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最近就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说法表示了他“独特”的见解。《领导干部统计知识问答》对于“三驾马车”的解释援引了经济学家的共识，认为“ 从支出法核算角度看，经济增长是投资、消费、净出口这三种需求之和”，因此“三驾马车”就是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这三者的形象比喻。

孙教授认为“这个思路是有问题的”，并且在他的一个讲座中，“在深层逻辑的题目中”分析了另外一组他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据他的见解，和平、改革、劳动力这三大红利就是他所谓的更重要的因素。

他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起飞的基础在于“当时的领导人，从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大局出发，将这个并不理想的国际局势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重新定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他把这称之为“和平红利”。

其次是“改革红利”，“具体说，就是一松绑、二盘活、三私营”。

最后是“人口红利”，这一点大家都知之甚详，孙教授也就没有过于着墨。

老实说，我读了孙教授的这份文字稿，感觉就是听到一个被誉为人类学家的教授说了一句“妈妈是女人”这样的“学术性结论”。喜欢抬杠的朋友可能认为我政治不正确，毕竟现如今在某些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妈妈”也可能不是女人。不过那属于“更深层逻辑”，就不展开讨论了。

孙教授最后说“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动力的根本源泉，就是上述三大红利。如果一定要说三驾马车，也只有放到这个背景中才能说得清楚。我说明白了吗？”

明白是明白了，不过我明白的是孙教授的所谓“更重要的因素”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改革”，也就是经济政策的变更。

正是有了财经政策的改变，才有了大量外来资本的进入市场，并逐步扩大投资规模；正是由于打破了僵化的，由上而下，三级制的“统购统销”，出口产品才能更灵活地适应市场，带来相当长时间的外贸顺差:正是由于对个体经济的松绑，才有了蓬勃发展的创新型私营企业。以上诸般因素提高了国民的整体收入，从而促进了消费。正是有了改革这个因，才有了投资、消费、净出口这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归根结底，经济增长与“三驾马车”的综合表现密切相关，“三驾马车”的表述恰如其分。孙教授“为赋新词强说愁”硬凑了三个“更重要因素”，倒是把水搅浑了。

难怪有人对孙教授的学术水平有所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