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钏、金莺、傅秋芳、傅试

前一章我们讨论过三十三回中宝玉挨打的含义，指皇太极称帝改国号后，大明的国运被压制，北方优势尽失。

第三十四回中，黛玉悲伤，自然是崇祯该有的感受。而宝钗因宝玉挨打和薛蟠发生口角，则应该是指，多尔衮寻回蒙古的传国玉玺，才最终促成皇太极称帝。这个功绩，为后来的多尔衮有资格争夺皇位埋下伏笔（黄白之争）。此处不多展开，留至薛蟠篇再讨论。

至第三十五回，作者明写了两个人物，白玉钏和黄金莺。暗写了两个人物：傅秋芳和傅试。

【一】玉钏

玉钏，作为金钏的妹妹，在金钏死后，王夫人把金钏的月钱给了玉钏，相当于叫玉钏接替了金钏的位置。

参考金钏的影射原型：后金政权。很明显玉钏的影射原型，是指向取代后金的新生政权 - 大清。所以书中在金钏被赶之前，完全没有提到玉钏，表明二者不会并存。

金钏、玉钏两姐妹都姓白，从五行上看，白色属金。说明这姐妹两人都是金朝后人。

金钏，的“钏”本身就有金簪之意，与宝钗互映。所以，玉钏中的“钏”，仍旧指向宝钗，只不过是改国号后的皇太极。而“玉”字有两层含义：一是表明其身份为政权或皇权；二是显示这个新生的政权有着明显的汉化倾向，因为华夏尚玉，蛮夷尚金。

历史上，皇太极积极推进女真族汉化。我们前文介绍过，皇太极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年号为崇德。这个举动本身就是为了迎合汉民族的文化和历史情感。

皇太极继位之后，他面临的形势与努尔哈赤比起来，已经不再那么凶险和不可预料。经过努尔哈赤30多年的征战，大金旗帜已经统领数十年，在不断胜利壮大的局势下，女真各部已经认同了努尔哈赤，认同了“金”国这个符号代表的意义。皇太极面临的是一个需要打破平衡的局势，成为天下共主的形势。区区一个大部落的汗王尊位与中原皇帝比起来，还是差了一截。为了推翻明朝，统一天下成为天下共主，需要新的国号来作为精神引领、作为战略目标。因此，大清国号应运而生。同时，皇太极不仅将国号改为“清”，还改女真为满洲，努尔哈赤尊崇的完颜金国，皇太极也将其淡化。因为在历史上，靖康之耻是所有汉人难以忘掉的伤痛，继续推行金国之号，不利于笼络人心，也不利于汉化政策的推行，更不利于未来的统治。

所以，“大清”这个新兴的政权，虽然是脱胎与后金，却积极的吸纳来自汉文化的改革政策。这一点，红楼的作者用“白玉钏”这个名字来暗示；同时，用“玉钏尝羹”来影射皇太极“尝试变更”努尔哈赤之前的对汉政策。

【注：这里需要详细介绍一下，皇太极吸纳儒家文化，推行改革方针的一系列举措。因为，这为清朝后续一统中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皇太极即位伊始，便对努尔哈赤晚年苛待汉人的政策进行了大胆纠正。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皇太极发布安抚汉人的命令，使“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缓和了所辖地区的满汉矛盾。此后，他在积极进行军事扩张的同时，对于内政的汉化改革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经济建设上，皇太极颁布了牧猎与农业“双轨发展”的政策，并对发展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多次颁布保护和发展农业的政令，强调“工筑之兴”不应“有妨农务”，要求军民“专勤南亩，以重本务”，“务农积贮，为足食之本”。下令禁止宰杀耕牛，提出“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的治国方针。由此可见，皇太极对农耕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有了比较深层次的认识。

在政治方面，皇太极本着“仿效明制”和文武并重的原则，对后金带有明显氏族痕迹的政治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后金政治制度更加适应大一统王朝发展的需要。

