件事就这么结束了！ 需要我们主意的是，魏朝的职务是乾清宫管事掌兵仗局印，而且朱由校亲自给其改回本姓王，并赐名国臣，对其的宠幸并不在魏忠贤之下。熹宗直接默许了王安的安排，卢受和邹义兴许还有自身原因，不方便发表意见；而朱由校则完全无视了王安不经请示，直接宣布处罚结果的行为，可见王安在朱由校心目中的地位，以及王安在内廷高级太监中的地位！ 二、 “熹宗将御经筵，礼典久废，鸿胪及阁吏所具仪注，皆乖舛不可行。安患之，访外廷之博识者，或以编修钱谦益对安乃咨焉，谦益具述故事位次仪式进，安遂用之其择善而从，皆此类也。（顾大韶：《王安传》，《炳烛斋稿》，《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104册，第586页上栏）” 天启元年正月，大学士刘一燝等人请开经筵，明熹宗安排由礼部挑选日期。经筵有严格的礼仪规则，钦天监给出的吉时是二月十七日卯时，礼部则给出了经筵的详细礼仪安排。在筹划经筵仪式的时候，因为经筵已经挺久没有举办过了，鸿胪寺和内阁给出的仪注都有问题，于是王安走访了外廷中博学的人，跟翰林院编修钱谦益商议，钱谦益也给了一份安排，最终王安从中择优挑选，才得以让经筵得以顺利举行！ 三、 “熹庙大婚礼当以贵妃主婚，安舆廷臣谋曰主婚乃兴政之潮不可长也，奈何，或献计曰以位则贵妃尊，以分则穆庙某恭妃长，盍以恭妃主之？安曰奈无玺，何或曰以恭妃出令，而以御玺封之，其谁曰不然，安从之，郑氏是以不复振。（顾大韶：《王安传》，《炳烛斋稿》，《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104册，第586页上栏）” 泰昌帝的遗诏除了明确由朱由校继位，群臣辅佐之外，还刻意强调了一件事，那就是尽快为朱由校选婚，于是乎在朱由校登基没几天，选婚就被提上了日程。经过一系列的挑选和评比，天启元年四月选得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监生张国纪长女为皇后。 选婚进行时，皇帝大婚的筹备工作同样也在进行中，这就牵扯出了一个问题——皇帝成亲也需要有人主婚，按照常规的套路，肯定是朱由校长辈中身份为尊者，后宫中地位最为崇高的就是神宗遗孀郑贵妃了！问题是所有人心知肚明，当年争国本这个梁子结的有点深，谁敢保郑家不会借此重新得势？ 王安跟朝中大臣一起讨论这个事，核心目标就是不让郑贵妃有任何机会，而且要合情合理的绕过这个问题！最终有人提议，既然论尊卑非郑贵妃莫属，那要是如果论辈分呢？于是明穆宗的遗孀恭妃脱颖而出！紧接着王安又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恭妃没有玺！毕竟恭妃品级在哪儿摆着，她只有涂金银册而没有宝！ “那就以恭妃的名义出相关的文书，盖皇帝的玉玺！” 最终王安采纳了这个建议，从而让郑贵妃彻底失去了翻身的机会！ 顾大韶在《炳烛斋稿．王安传》中讲述了这件事，下面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可能性： 尊长主婚制度是中国传统礼法的组成之一，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在中国历史上甚至被写进了律法，《明会典》规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皇帝大婚同样也需要有尊长主婚，而且《明会典.天子纳后仪》里面，纳采、问名、纳吉、纳征、发册等环节，也都详细规定了主婚者出场的规则！ 既然强调尊长，那么朱由校的尊长中谁最合适呢？ 一般来说，皇帝大婚，太后肯定是主婚最佳人选，必要时太皇太后、太妃辛苦点也都可以！问题是熹宗大婚时，既没有太后，也没有太皇太后！ 神宗留了遗诏要封郑贵妃为皇后，光宗没给办，也没给神宗活着的妃嫔进太后、太妃；光宗也留了遗命要封李选侍为贵妃，熹宗也没给办，也没给光宗活着的妃嫔进太后、太妃，所以太皇太后、太后是指望不上了！ 《明史》给我们出了一个小难题！《明史.列传二》中神宗孝端皇后王氏（光宗生母）的记载里，曾提到“与后同日册封者有昭妃刘氏。天启、崇祯时，尝居慈宁宫，掌太后玺（《明史》卷114《后妃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字本，第2335页）”。手握太后玺、住慈宁宫的刘昭妃，不是太后却有着太后的权力，主婚、用玺应该都没有问题！ 但是这里面有个小问题，刘昭妃以老皇妃的身份掌太后玺，这于理不合，而且对上老皇妃贵的郑贵妃，刘昭妃该怎么处理？假如刘昭妃以老太妃的身份掌太后玺，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天启元年六月，十六日丙戌，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何宗彦、朱国祚谨题，今日文书官康宁捧圣谕到阁，谕内阁，朕今年婚礼告成，普天同庆。朕思皇祖母昭妃眷顾慈恩，感戴无极，理宜称上尊号，以显朕之孝诚至意。卿等传示礼部，查照旧制，隆重典礼，具仪来看。特谕卿等知之。