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欧阳峰-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作者的叙述部分是关于“flattening”（平坦化），也就是各人在竞争中的地位更平等，交流的障碍更少。“全球化”，即资金和工作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作者把这个“平坦化”的趋势的原因归于技术的发展，主要是互联网和有关应用的革命性发展，加上冷战结束后世界开放的趋势。作者以“十大平坦化因素”很好地概括了宏观图景，包括许多具体的例子和采访。最主要的新意，是指出平坦化的驱动力远远不仅是低成本。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很多人在一个任务中合作成为可能，而且这种合作不受地域的限制。除了我们通常所说的外包和海外制造业以外，这个“平坦化”的现象还包括开源软件运动，各种公司的业务重组等不涉及发展中国家的变化。我认为这个概括对我们了解一些具体的现象很有帮助。

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的全面和中立。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世界发展变迁的一个重大事件。它触及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全球化的感受和认识都出于自己的视角和利益所在。不仅我们平常人是如此，大多数政客和学者也是如此。所以，全球化如火如荼已经十多年了，对它的讨论也如火如荼十多年了。但是至今我们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是争论不休。对于全球化，我们很难超越“盲人摸象”的境界。而这本书的作者是记者。一方面，他有机会接触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角色，从印度，中国的创业者和一般工人，美国的企业主管，通讯科技的领头人，经济政治学者，到各国的政府要员。这本书让我们能超出自身的视野，对“全球化”这个巨大无伦的动物有个全方位的了解。而且，这个了解不仅是枯燥的数字统计，而且是活生生的人的生活和企业的作为。另一方面，作者的个人生活和职业使他没有与全球化紧密联系的内在利益关系。所以他的立场不受利益关系的影响。作为新闻从业者，他也没有明显的，僵硬的意识形态偏见。所以他的想法和观点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当然这不是说他的看法没有局限性，如以下要讨论的几点。

但是从新闻角度看，本书有一个相当大的缺陷，就是在许多问题上只采访当事人，而得到明显有偏见的观点，而且没有另一方的平衡。而且，他的绝大多数采访对象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得益巨大的人。对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损失的人，就没有相应的覆盖。我认为，这倒不是由于作者的偏见，而是因为他的能力所限。毕竟得益是集中在相对少数的人或群体之中，而受到负面影响的则是分布在很多阶层之中，而且个人情况不同，很难找到“代表人物”。书中其他很多材料是网上搜寻来的，没有独立的证实。作者本身的专业知识也是一个明显的局限。（当然，从材料的广泛程度来说，能做到如此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作者评论的部分则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作者是国际事务专家，对政治和文化方面的评论很到位（特别是最后一章）。比如，他对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化中面临的挑战，举了一个完全由阿拉伯人创立，在阿拉伯国家中运作的公司的成功例子，来说明阿拉伯文化和政治经济系统所面临的机会和挑战。但是在经济方面看来，作者就差点火候。总的来说，作者是赞同全球化的。对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对美国），作者不是完全忽视，但是他的处理和讨论有不少缺陷。作为一个记者，作者对全球化现象的认识可以说是感性有余，理性不足。他接触了许多身历其境的人，用他的笔触把我们带进那些人的生活和奋斗之中。他也试图从这些人的经历中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但是作为对一个全球现象的理解，我们还需要认识其他不那么个人化的参与者，如政府（其注意力不仅仅是经济），大公司（其中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利益冲突），全球投资者（其盈利的机会不一定是当地经济的成长机会），等等。缺少了这些方面，我们的图景就不是完全的。

以下试讨论几点具体的问题。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没有负面影响？】

当然，作者不能完全否定负面影响的存在。但是他试图把负面影响描写成局部的（局限于丢了工作的那些人），暂时的（在他们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和可以解决的（见以下第二点）。但事实并非如此。全球化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它影响到所有工人，因为它影响到了整个工作市场。其实，这本书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作者极力推崇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敬业精神：加班，为工作放弃休假，白天工作夜里上学等。作者还把发展中国家公司没有健康保险负担作为一大竞争优势，提了好几次。作者认为，要保持西方的竞争力，就要像他们那样工作，享受他们那样的医疗服务。这难道不是对西方生活水平的影响吗？