努尔哈赤时期的后金政权政治体制结构比较简单，主要以兵民合一、文武不分的八旗制为主体，各部门要职全部操纵于满族贵族之手。皇太极即位后，接受汉员宁完我等关于“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的建议，果断地厘定官制，设立六部，设置谏臣言官，把文馆改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三院的职掌，不仅比以前的文馆扩大了职权范围，粗具日后内阁的规模，而且还包括了以后设立的翰林院、詹事府等机构的职能，便利了皇权集中。之后，皇太极对官民服制、官员祭丧之制，乃至官场言语书词等，都本着效仿中原王朝“明尊卑，辨等威”的原则进行了改革和规范。

与努尔哈赤时期相比，皇太极招纳笼络的汉官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其身份档次也大有提升，尤其注重对明朝中高级官员将领的招降和接纳。崇德三年（1638年），驻守石城岛的明副将沈志祥降清，一同降者达2500人，其中包括游击以上的官员35人。在收降的明朝官员中，以洪承畴为官位最高者。其余中高级降官还有：总兵祖大寿，副将尚可喜、张存仁、孟乔芳、沈志祥、祖可法，参将孔有德、耿仲明、马光远等。皇太极基于攻灭明朝、夺取全国政权的战略思考，深悉笼络汉族高官的重要性，不惜纡尊降贵，亲临抚慰，用心可谓良苦。

在对汉员的使用上，皇太极更为大胆。努尔哈赤在位时投奔后金的范文程、鲍承先、宁完我、石廷柱、马光远等人，大多是在皇太极时期才得到重用。他们对许多军国大事提出过重要的意见，受到皇太极的“嘉纳”。崇德四年六月，皇太极分汉军为四旗，任用了一大批汉员。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在崇德元年连续授予三位汉员以王爵，其中，授孔有德恭顺王、耿仲明怀顺王、尚可喜智顺王，开有清一代封汉员王爵之先河。他对俘获的明朝大员洪承畴以礼相待，耐心劝降，成为历史上帝王善于招贤纳士的一段佳话。皇太极对汉员的拔擢、重用，与努尔哈赤对汉员的猜忌、抑制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除了招纳明朝降官外，皇太极还仿效中原王朝科举取士的办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天聪三年（1629）八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下达了一道在清朝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谕令：

“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于生员中考取其文艺明通者优奖之，以昭作人之典。诸贝勒府以下，及满汉蒙古家，所有生员，俱令考试。”

并且于当年九月举行了大约有300名汉人生员参加的考试，并录用了其中的200名。参加应试的生员绝大多数为努尔哈赤晚年镇压明朝生员通明叛变事件中的幸存者。通过考试，不仅把这些人从“包衣”、“奴者”的行列中擢拔出来，改变了他们的奴隶身份，而且为清朝实行科举制度树立了范例。天聪八年（1634）三月，后金再次举行汉人生员考试，录取228人。一个月后，经礼部考试，齐国儒、朱灿然、罗锦绣、梁正大、雷兴、马国柱、金柱、王来用等人以“通晓汉书”被授予举人资格。他们是后金政权自己造就的第一批汉族士人，成为皇太极推行“文治”的骨干力量。皇太极的努力，让清朝在关外就拥有了一个明式朝廷。

在文化政策上，尊儒祭孔。在改元之后，以皇太极为首的满族统治阶层，不仅对儒家文化有了更深层次的重视，更将自己“自动”纳入进了中原的文化体系，为后续稳固大一统的统治，做出了十足的背书。

清朝当局始建孔庙是崇德元年（1636），建于盛京（今沈阳）。庙成后，皇太极遣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程致祭至圣先师孔子，以复圣颜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亚圣孟子配享。此次祀典，从对孔子的尊奉、配享的安排、祭祀日期的确定，到典礼的仪程，都循守中原王朝的旧制。这次祭祀对于清朝来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因为这一举动不仅是满族贵族吸收汉文化的必然结果，也是他们从政治到思想认同孔孟儒家思想、把自己纳入中原文化体系的重要标志。