钦此（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一，第143页）”。 天启元年七月初二，内阁为刘昭妃拟定了两个徽号（宣懿、庄顺），明熹宗钦点了宣懿，随后于七月末正式给刘昭妃上了宣懿尊号，并预告奉先殿。 宣懿太妃正式站上历史舞台，郑贵妃的封号是皇贵妃，尊号没有；刘昭妃的封号是昭妃，尊号是宣懿（太妃），至此天启朝的后宫以宣懿太妃为尊，此时刘昭妃以老太妃身份执掌太后玺就名正言顺了。唯一的问题在于天启元年七月底，宣懿太妃才正式册封。 《熹宗实录》与《起居注》记载的宣懿太妃册立时间，刚好证明四月底的熹宗大婚时，皇贵妃的封号在后宫为尊，的确存在主婚者人选的问题。而顾大韶的记载同样有点小瑕疵，根据《国榷》的记载，明穆宗的遗孀李恭妃死于万历五年十二月。当然了，明穆宗还有韩容妃、李德妃、马慧妃还活着，其中马慧妃直到崇祯十三年十一月才薨逝，要么是顾大韶记错了人，要么《国榷》中李恭妃的死亡时间不对。 另外，朱常洛驾崩之后，皇长子朱由校颁布的治丧仪式里，就提到了行哀礼的次序，“穆庙皇妃、神宗皇贵妃等妃嫔、先帝选侍、瑞王、惠王、桂王暨三王妃、瑞安长公主……（《明熹宗实录》卷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004页）”，由此可见明穆宗的妃子的确是当时辈分最高的。 四、“时首辅为南昌刘一燝与安同心，尝从容论及神庙初年事，刘曰江陵虽才相然亦大赖冯公；安曰冯公则我优为之，公能为江陵乎公能为江陵我敢不为冯公吾当以二十四司之权尽付外庭，公能任之乎！刘公嘿然无对，安退而款曰阁中无人（顾大韶：《王安传》，《炳烛斋稿》，《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集部，第104册，第586页上栏）” 内阁首辅刘一燝与王安曾一起聊天，两人聊到了万历初期官场。刘一燝说张居正虽然才能过人，但还是需要冯保帮忙；王安则回答说冯保肯定是比我强，你能不能做张居正呢？如果你做张居正，那我怎么敢不做冯保，这内廷二十四司将全部托付于外廷？刘一燝听完之后沉默不语，事后王安感慨“阁中无人”！ 顾大韶并未在《王安传》中记录此事的发生时间和地点，我们只能猜测大概发生于天启元年初。因为泰昌元年12月中旬，首辅方从哲致仕，此时其他阁员尚未到任，刘一燝得以代理内阁首辅，直至叶向高入阁，而到天启元年5月，王安就失势了。另外泰昌元年11月，张居正的三子张懋修请求为为张居正平反昭雪，熹宗将这份请求下发，等于把这事让大家公开讨论。由此可见，王安与刘一燝存在就张居正事件，产生讨论的可能。 抛开张居正与冯保组合的功过是非不谈，也抛开王安是政治抱负，还是权力野心的主观猜想！王安的话语至少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其视内廷二十四司为囊中之物，视司礼监掌印卢受、东厂太监沈荫，乃至秉笔魏忠贤如无物。 以上四件事情证明，王安除了在履行自身司礼监秉笔工作的同时，以内廷实际控制者的身份存在着，内廷的诸多事物均由王安统筹安排！ 盈满则亏 根据《明史.王安传》以及其他主流史料的讲述，天启元年五月，王安的职业生涯达到了顶峰，天启皇帝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依照以往的惯例，上疏表示推辞，客氏从中作梗让天启皇帝同意了王安的请求，并意图与魏忠贤害死王安，但魏忠贤犹豫不忍动手，客氏说：“你我比西宫李选侍怎么样, 还想留下后患吗？”，魏忠贤才下了决心，唆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将他降到南海子充净军。刘朝，就是移宫盗宝案中被抓的那位，被宽宥出狱后出任南海子提督，于是魏忠贤授意刘朝处死王安。刘朝断绝王安的饮食，王安就挖篱笆间的萝卜来吃，坚持了三天仍未饿死，于是刘朝就将王安杀害了。 《明史》的记载凸现了客魏的歹毒，但也遗留了诸多疑问，王安是如何从朱由校极为信任的人，转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霍维华的弹劾威力缘何如此巨大，怎么就能将司礼监掌印变成了净军；作为执掌内廷大半年，外廷伙伴众多的“内相”，王安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要弄清楚王安的倒台，我们先来看看王安掌印之位的由来！ 前面咱们提到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在万历皇帝死后，卢受虽然还挂着掌印之名，但已经没有了万历朝的风光。即便夹着尾巴低调做人，麻烦还是找上了门！ 天启元年四月二十三日，“巡视中城御史梁之栋缉获通夷提塘官刘保（《明熹宗实录》卷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470页）”。 兵部提塘官刘保被投降后金的汉奸李永芳所收买，以每月100两银子为代价，将兵部邸报按月传送给后金。顺藤摸瓜的梁之栋很快又抓捕了刘保的儿子刘于翰和刘于简。