其实，很多时候一个事物是否正面，不但取决于它客观的效果，还取决于受到影响的人在整个过程中的地位。如上个世纪初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渗透（日本的侵略除外），应该说对中国的总体效果是正面的，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竞争力和生产力，使得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也帮助了中国的政治现代化。但是我们还是把那段历史看成是（从中国的角度）一个悲剧，因为那个过程是强加在中国人头上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的选择。而且在这个过程所创造的得益中，中国人只得到很小一部分，绝大多数都流入西方。同样，今天的全球化也有这个特征，只是其中的两方不是“东方”“西方”，而是在“东方”和“西方”之内的不同阶层。例如：按照Friedman，“平坦化”的主要得益是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为工作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到最能有效完成的地点和组织。但是美国这几年的工资水平，却没有随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提高。相反，我们看到的是普遍的裁员，以及剩下的工人为了同样的薪金必须增加工作时间和强度。这说明“平坦化”的得益在收入分配链中没有流到工作者的手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全球化的得失不能局限于宏观经济，而要有细致的社会学分析。

应该明确，有没有负面影响和是否应该抗拒全球化是两回事。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对世界各个地区（发达和不发达）来说，全球化的总体效果都是好的。也许是出于这个观点，作者有了上述的对负面影响的态度。但是，正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有助于我们认识到政府和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和责任，因为这些负面影响不仅是局部和个人财务层面上的，而是普遍地影响某些地区和阶层，因而必然会带来政治和社会层面上的影响。特别是，在这个过程中得益的人或阶层，有责任帮助那些受到负面影响的阶层。而这个责任很可能要靠政府来实施。这个认识不涉及对全球化应该支持还是抗拒的问题，但是对于全球化是否能顺利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工作受到冲击的工人】

这是“The World is Flat”作者最为正视和认真讨论的一点负面影响。作者认为，随着工作性质的转变和地理位置的变迁，一些人失去工作是不可避免的。而作为社会，应该对这些人提供照顾和保障。他提出的解决之道包括全民健康保险（但可以由雇主承担费用），这样在换工作或失业时不会失去健康保险，以及提供比失业保险更广泛的“工资保险”，使得工人在变换行业而引起的暂时工资下降的阶段能得到帮助。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

但是，我认为全球化对工作场所的影响比工资和健保要深层得多。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司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更具体地说，原来雇员在公司的生存和发展主要有三个途径。这些途径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都受到威胁。第一，雇员可以通过按部就班的优良表现和工作经验，资历的增加而得到提升，至少裁员时不会首当其冲。但是全球化后，公司可以根据当时经济情况很容易地把工作转移地点，而导致整个部门的关闭。这种转移是完全在受影响的雇员的控制之外的。这样，个人的表现和经验就不能保护和帮助一个人的职业生涯。甚至公司业绩良好也不是个人机会和稳定的保证。第二，为了适应市场的变化，公司往往会调整业务和经营方向，产品和技术也会推陈出新。原来，这样的过程是通过原有雇员的再培训和学习来实现的。所以雇员只要愿意学习和提高，就不会落后于形势。如今公司往往通过并购和外包的方式取得新技术，而把原有雇员排除在这个循环以外。这样，在雇员以原有技术为公司服务的时候，不但不能保证他们对公司未来的价值，甚至也不能保证他们自己在工作市场上的价值。“再训练”这个全球化支持者所津津乐道的概念，其实完全成了工人自己的负担。这在无形中严重增加了工人的工作量（业余学习），也大大影响了工人在工作中追求良好表现的动力（因为自己的未来价值与现有工作的相关性减小了）。第三，传统公司中，有许多不同职能的人在一起工作。所以一个雇员的成长途径可以是职能的变换，比如从编程转为系统设计，从会计转为营销等。全球化后，不同职能的人在组织上和地理上都被隔离了。可能一个地点全是编程工作，而项目管理在另一个洲。于是，以上的成长途径就很难实现了。