皇太极不仅积极推崇孔子，而且还强调满族贵族子弟要读书明理，明确规定他们的子弟凡在八岁至十五岁之间者“俱令读书”。他看到，明朝官兵处困境而“犹以死守”，得益于“读书明道理为朝廷尽忠之故”，由此反思出己方在精神士气、思想文化上的不足，并以“读书明理”对部下相劝勉。皇太极提倡“读书”，主要是指学习反映中原文化成就的各种汉文书籍，既包括儒家经学、史学类书籍，也包括军事等实用性书籍，还有佛教经典，内容相当广泛。由于语言上的差别，他于天聪三年命达海带领笔帖式（满语，意为办理文书、文件的人）刚林、苏开等人翻译汉文书籍。所译书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等，其中，对儒学经典的翻译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儒学内部学派纷繁，著述驳杂，究竟应该作何对待？皇太极对汉籍认识有限，诸臣所上奏疏大多就事论事，“而无劝上勤学问者”。针对这种情况，一些汉员如沈文奎、宁完我等提出皇帝进学应主要学习以《四书》为核心的“帝王治平之道”，并建议建立侍讲制度，对皇太极做了倾向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引导。这一时期，满族统治者对于《四书》在孔学中的特殊意义并无深刻认识，侍讲制度也因条件不备而未建立。但是汉官们的建议，毕竟把清朝统治者推行尊崇儒学的文化政策又向前引导了一步。

不过皇太极的汉化是有选择性的。皇太极开展以“仿效明制”为基本内容的政治改革，并不意味着就完全放弃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而实行彻底的汉化。实际上，他是本着“有所为而有所不为”的原则进行改革的。他曾拒绝满臣达海、库尔缠等人提出的“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的意见，认为满族的服饰及民族语言、骑射传统绝对不能改变。此外，满族社会出现的封建化发展势必导致其内部的两极分化，使部分经济状况下降的满族人产生怨言，对汉化改革形成抵触情绪。这种情绪对皇太极吸收汉文化造成一定的政治压力，使他常常处于改革与守旧的矛盾之间，不能不对满族贵族中守旧势力的掣肘有所顾忌，有时还要做些让步。 

在皇太极去世后的第二年，即1644年，清朝入关，开启了定鼎中原之路。无论是摄政王多尔衮，还是亲政的顺治帝，都延续了皇太极吸收儒家文化，重用汉臣的施政方针，并提出了“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现在看来，关外起家的满族，之所以能够异军突起，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平蒙古、定中原，君临天下，与其有的放矢地接纳和吸取儒家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以上文字参考《皇太极对汉文化的吸收》一文，作者史革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回到红楼的故事。这一回中，写玉钏对宝玉的恼怒，是伏笔后文癸酉本中，玉钏最终在贾府败落的时候，因为金钏的缘故，选择背叛贾府。这个结局符合玉钏的影射。

【二】金莺

金莺是和玉钏同时出现在第三十五回中，宝玉挨打之后。这一回的回目是《白玉钏亲尝莲叶羹，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作者写完玉钏尝羹，中间夹写了一段有关傅秋芳的文字，接下来就是写金莺来给宝玉打络子。

先是宝玉想给大红汗巾子打上络子，问莺儿什么颜色合适，莺儿道：“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

这里“汗巾子”谐音“汉襟”，即汉服衣襟，代表汉族的衣冠礼制。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儒家对华夷秩序的理念，其中衣着是重要的衡量标准之一。中原汉族的服装是衣襟向右，“右衽”被称为中国习俗，“左衽”一般指中原以外少数民族的服饰。孔子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管仲不帮助齐桓公抵抗入侵，那么我们现在都是披发左衽了。”在古代，右衽成为中原汉族服饰最突出的特征，甚至成为一种象征。在尊王攘夷的儒家思想上，“左衽”甚至被认为是中华文明衰落的标志，许多古代被征服的诗人都会使用它。历史上，中原文明一直排斥左衽。

（后来的清朝“剃发易服”政策，会引起汉人如此大的反弹，就是这个原因。这是对汉人一种侮辱，因为死人才是“左衽”，或者落后的异族是“左衽”。满族则是把剃发易服作为一种归顺的标志。）