六天后，刘保被凌迟处死，刘于翰则被斩首，刘于简则留着继续深挖案情。 到五月十四日，左都御史张问达让巡视四城御史共同研究审讯刘于简的案子，并于五月二十七日给出了最终建议，刘家上下均被依律发落。同时梁之栋等人明确提出，刘于简口供牵连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卢受，需要请卢受协助调查，当面对质，同时还提到有杨镐、李如桢、贺世贤等人（《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实录》 卷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第0170页）。 而刘于简被捕之后没几天，就已经有言官上疏弹劾卢受通夷，五月初六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王德完上疏，表示听闻此事令人震惊，卢受深受神宗皇帝信赖，建议天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将卢受安置到南京（《明熹宗实录》卷十，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490页）。 很遗憾，刘于简的供词没有史料记载，卢受、杨镐、李如桢、贺世贤等人是如何牵扯进这桩间谍案，我们无从得知！ 事件爆发后，卢受眼看着情势不妙，自己写了封奏疏请辞【该疏史料没有记载，但在刘一燝韩爌的内阁题本里，提到有卢受辞本（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第130页）】。其实天启刚登基时，卢受就曾上过一份辞职信被回绝了，这一次却很快就批准了，勒令卢受私家闲住，等到二十七日梁之栋请求卢受协助调查时，卢受直接被发配去凤阳了。 至此，困扰大明官场四年的卢受通夷案，终于落下了帷幕！早在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起兵攻明。在后金攻占抚顺之后，于万历四十六年闺四月，努尔哈赤给明朝送回来四个使者，并带了一份“七大恨”回来，表示要罢兵赴贡！ “（天命三年闰四月，万历四十六年）二十二日，以七大恨之书付明帝鲁太监之商贾二人及开原一人、抚顺一人，遣还明帝耶（满文老档[G]，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63页）” 这四个人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东厂的人，而俩商人是卢受派去辽东的。 “闰四月，奴儿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备述七宗恼恨……张儒绅等系东厂差役，奴酋借以行间。言官纠卢受通夷……（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先清史料》，《长白丛书》，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点校本，卷一，第11页）” 很快言官们就坐不住了，上疏弹劾卢受通夷！此后的数年间，言官们会经常性的想起此事，请求处罚“里通外国”的卢掌印！在天启登基后，还先后有南京浙江道御史傅宗皋、江西道试御史王业浩弹劾卢受通夷辱国，而这一次，神宗最为信任的太监，却再也坚持不下去了！ 如果一个间谍被捕，供词里牵连了近年来坊间所有“通夷”传闻的高官，是不是显得有点诡异呢？ 卢受，名下商人替努尔哈赤投书；杨镐、李如桢，自从萨尔浒之败后，说怪话的就没断过；而贺世贤，沈阳城破的时候，贺世贤到底是战死沙场，还是叛国投敌，也是闹得沸沸扬扬！ 怎么看，刘于简都有胡乱攀咬的嫌疑，对质与否已经不重要，卢受已经被发配去了凤阳！紧接着，由王安执掌司礼监的旨意就下达了，王安却玩了一出“疏辞”。明代的官僚制度中有着一系列的惯例，凡是被任命为高官显位的，都要来一番推辞，彰显自己不贪图官位，只不过一般是士大夫才玩的套路，这一次王太监也学了起来！ “初监奉有掌司礼监印之旨也，原拟疏辞，再奉温旨即出（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49页）” 王安不但没接受任命，还带人跑去西山游玩了一圈。 五月十二日，兵科给事中霍维华上疏弹劾王安，“司礼之任责成既重，关系匪轻，卢受以奄奄暮景，彰彰罪案……而长安道路之口，皆以为王安，迫欲得之，以为大作威福之地……近又闻其告病调理，偃仰私寓矣，是果能居高持满引嫌自避乎，抑垂涎欲炙，示以必得乎。不然以两宫嘉礼之日，而王安栖迟外邸。又传闻其眺西山，一时啧啧之口，虽未敢尽凭……如王安毕竟可持可任，亦乞严旨切责，以后宜小心勤慎，勿復如今日之举动乖张……为王安计，王安之善自为计而已。（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册，卷二十，第282页上栏）” 霍维华的这份弹劾，历来被视为王安之败的开端，那么霍维华到底弹劾了王安什么罪状呢？ “长安道路之口，皆以为王安迫欲得之（司礼掌印），以为大作威福之地” “两宫嘉礼之日，而王安栖迟外邸” “传闻其眺西山一时啧啧之口，虽未敢尽凭，而亦有不可代为之解者矣” 就这么一份言之无物的弹劾，让王安从司礼监掌印太监变为一无所有，即便上客氏的怂恿，这也不合逻辑！王安前脚还恩宠有加赐掌印，后脚就扫地出门滚回家，怎么看都应该有更为深入的原因，而不是霍维华的几句弹劾。 卢受和王安的先后倒台，逻辑上应该是失“圣心”在前，弹劾只是借口，哪怕这个借口很滑稽，但背后有人推波助澜，从而加剧了皇帝的不信任，才导致彻底出局！ 本着受益最大，嫌疑最大的原则，卢受事件的幕后推手很可能是王安；王安事件的幕后推手很可能是王体乾，当然这只限于猜测！ 王体乾，刘若愚在《酌中志》中评论为“（王安）视王体乾为道义友，卒攘其位而毙其命（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50页）”，如果再仔细分析王体乾在泰昌、天启年间的行为，绝对是政治站队的绝顶高手！ 泰昌元年八月，光宗计划册立朱由校为太子，王体乾重金贿赂了李选侍身边的亲信李进忠，被任命为东宫典玺局局郎，从而成为了朱由校太子宫的太监班底之一（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十五，第85页）。 随后光宗驾崩、移宫案爆发，九月初一朱由校虽然被顾命十三臣抬到了慈庆宫，但当天又再次回到乾清宫，参加朱常洛的入殓仪式。李选侍又一次将朱由校拦阻于暖阁之中，大臣们在前宫门等候，王体乾等人再三请求之下，朱由校才被放了出来！ 移宫案中，华丽转身站在李选侍对面的王体乾，九月初七就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掌御马监印，同时负责给熹宗办膳。清洗掉身上李选侍的标签，能够被王安视为道友，并在移宫案后获重用，移宫案王体乾出力应该不少！ 天启元年五月，王安与王体乾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王体乾投向了魏忠贤与客氏，并成功登上司礼监掌印之位。 “同党”王体乾的叛变，以及魏忠贤与客氏的煽风点火，这才是王安败亡的根源，但我们还是不知道什么事件，让王安彻底失了圣心！ 盗宝案翻 内阁首辅叶向高曾有一段关于王安的评述，“王安者，颇读书，知好名义。光皇初出阁，安为伴读，日侍左右，诸事赖其调护，诸讲官皆重之。光皇居东宫二十余年，处危疑之地，口杌不安，惟安悉心拥翼，有失必归正。光皇亦推心委信。登极不浃月，悉行诸善政，安殊有力。今上初立，亦恃安而强。然不学无术，悻直自遂，以上冲龄可以行其意，欲一旦尽划宫中积弊，发诸奸利与盗内藏诸不法事，下之法司。其夤缘赐玉者，悉夺之，诸大不堪，共措之上。上英明欲自操断，憎安刚劘严切，绳束举动不自由，属安求退，遂黜充南海子净军，而尽用安所排挤者管机事，从狱中赦刘朝，使掌南海，讥察之，安遂缢死，暴其尸。（叶向高：《蓬编》，《中国野史集成续编》，四川：巴蜀书社，2000年影印本，第20册，卷十一，第669页下栏）” 叶向高将王安失宠的原因归结为，王安以为熹宗年幼可以自行其事，借移宫盗宝案的“改革”过于猛烈，引发“被革命者”的联合反扑，熹宗想亲自处理此事，讨厌王安的强烈反对，无法自由行动，于是才有了属安求退、黜充南海子净军，以及王安被杀等等。 如果没有叶向高的这段记载，我们就会落入诸多史料的一个逻辑怪圈，客氏两句谗言就让熹宗“属安求退、黜充净军、赦刘朝掌南海、缢杀王安”，而要让这个过程成立，必须要王安在熹宗心中无足轻重，可要证明这一点，最为重要的证据却又是这件事！ 而叶向高的记载，则表明了告御状在先、熹宗同意王安“求退”在后，王安最终败亡的原因在于移宫盗宝案！ 那么王安失势的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明史》、《酌中志》等史料，以霍维华弹劾，客、魏进言为主；《蓬编》的田诏等人的“鸣冤”于上，与《熹宗实录》、《三朝要典》等在细节上相呼应。两种说法那个更真实呢？笔者认为，两者说法并不冲突，而是互相做了补充，一个是外廷的表象，一个是内廷的内因！ 让我们尝试勾勒一个更符合逻辑的事件轮廓。 泰昌元年九月的移宫盗宝案，田诏、刘朝、刘忠、陈应科等高级太监先后被打入狱中等死，其“党羽”一直在找机会解救，可惜这件案子是皇帝指示、王安亲自督办的，根本就没有翻案的可能。直到刘保事件爆发，卢受因人言去职，司礼监掌印自然而然就给了王安。兴许是卢受通夷的罪名过于诡异，王安为了避嫌，也许单纯是士大夫情结作祟，于是王安疏辞后领小弟去游览西山。 王安的出游，让其在宫中掌控力降到了最低，一直在准备告御状的李鸣盛等人，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李鸣盛是田诏名下，宫内也应该有一定地位，能够有机会面见熹宗；或者是借助魏忠贤、王体乾等人，毕竟刘朝、刘忠等人当年在朱常洛的太子宫也有一定地位，能够找门路将状纸送达御前。 这件案子引起了熹宗的注意，并不是因为田诏等人的“冤屈”，而是王安的“欺君罔上”！