归结到底，这可以说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社会契约的问题。长久以来，工作场合的“契约”是：表现好的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机会（晋升或加薪），不好的人工作就危险（被解雇或裁员）。这种“契约”的运作，通常是雇员先付出（正面或负面的表现），而期待雇主履行契约的另一半。原来，双方遵守这样的契约都是符合自己利益的。但是这样的契约今天被打破了。这是因为“平坦化”或“全球化”给雇主提供了比遵守契约更有利的选择。因为这是雇主方打破的，所以雇员会承担主要的损失。Friedman给的忠告是“不要保持现在的工作，而是要保持找到工作的能力”。这是非常中肯的。但问题是，这个目标和在目前的工作中做出成绩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对现有雇主做出贡献，不见得对找到下一个工作有利。没有一个新的社会契约来支持，雇员就不可避免地落于弱势地位。

【科学技术是关键吗？】

在“The World is Flat”一书中，作者花了很大篇幅强调科学技术在国家竞争力中的作用。他认为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中国和印度）通过投资科学教育而竞争力大大增强。美国要应对这个挑战，也必须增加科技方面的投资。他并强烈批评美国目前的表现：科学研究经费被削减，青少年热衷科学的人数减少，科研单位人才老化严重。作者认为解决的办法是增加政府在科技上的投入，特别是帮助中小学培养孩子对科学的兴趣。

作者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的认识，是基于这样的观点：在今后的世界，科技是创造新工作机会的推动力。九十年代以来多个新行业的兴起以及现有行业运作方式的变迁都是拜科技（主要是互联网）所赐。我也认同这个观点。但是我认为其中有三个问题。

第一，“科技”行业之中也有不同的分工，有的决定发展方向（姑且称之为“舵手”），有的注重于具体实现（姑且称之为“轮机员”）。而目前情况下科技行业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做不出产品，而是做出的产品对客户有多少价值。目前行内大家都感叹科技产品不值钱，关键就是那些工程师的点子能改进产品性能，但那些改进对客户的价值有限，因而不能使客户愿意出更大价钱。所以，“科技”之中不同分工各自的价值也不同。轮机员创造的价值本来就不大，而且又面临外国的竞争。而舵手，如果成功的话，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但是问题是，舵手的诞生主要不是靠教育（至少不是常规教育），而是靠个性，机会和运气。我个人的看法是，目前限制更多“舵手”诞生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风险投资的机制。在美国风险投资的机制应该算是比较健全的。但是对于一个初入行的发明者来说，找到合适的投资还是一个多次尝试，多次失败的过程。整个投资市场信息和资金的流动受到很多阻碍，效率很低。第二个限制是随着外包的普及，“舵手”和“轮机员”通常在组织上和地理上都是分隔的。这就阻碍了后者成长为前者。所以，要孕育更多的舵手，增加教育和科研投资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制度上和文化上鼓励创新和冒险。在教育上，也应该着重培养对科技和商业两者都精通的人才。这些考虑，在原书中都没有涉及。