既然“汗巾子”，指“汉人衣襟”，即汉族的衣冠礼制。“大红汗巾子”，自然就是指大明的衣冠礼制。“络子”则既有控制之意，应该更多的也有笼络之意。

而莺儿选择的“黑色”和“青色”则指向满清：黑色在五行中属水，喻满清；青色音同“清”，还是指满清。

结合莺儿所说：“大红的须是黑络子才好看的，或是石青的才压的住颜色。”这里是用打络子的颜色，比喻明朝的衣冠礼制被大清改变和控制，同时大清还有借此笼络之意。

给汗巾子的络子还没打完，宝钗便进来了，提议给宝玉的玉也打上络子。

“宝钗坐了，因问莺儿“打什么呢？”一面问，一面向他手里去瞧，才打了半截。宝钗笑道：“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一句话提醒了宝玉，便拍手笑道：“倒是姐姐说得是，我就忘了。只是配个什么颜色才好？”宝钗道：“若用杂色断然使不得，大红又犯了色，黄的又不起眼，黑的又过暗。等我想个法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的拈上，打成络子，这才好看。”

此处宝钗是想用黑色和金色把玉络上。黑色如前所述，五行属水，指清；金是指后金。这两种颜色，也还是指向后金满清。宝玉的玉，是国玺，国家政权的象征物。

所以宝钗这个主意，是在影射皇太极的野心：夺取中原政权，笼络汉人民心。而从旁协助者即是莺儿。

结合我们前文分析的，宝玉被打是喻国运衰败。这一回，莺儿用打络子的颜色，比喻大清建立后，明朝衣冠制度即将被满清改变，大明政权即将被篡夺，用的办法却是拉拢笼络。

如果仅凭这一回，我们无法判断莺儿的影射身份。说到改变明朝的衣冠服制，那么可能是推动剃发易服的孙之獬。但是孙之獬是在满清入关后才降清并建议推行剃发易服。对大清夺取皇权没什么贡献，对笼络汉人民心更是起到相反的作用。而莺儿是从一开始就跟着薛家的，说明其并非降清的明臣，而是始终服务于清廷。所以莺儿应该不是孙之獬。

红楼中除了这里提到莺儿打络子的情节。还有几处描写提到莺儿。

莺儿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第八回比通灵金莺微露意。正是因为莺儿的一句话，才让宝玉识见了宝钗的那金锁，引出了那金玉良缘的序幕。莺儿的另一次出现，是在五十九回用新鲜的花和柳条编花篮，连黛玉都赞她手巧，编的花篮好看。

结合上面这两处，笔者猜测，莺儿的原型应该是后金、清初大臣宁完我。

宁完我在天命年间被后金俘获，最初为萨哈廉之包衣，后隶汉军正红旗。皇太极发现他通晓文史，便提拔他参与机务，他屡屡建言献策，为后金政权的巩固做出很大贡献。以敢言、精通文史、好酒嗜毒著称。

看宁完我在天聪五年至天聪七年对皇太极的上疏，可以说，宁完我是比较早就有帮助后金（清）一统中原的眼界和格局的。他所谏言的事情，不单单着眼于是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如何把后金这个落后的蛮夷部落，打造升级成可以与大明一争高下的帝国。

天聪五年（1631年），宁完我向皇太极建议设官制、辨服饰，特别强调“至于服制一节，是皇上陶熔满、汉之第一要务”，应及早确定官员服饰之制，使满洲、汉人各守尊卑，不致错乱。十二月，宁完我上疏：“自古以来国家设官定职，并非是帝王喜好铺张。实在是怕处理国事的时候乱了纲纪，故而设置六部分别进行管理；又害怕六部处事的时候发生偏私，所以设置六科进行监察；还要启发帝王的心智，所以设置馆臣；又怕底下的事情被蒙蔽，故而设置通政一职。这些事要同时办理，缺一不可。此外还要设置言官，纠正帝王官员的过失。这是此古以来帝王明目达聪的秘诀所在。就像明朝纲纪败坏，并不是因为最初的制度不合适，而是他们的君主是非不分啊。如今我们的‘笔帖式’，在明朝称之为‘书房’，朝廷怎么能仅设置书房呢？那里官员和读书人杂居而处，名分等级也没有规定下来。朝廷如果不设置通政一职，那么下情就会拥塞，那怎么能做到励精图治？如果制定了服制，区别满、汉官员。汉官不通满语，大多因此而受到满官的怠慢，导致他们的积极性受挫，这样怎么能招来远方的贤德之人呢？所以臣才主张设置朝廷官员的服色。”宁完我的上疏递进之后，皇太极认为非常正确，命朝廷将他建议的内容依次施行。