在此事发生之后，一方面消息传向西山，王安紧急返回京补救；一方面消息也传遍了内廷，小内侍陆尽臣听说了此事，转而告诉了自己的姐夫霍维华，毕竟陆尽臣天启元年刚选入宫中，能得知的消息并不多，于是霍维华就写了那份言之无物的弹劾！（当然也可能是客、魏与霍维华勾结，指使霍维华弹劾） 与此同时，王体乾发现自己的机会来了，王安处于极大的危机之中，只要王安倒台，司礼监掌印将是他的囊中之物，于是王体乾将目光瞄向了魏忠贤和客氏。王体乾到底用了什么方法说服了客、魏，双方达成了什么协议，甚至双方是否此前就有勾结，我们无从得知！ 王安回京后，自然是想尽办法阻拦熹宗追查此事，此时客氏建议熹宗接受王安的辞职，从而可以不受阻拦的彻查此事，于是朱由校命王安居家闲住，王体乾得以升任司礼监掌印。 天启元年五月中下旬，王安被勒令居家闲住，盗宝案启动重新调查！ 王安之死 五月中旬，王安被勒令回家，七月初，事情终于有了新的进展！ 七月初六，明熹宗派文书官左辅政到内阁传谕：“朕览刑部会审招稿内，有田诏、刘朝、刘忠、陈应科一招，详览赃证明白，拟辟极当。又见田诏等名下李文盛（熹宗实录为李鸣盛）等，具本鸣冤，但念田诏侍奉皇祖多年，曾有微劳，刘朝等侍奉皇考亦有勤劳，典朕请发恭慎，都饶死，着送司礼监奏请定夺。卿等拟谕来看，钦此。（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二，第156页）” 内阁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何宗彦、朱国祚题：“臣等当即拟谕。但此一事，屡经法司问拟，具有成案，今皇上念其微劳，欲从宽议，如天好生之心，臣等敢不将顺？但皇上欲宽者恩，法司所定议者法，且李文盛原本未经发下，即法司无凭质辩，难以平反。至于特谕径下法司，向无此例，恐于政体有碍。臣等踌躇再三，未敢擅拟。伏候圣裁。谨具奏闻。（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二，第157页）” 简单的说，朱由校的意思就是田诏他们的案子，刑部做的不错，但是李文盛跑我这儿来喊冤了，考虑田诏他们有些功劳，就饶他们一死，把他们交给司礼监处理！而刘一燝等人的回复，则是田诏的罪责已经过法司审理，您自己也说刑部做的挺好，而且李文盛的鸣冤资料也没发下来，皇上您这样直接干预法司工作，怕是不大合规矩啊！ 那就把李文盛原本拿出来看看吧！这里史料记载就有了一点偏差，《熹宗实录》记载为“上久之复以二本发票，一燝等复言热审在即（《明熹宗实录》卷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591页）”；《三朝要典》则记载为“上即发田诏、刘朝等二本（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卷二十，《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册，第283页上栏）”。久与即所代表的含义，可以说天壤之别！ 七月初七，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何宗彦、朱国祚谨题：“适蒙发下内犯田诏、刘朝等二本。臣等看得，此事法司屡经问拟，奉有明旨，左圣谕亦谓脏证明白，拟辟极当。今据本犯奏辩，事款多端。热审在即，果如所奏，法司自当从公分豁，若先下此本，转滋多事。臣等未便拟票，仍将原本封进。伏惟圣明裁夺。谨具奏闻。（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二，第157页）” 起居注记录了刘一燝第二次题本的日期是七月初七，也就是说第二天内阁不仅看完了两本，还回了熹宗一本，那么“原本”最迟是第二天下发的，甚至可能是当天就下发了，根本就没有久久拿不出的概念！ 即便朱由校下发了田诏、刘朝二本，刘一燝还是动用了极为罕见的“封还执奏”！核心理由就是内阁觉得本案已经查的很清楚了，即便有冤屈在热审里纠正即可，皇上您别干预法司办案！ 明熹宗则批示为“着仍遵前谕，送司礼监奏夺。” 两天之后，七月初九刑部尚书黄克缵，上言：“臣部于田诏等狱，因赃物在内廷，干证多女官不得质审，于心不安。当日具诏后，再照云，田诏等所犯，除宝物外，金银不下六万两，必非数珰之力所能负之而迁，计扛抬诸役，一一可质问也。且内府历年财物，一勘可明，尚应查失去之数，较原藏多寡若何。事干禁地，今只凭觅追赃物，以定罪案，观此，则当时诏狱，固已心疑其未确矣，今当热审，梳理冤滞之时，何敢具疏激聒。使皇上之恩泽，垂滞而不流乎，然欲即解司礼监，又恐天下谓臣等，但尊皇上之命，而不守祖宗之法，臣且无词置对。明日即当热审，合无敕下三法司，会同审明，果四犯赃有未确，不妨明白奏请开释。以明圣主之无成心，法官之有定夺，而于刑赏忠厚之治，益有光矣。（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册，卷二十，第283页下栏）” 黄尚书的奏疏写的很技巧，上来就表明田诏等人的案子，有着巨大的问题，有些事法司没法着手办，后面则顺应内阁的意见要求由法司主导。先戳穿了内阁的“铁证如山”的幌子，又赞同内阁由法司审理的建议。