他的有关文化取士的建议，如论译书，谓：“自《金史》外，当兼译《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通鉴》诸籍。”论试士，谓：“我国贪惰之俗，牢不可破，不当祗以笔舌取人，试前宜刷陋习，试后宜察素行。且六部中，满、汉官吏及大凌河将备，当悉令入试，既可觇此等人才调，且令此等人皆自科目出，庶同贵此途不相冰炭也。”论六部治事，谓：“六部本循明制，汉承政皆墨守大明会典，宜参酌彼此，殚心竭思，就今日规模，别立会典。务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度，庶异日既得中原，不至于自扰。昔汉继秦而王，萧何任造律，叔孙通任制礼。彼犹是人也，前无所因，尚能造律制礼；今既有成法，乃不能通其变，则又何也？六部汉承政宜人置一通事，上亦宜以译者侍左右，俾时召对，毋使以不通满语自诿。”宁完我疏屡上，皇太极宗室采纳其议。

前文我们提到过皇太极积极推行汉化，为大清后来入主中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而这其中，有许多的建议和工作都是出自宁完我。宁完我的敢言，对应了莺儿是第一个提及金玉配之人（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宁完我建议皇太极“设官制、辨服饰”，对官民服制、官场言语书词等，在深度参考中原王朝“明尊卑，辨等威”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规范。

首当其冲的，是“国家服式之制”：1632年12月，皇太极下令确立“国家服式之制”，“以辨等威，定民志，朝野各有遵守”；1633年6月，皇太极再发更定朝服的命令，“特定入朝官服之制”，以“辨服色，正名分”，“以肃观瞻”。

红楼这里的金莺打络子，即是影射了宁完我的这部分功绩。

而后文莺儿用鲜花编花篮连黛玉都赞好看，则是指宁完我帮助大清，用汉文明的体制礼仪、用儒家文化来迎合汉族的官员和民心。比如提出皇帝进学应主要学习以《四书》为核心的“帝王治平之道”，并建议建立侍讲制度，对皇太极做了倾向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引导。

我们上面所介绍的皇太极一系列汉化改革，可以说多半出自宁完我之手。并且，前面刚刚分析过，玉钏本身即代表皇太极对大清政权积极推进汉化。这一回中玉钏和金莺一起来看宝玉，即是指莺儿是协助皇太极推进汉化之人- 宁完我。

不过宁完我虽然久预机务，遇事敢言，累进世职，很受皇太极倚重。但他喜欢喝酒，又爱赌博。在己巳之变时守永平期间就因为赌博而被礼部参政李伯龙及游击佟整弹劾，皇太极只是训诫了他，并予以原谅。到了天聪十年（1636年）二月，他又与大凌河降将甲喇章京刘士英赌博，为刘士英家奴举报，皇太极削其世职，尽夺所赐，仍令发配萨哈廉家为奴。同年改元崇德，以文馆为内三院，希福、范文程、鲍承先皆为大学士，宁完我以罪废，不得与。顺治元年（1644年），顺治帝定鼎燕京之后，再次起用宁完我为学士。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授内弘文院大学士，充《明史》总裁。是年及三年、六年，并充会试总裁。又命监修《太宗实录》，译《三国志》《洪武宝训》诸书，复授二等阿达哈哈番。

红楼书中第二十回，正月里学堂放寒假，贾环来到蘅芜院，碰到宝钗、香菱、莺儿三人赶围棋玩。贾环也参与进来一起玩。贾环输了想抵赖，莺儿急忙把钱拿在手里。宝钗见贾环急了，便瞅莺儿说道：“越大越没规矩，难道爷们还赖你？还不放下钱来呢！”这里写莺儿和贾环因赌钱而起争执，被宝钗呵斥。虽然是主笔写贾环，但是也从一个侧面暗示，莺儿的原型是好赌之人。