黄克缵在泰昌元年十二月就曾对盗宝案的判罚提出疑问（《明熹宗实录》卷四，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193页），自己又是“东林反对党”的领军人物，这一次自然也不想替内阁刘一燝（东林党）挡枪！ 刑部尚书列举的案件疑点分别为： 1. 赃物全在内廷，刑部并未收到； 2. 证人都是内廷的女官，刑部并没有审问； 3. 田诏等人口供，除了盗取的宝物之外，还有金银不少于六万两，根本不是几个太监可以搬运的，相关力工应该挨个进行问询，刑部并没有审问； 4. 内府的账目记录可以分别查明，需要将赃物与记录相比较，刑部也还没有做； 在收到刑部揭帖当天，明熹宗下令“田诏等侍奉皇祖、考多年，曾有微劳，具本鸣冤，会审明白。着降做奉御，外私家闲住。（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册，卷二十，第284页上栏）”，至此田诏等人得以“洗脱罪名”，此后田诏还上疏谢恩，阐述自己如何被屈打成招、捏造罪状的，此处就不细说了！ 依照《熹宗实录》的记载，熹宗不顾内阁和法司的反对，坚持赦免田诏等人，仅仅是因为田诏有点苦劳；而如果结合《蓬编》的细节，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截至七月初，熹宗主导的盗宝案审查有了初步结果，所以熹宗才不顾内阁和刑部的反对，赦免田诏等人并将王安发配南海子！田诏等人被释放，就意味着盗宝案彻底被推翻，主持“移宫盗宝案”的王安存在巨大“问题”！ 七月十二日，明熹宗下令：“外私家闲住司礼监太监王安，降做净军，发去南海子，看守墙铺。（顾秉谦等：《三朝要典》，《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史部，第56册，卷二十，第284页下栏）”； “（七月）辛亥 命降司礼太监王安为净军，发南海子，复禁私通往来（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繁体竖排版，卷八十四，第5192页）” 至此，被勒令在家待了俩月的秉笔太监王安，被一撸到底，成了南海子一名净军，甚至还让看守、厂卫负责监视，隔绝与外界联系！ 接下来的事情就比较悲惨了，魏忠贤以被释出狱的刘朝替代宋晋为南海子提督。到任之后，刘朝命令隔绝王安的饮食，王安就刨篱笆间的箩卜藏在袖子里，晚上躲起来偷偷的吃。在这样坚持了几天之后，刘朝眼见王安仍未饿死，于是授意手下将王安缢死。 虽然王安惨死的过程被诸多史料所记载，不过有些细节值得我们推敲！ “天启元年五月，帝命安掌司礼监，安以故事辞。客氏劝帝从其请，与忠贤谋杀之。忠贤犹豫未忍，客氏曰：“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耶？”忠贤意乃决，嗾给事中霍维华论安，降充南海子净军，而以刘朝为南海子提督，使杀安（《明史》卷305《王安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字本，第5232页）”。 在《明史.王安传》的叙述里，从霍维华弹劾到王安被杀，给人营造了一个魏忠贤决定动手，到王安被杀是个很快的过程！ “安既谪充南海子净军，旋中使传旨勒死，而诏等释矣。（《明熹宗实录》卷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591页）” 在《熹宗实录》的记载里，从王安被贬到传旨勒死用了一个“旋”字，同样产生了王安很快被杀的效果！ 那么王安何时被处死呢？答案是天启元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被贬为净军后约两个半月！ “九月己亥朔， 壬戌，故司礼太监王安卒，王体乾唆客氏、忠贤，遂降南苑净军，以刘朝提督，绝其食饮而缢杀之（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繁体竖排版，卷八十四，第5195页）”。 “至翌日，闻监果死矣，时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卷九，第50页）” 顾大韶在《炳烛斋稿.王安传》提出王安死于天启元年六月，这个时间点王安还处于“居家闲住”状态，还没被降为净军，所以不大可能，基本上可以认定王安死于天启元年九月二十四日。 由此可知，从霍维华弹劾开始，到王安被处死，历时四个多月，并不是一个奸臣进两句谗言，昏君就被蒙蔽，做出忠臣已死既成事实的童话故事。 项庄舞剑 外廷至交好友诸多、内廷门生故就成群的王安，就这样轻描淡写的被人“碾死”，难道王安对于伸过来的套索无动于衷？别忘了王安下棋永不服输的做派，王安会那么轻易放弃？很遗憾各路史料里根本没有说明王安的自救行为，一个客氏怂恿魏忠贤杀王安时，说了一句“外边或有人救他，圣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终吃他亏”，似乎表明有人在解救王安！而那道禁止王安与外界联系的圣旨，同样表明王安与外界联系令客、魏害怕，可王安到底做了些什么，没有只言片语留下！ 那么从弹劾至处死王安的四个半月间，发生了什么令客、魏害怕的事吗？还真有那么一件——请客氏出宫！ 需要特别强调一下，从未有人将这件事与王安联系在一起，更多的认为东林党洞烛了客魏之奸，发起了对客魏的第一轮弹劾。 “天启元年诏赐客氏香火田，叙忠贤治皇祖陵功。御史王心一谏，不听。及帝大婚，御史毕佐周、刘兰请遣客氏出外，大学士刘一燝亦言之。帝恋恋不忍舍，曰：‘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祖大葬议之。’忠贤颛客氏，逐魏朝。又忌王安持正，谋杀之，尽斥安名下诸阉。（《明史》卷305《魏忠贤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简体字本，第5232页）” 依照《明史.魏忠贤传》的表述，请客氏出宫在先，客魏动手谋害王安在后！如果我们再去深挖一下请客氏出宫的记载，我们不得不对大明帝国的朝中政要，如此关心客奶妈的去留产生一丝疑问！ 五月29日，熹宗大婚一个月后，司礼监文书官赵恩捧了一道圣谕到内阁。 “谕内阁，朕大婚礼成。今有奉圣夫人客氏，扶侍朕躬，勤苦有年，褒赐宜加。卿等可传示该部，从优厚例查来看。特谕。钦此。（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第135页）”。 大学士刘一燝、韩爌自然不敢怠慢，将此圣谕传示给了礼部。礼部很快就以没有这样的惯例，把这道旨意给退了回来。
六月9日，大学士刘一燝、韩爌联合新到阁的何宗彦、朱国祚一道上了题本，礼部查了表示没有旧例参照，皇上您还是坚持要赏。内阁认为这事也不大好办，就票拟了两个说法供皇上裁决！（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一，第140页） 很显然，内阁的票拟并没有让熹宗满意，于是熹宗无视了礼部的纠缠，也无视了内阁的建议，给客氏的父亲客太平荫了锦衣卫正千户的职位，牌子（宦官的一种职位）张增寿也给一个锦衣卫百户。 “以大婚礼成，推恩奉圣夫人客氏，官其父客太平锦衣卫正千户，授内牌子张增寿兄文奎锦衣卫百户。先是，奉旨下部，从优查例。礼部以无例覆。亡何竟从中降。（《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549页）”——注：《熹宗实录》中，该条记录于六月三日，早于内阁给出两票拟方案。 六月二十四日，山西道御史毕佐周上疏： “抑臣因中宫而兼为奉圣夫人客氏虑：皇上不忘客氏之功，荣以夫人之号，并荣其父以锦衣卫千户之职，其徼恩隆重，国家二百年来未有之创典。说者以此窥陛下之优礼客氏，并疑客氏之长恋宫禁。今中宫立矣，且三宫并立矣。于以奠坤闱而调圣躬，自有贤淑在，客氏欲不乞告，将置身何地乎? 皇上试诘问诸廷臣：皇祖册立孝端皇后之后，有保姆在侧否？法祖揆今，皇上宜断然决矣。（《明熹宗实录》卷十一，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本，第0576页）” 对此，熹宗给出的旨意是：“奉圣夫人封荫，累朝旧制，何云创典？” 乍看毕御史的奏疏与《明史》叙述相符，以熹宗厚待客氏为引子，提出三宫并立后（皇后张嫣、王良妃，段纯妃），客氏不该继续待在宫中。 可仔细品读之后，你会发现这句，“皇上试诘问诸廷臣：皇祖册立孝端皇后之后，有保姆在侧否？”，充分说明在毕御史上疏之前，熹宗曾与“诸廷臣”就客氏是否出宫，发生过讨论，一个诘问表明对话还挺激烈！而且矛盾的焦点已经不在客太平的锦衣卫千户，而在于客氏是否应该出宫！这个诸廷臣又是谁呢？答案很可能是九卿！ 六月二十五日，内阁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何宗彦、朱国祚一道上了题本： “昨日发下御史毕佐周本，中言奉圣夫人出就私居一节，大要谓恩礼既隆，典章有定。其言良是。第以封荫为未有创典，则似未悉累朝旧制，故臣等拟票及之而报闻所奏，明俟圣裁。今日又蒙发六科、十三道公疏。先是九卿、科道诸臣，数数言及，臣等应以皇上勳尊典制，传谕有时。乃加礼两月已逾，圣谕尚未传发，以致诸臣单疏、公疏相继陈奏。此在圣明自能鉴纳，但诸疏不便经批。除臣等仍拟报闻侯旨外，乞皇上另传一谕，明示移居定期……（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一，第149页）”。 从内阁大学士的题本来看，内阁也认为给客氏封荫是“累朝旧制”，但还是引发了九卿、科道的大规模反对，还有六科给事中、十三道御史联名的公疏。大学士刘一燝等人也认为让客氏“奉身而退，荣封世荫，赐第锦归”荣归故里。 六月二十六日，文书官范吉祥捧圣谕到内阁，宣读了圣谕，“朕览奉圣夫人客氏面奏，屡恳出去，是朕慰留。尔有何权贿？勿生猜疑。尔侍朕勤苦，抚劳有年，且累代皇祖俱有圣母保护，今朕尚在冲龄，之宫年幼，特赖调护。既而恳辞，待皇考妣梓宫发引，神主回京奉安毕，择日出去。卿等传示各衙门，不得纷纭渎扰。特谕！钦此！（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一，第150页）”。 