【三】傅秋芳 、 傅试

傅秋芳的故事是夹在玉钏尝羹和莺儿打络之间写出的。并且，傅秋芳并未出场，只是傅家的两个婆子来探访宝玉。

书中写傅秋芳是贾政的门生通判傅试之妹，年逾二十三，尚未许人。宝玉闻其才貌俱全，是个“琼闺秀玉”，所以傅家派女人来看望时，特要其进屋说话。

仅以此处的描写，很难判断傅秋芳的身份。癸酉本中傅秋芳也出现的不多。只在贾政考虑给宝玉的亲事时，傅家还想为傅秋芳说亲。

所以傅秋芳能找到的只有以下背景：哥哥是贾政的门生，傅秋芳本人才貌双全，不过年逾二十三还未许人，贾府彻底败落之前傅家还想和宝玉攀亲。

而傅秋芳的哥哥傅试，则是个暴发户，只想与豪门贵族结姻。

因为作者给出的描写和线索不多，傅试与傅秋芳的身份不容易确定。

首先是傅秋芳，名字中有“芳”字，与“香”意义相同，应该其原型也是有政权之人。而作者借宝玉之口夸奖傅秋芳是“琼闺秀玉，常闻人传说才貌俱全，虽自未亲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说明其原型与大明的关系亲近。“秋芳”年龄很大却尚未许配和她的名字的意思一样，指其在很长时间里都忠于明朝。（参考宝玉说：“女孩儿未出嫁，是颗无价之宝珠，出了嫁，不知怎么就变出许多的不好的毛病来，虽是颗珠子，却没有光彩宝色，是颗死珠了；再老了，更变的不是珠子，竟是鱼眼睛了。”）

综上笔者猜测，傅秋芳的原型是朝鲜的李氏王朝。

李氏朝鲜，可谓是大明王朝最为忠诚与坚定的支持者。即使经过“丙子胡乱”，以及之后签订的《三田渡盟约》，对于整个朝鲜王国带来的巨大伤害，无奈之下成为了清朝藩属国，但却依旧保持着对于大明王朝的忠诚。

在臣服与清朝后，朝鲜依旧保留了明朝时期的装束和服饰，以表达对于明朝的敬意和思念之情。与此同时，尽管在清朝的要求下，朝鲜要废除明朝的年号，但是朝鲜只在对清朝的公文中使用清朝年号，内部依然使用明朝崇祯的年号，并且一直持续用到了李氏朝鲜灭亡的时候。与此同时，朝鲜再被清朝征服后，一直寄希望于明朝能够卷土重来，甚至在南明抵抗清朝以及后来的“三藩之乱”中，朝鲜也都在积极筹划，希望为“反清复明”，迎请“大明正朔”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丁卯胡乱”与“丙子胡乱”所给予朝鲜的打击是致命的，再加上大清王朝日益稳固的统治根基，并非是弱小的李氏朝鲜所能撼动的。就这样逐渐的，李氏朝鲜接受了这样的现实，但是他们依然用自己的方式来感恩、怀念明朝，保有这对于明朝的那份“忠诚”，直至二十世纪初李氏朝鲜正式灭亡，这份忠诚才就此终结。

癸酉本中，傅家在贾家开始衰落的时候，还希望傅秋芳可以嫁给宝玉。就是指朝鲜李朝孝宗的北伐计划。

1645年十一月十四日，清朝册封李湨为朝鲜世子。送还质子，减少岁贡，本是清朝为缓和两国关系而为，但是经过1627年和1636年的两次战争，朝鲜对清朝产生了很深的民族仇恨。当时朝鲜君臣认为：“我朝三百年来，服事大明，其情其义，固不暇言。而神宗皇帝(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再造之恩自开辟以来，亦禾闻于载籍者。宣祖大王所谓义则君臣，恩犹父子，实是真诚痛切语也。”李朝孝宗则以光复大明天下为己任，倡议北伐。他对大臣说：“群臣皆欲予勿治兵，而予固不听者，天时人事，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故欲养精兵十万，爱恤如子，皆为敢死之卒，然后待其有衅，出其不意，直抵关外，则中原义士豪杰，岂无响应者!”对大臣“万一蹉跎，有覆亡之祸，则奈何”的担心，他说：“以大志举大事，岂可保其万全也。大义则明，则覆亡何愧，益有光举于天下万世也。且天意有在，子以为似无覆亡之虞也。”

为了北伐，孝宗首先采取措施，扩军备战。驻汉城的都城御营厅军由7000人增加到21000人。禁军由600名增加到1000名，全部改编为骑兵。御营厅增加了大炮攻坚部队，还计划将守卫汉城的训练都监军增加10000名，御营厅军增加20000名。

李朝君臣确信“胡人无百年之运”的儒家格言，将地震、彗星等自然灾害视为清朝灭亡的征兆，对南明政权、吴三桂和三藩分裂势力、台湾郑成功、准噶尔蒙古等反清势力寄予厚望，准备派使臣渡海联络，策划夹击清朝。

不过最终由于朝鲜财政困难，军备薄弱，北伐大计难以实施。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南明残存势力灭亡，影响中、朝、日关系的不确定因素消失，作为实际行动纲领的朝鲜北伐计划寿终正寝。(韩国姜万吉《韩国近代史》)。

【注：傅秋芳与前文龄官的影射对象稍有不同：

龄官的影射原型也是朝鲜人，但是特指那些在丙子胡乱中被掳掠到大清的朝鲜人。他们后期被编入清军（高丽佐领），参与了满清南下灭明，后代融入大清。比如乾隆帝的淑嘉皇贵妃，金佳氏，出身便是高丽佐领正黃旗包衣。所以后文贾府败落，龄官是参与打劫贾府的。

而傅秋芳的原型，则是指远在朝鲜的李氏王朝，这些人一直保持着对大明的忠诚，一直到20世纪初，朝鲜国王对于“大报坛”的祭祀才在延续了两百年之后最后停止，这在实质上已成为了朝鲜王室的“家法”。“朝鲜乃大明之朝鲜也”，朝鲜始终践行了这一承诺，一直到1909年，也就是“崇祯265年”，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日韩合并条约》，朝鲜亡国，朝鲜才在历书上最后结束了崇祯纪年。而在这之后三年，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隆裕太后以宣统帝的名义于2月12日颁下《退位诏书》，清朝正式灭亡。】

对比“琼闺秀玉”的傅秋芳，作者写傅试则是一副小人嘴脸。虽是贾政门生，却是暴发户，趋炎附势，想要攀附豪门贵族。

笔者猜想，这是红楼作者在称赞朝鲜政权的同时，联想到另一个对大明不那么忠诚的政权 - 安南黎朝，故特意写在一起作为对比。

傅试的身份是贾政门生，前文分析过贾政是影射大明的行政。那么贾政门生，意指安南是同朝鲜一样，受汉族儒家文化影响和辐射而建立的政权。

明清易代之际，朝鲜是李朝当政，越南是处在后黎朝时期。“李”与“黎”音相近，所以傅试傅秋芳同姓，都姓“傅”，表示朝鲜安南都曾为大明的附属国。

不同于朝鲜对大明所坚持的忠心和怀念，在大清南下时，安南政权虽然谈不上对大明落井下石，但是“趋炎附势”确实是对其比较准确的描述。

当时因清军南下北方沦陷，南明朝廷不得不求助于安南，黎朝借机提出许多过分的要求，這件事情，後來越南阮朝的文人潘輝注曾經這樣評價，看出南明當時的窘態：“中興之初，累求王封，明人未許。至是則既封國王，又有副王…蓋當明人南奔，事勢窘蹙，所以望救於我國者…一代盛衰之會，亦當為一慨云。”

隨著南明政權節節敗退，永曆帝逃至昆明後，與閩地的聯絡竟然要借道安南，說明廣西已經完全淪陷，眼見苗頭不對，安南也開始積極規劃自己的出路。安南對明朝本來就有積怨，隨著清軍佔領廣西，正式與安南相接，安南馬上倒戈開始幫助清朝。多次的將逃往安南的南明皇室跟高官交給清軍，同時立刻交出了明朝赦封的“偽印”，並協助清軍組織軍隊清剿境內的南明殘餘勢力。

红楼书中，无论傅秋芳还是傅试，都没有真正出场，是因为朝鲜和安南都没有正式介入明清间的战争。无论是朝鲜的忠诚还是安南的趋炎附势，也都是作者耳闻，都是通过使者传递消息所知。所以书中只写傅家的两个婆子来贾府拜访作为影射。

而把傅家兄妹也写在宝玉挨打之后，是因为朝鲜和安南这两个国家的命运，显然也是受到皇太极建立大清这一重要事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