既然皇帝做了退让，给出了大体日期，那就等着光宗安葬完毕吧！没过几天的七月初，熹宗又仍出来一份赏赐，让礼部查旧例从优封赏，而赏赐的对象是客氏的儿子。礼部再一次表示查无旧例，穆庙和神庙都封荫的奶妈之夫，客氏老公侯二已死，建议熹宗赐财物。熹宗再次无视了礼部，直接加封客氏儿子为锦衣卫指挥佥事。 八月中旬，在客氏的申请之下，熹宗下令给客氏选块坟地！（此赏赐有惯例） 九月初，明光宗被安葬在了庆陵，皇家葬礼一番繁琐的流程走完，内阁大学士刘一燝等人就开始催促，请尊前旨让客氏出宫，不得已熹宗才让客氏出宫（沈志华编：《文白对照全译明通鉴》，北京：改革出版社，1994年，卷七十七，第2478页左侧）。 对于客氏具体的出宫时间，《明史》、《熹宗实录》等史料并没有记录，幸好在《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中我们找到了客氏准确的出宫时间： 二十七日乙丑，大学士刘一燝、韩爌、何宗彦、朱国祚、沈㴶谨题：“适文书官王成德恭捧圣谕到阁：‘谕内阁：朕前有谕，著择到九月二十六日午时吉，奉圣夫人客氏出去。朕思客氏，朝夕勤侍朕躬，未离左右。自出宫去讫，午膳至晚，通未进用。暮夜至晓，忆泣痛心不止……’（南炳文校正：《校正泰昌天启起居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册，卷十四，第178页）”。 至此，我们根据各方史料总结的时间线是： 1. 天启大婚是天启元年4月27日； 2. 霍维华弹劾王安是5月12日； 3. 熹宗荫赏客氏之父5月29日； 4. 毕佐周请客氏出宫是6月24日（上疏前“诸廷臣”就已请客氏出宫）； 5. 王安被贬南海子是7月12日； 6. 王安之死是9月24日； 7. 客氏出宫是9月26日午时； 8. 熹宗宣布召客氏回宫9月27日…… 客氏出宫事件与王安被害是基本同步的，随着外廷针对客氏的动作的加剧，针对王安的处罚也在加剧。在王安被勒令居家闲住之后，从反对封荫客太平的行为，逐步演化为了让客氏离开熹宗。随着客氏初步确定离宫时间，王安被彻底贬为净军，等到外廷逼迫客氏出宫的前夕，王安被一道中旨缢杀！ 此时，我们在回头看看《酌中志》中，客氏口中所说的“外边或有人救他，圣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终吃他亏。”，大家有何感想？ 很遗憾，无论是王安借助外廷发起，或者从中推波助澜让客氏远离御前，从而拆散客、魏组合，笔者找不到任何史料记载能够支撑，凭据只有几个相当有限的想法： 1. 王安与刘一燝等朝中大佬关系密切，而王安的智囊汪文言并没有被捕，在王安被勒令居家闲住期间，汪文言有时间、有途径，也有能力寻求外廷帮助，王安绝不会坐以待毙！ 2. 客氏出宫事件中，无视内阁、礼部的中旨，才是外廷官员的第一大敌，天启年间中旨一直是外廷抗争的焦点。明朝有厚待奶妈及奶妈夫婿的传统，给客氏父亲一个锦衣卫千户相比于中旨，还不至于引起九卿、科道的全体反对。熹宗超规格滥赏最多排在第二位，要求客氏出宫只能算是治标。 3. 客氏出宫事件与王安倒台事件是同步的。王安应该清楚的知道，魏忠贤、王体乾，再加上客氏，自己在内廷中的残存势力，根本没有任何接近熹宗可能。想要去说服朱由校挽回圣心，“客魏王三人组”正等着王安的亲信冒出来送死，那么王安就只能依靠外廷盟友了，而外廷正是客魏王力所不能及的地方！ 4. 以客魏的关系，只要客氏不离御前，魏忠贤基本可以安稳无忧。王安失势的时间点，恰逢荫赏客氏引起纷争，以此为契机让客氏远离御前，但凡有点政治斗争觉悟，都不会浪费这样的好机会。 其实我们退一万步来考量这件事，也许以刘一燝为首的外廷，单纯只是担心客氏对熹宗的不良影响，与王安没有任何关系，但客魏王三人组会这么认为吗？换个角度来说，刘一燝等人坚持客氏出宫的行为，很难不让客魏王联想为王安的反击，在熹宗同意让客氏二十六日出宫之时，王安就成了必死之局！ 项庄有心也好，无意也罢，只要跳起了剑舞，沛公都会觉得自己咽喉发凉？ 饱读诗书的王安，对于张柬之的应该并不陌生，但王安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宦海生涯，比起神龙政变的张柬之更为跌宕起伏，司礼监掌印之位只是在眼前晃了一下，随之而来的就是人死名灭！在西李志得意满准备掌控朱由校时，被王安等人釜底抽薪踢出了局；在王安志得意满准备掌控内廷时，被魏忠贤等人暗渡陈仓要了命，政治斗争就是这样喜欢开玩笑！ 成也移宫，败也移宫！ 来源：之乎专栏 – 心吾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016460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136680 https://zhuanlan.zhihu.com/p/65269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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