第二，科技能带来价值，但不等于创造科技的人能获得价值。我们可以看一些历史实例。从公司尺度来说，我们没有例子显示一个公司可以依靠技术的先进而长期占优势的。相反，我们有很多反例。AT&T曾经创造了大多数通讯技术，很多仍是今天通讯产品的基石。但是AT&T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从历史上看，AT&T开发的许多技术，虽然对行业有革命性的作用，但对公司本身却没有增加多少价值。最后公司垮台，也不是因为开发技术的能力不行。在高科技行业，对科研和技术投入最多的公司有AT&T，IBM，HP，Xerox。他们都有支持基础研究的实验室，有些还拥有多个诺贝尔得奖者。但是今天，这些公司都不是以技术领先来竞争。即使经营（相对）很成功的高技术公司也是这样。我们都知道互联网的普及和进入家庭是本世纪来最重要的技术进步。而宽带接入技术使得今天的很多应用成为可能。宽带接入的主流技术是DSL。而DSL的芯片，世界上只有两，三家生产。那么，生产这些芯片的公司应该很赚钱了吧？有一家Globespan，唯一业务就是生产DSL芯片。它是Bell Labs分出的，技术力量不能说不强。它是DSL技术的开创者，多年来一直占有50%左右的市场，应该算是赢家了吧。然而，这家公司从1999年上市到2003年被兼并，每年都亏损，总计亏损十二亿美元左右。最后被兼并时，市场价值只有约四亿美元。而且那时，DSL已经不是成长中市场了，所以这些亏损也不能算作为未来发展的投资。可见，科技公司在最好的可能下，赚钱的机会也不大。从国家尺度说也是一样。行动电话的关键技术（蜂巢的概念，调制方式，接受器技术，语音编码等）都是在美国发明的。但今天，美国行动电话行业的公司除了Qualcomm以外都在苦苦挣扎。技术外流的速度越来越快。Xerox五十年代发明复印机，日本人到七十年代才推出竞争产品。今天广泛应用的无限局域网是计算机很多应用的基本平台。它最早的标准802.11b是1997年制定的。目前通行的下一代标准802.11a是1999年制定的。当时芯片制造者都是美国公司。然而只过了五年，到了2003年，就有台湾公司进场，马上引起价格大幅度下滑，美国原来无限局域网的主要芯片厂商，现在过半都退出了市场。作为新技术的开创者，一个企业或国家能得到一些利益，但是越来越少了。当然，这不是说科技领先在商业竞争中不重要。我们也可以举出一些靠科技取胜的例子。但是总体上来说，科技领先带来的益处是暂时的，局部的。要使得科技上的投资在总体上有利可图，我们需要在商业机制等方面做更多的功课。

第三，吸引更多人加入科技，也不是靠教育。美国中小学教育虽然有很多问题，但还是有不少很好的学校，对国家科技人员的需求来说是足够了。问题是，大多数聪明的孩子选择学习其他行业。这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科学，而是科技这一行的待遇太差。不管是在研究机构还是公司，回报最优厚的绝对不是科技人员。反过来说，除非对科技真的热爱或其他机会严重受限（如新移民），实在是没有理由从事这一行。而这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科技活动本身提供的经济回报就小。这不是通过教育能改变的。

总而言之，“未来在于科技”是对的。通过科技领先来保持竞争力也是一个美好的期许。但是面临的问题不在于科技。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问题：第一是科技成果如何有效地转化成生产力，即知识和资本如何有效地结合。这是个老问题了。但随着技术进步的不断加速，我们的答案也需要与时俱进。第二个问题是如何确保做出技术贡献的人（或单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这有赖于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律和运作，也有赖于市场的互动，来避免恶性竞争。Friedman的解决方法，是太天真了。

[注：讨论科技和商业的关系时，药物工业不是一个好例子，因为其中政策法规的作用太大。]

【全球化的外延远远超过公司运作和产品市场】

这本书用“平坦化”这个词代替“全球化”，是要说明这个生产方式的转变是全方位的，不只是工作和生产转移到其他国家。在作者看来，“平坦化”的主要特征是以前工作和生产中各种壁垒的消失。今天，人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合作，也就创造了许多新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式。狭义的“全球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看法，对于我们理解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很有帮助。然而，这个从“全球化”到“平坦化”的延拓，却伴随着内涵的减少。作者在讨论各种组织形式和商业模式演变的同时，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全球各个经济发展程度不同，政治制度各异的国家和地区被整合到一个高度流通的市场，其后果远远不限于各个单位内部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而在宏观经济的尺度上会有深远的影响。对于这一点，本书只是讨论了原料和能源市场，而且主要是从道德角度（发达国家应该带头节约资源）来谈的。对于其他的宏观经济问题，作者都没有涉及。相反，作者的立场似乎是只要维持自由市场的运作，所有问题都会自动解决。

我认为，我们必须有有效的政策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新挑战。光靠市场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以下仅举三个例子。

第一，“全球化”带来劳动市场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对非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而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增加。而且在工业化初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城乡流动的加强，大量农村半失业和隐性失业的人口流向城市，更加剧了非技术劳力的过剩。这种不平衡要通过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才能消化。工业化国家都走过这个过程。如今，“全球化”引起世界一些地区（特别是人口众多的中国和印度）快速发展，非技术的劳力过剩在这些地区也就非常明显和严重。和几百年前的工业化不同，如今有了全球性的市场，这个不平衡也就会影响到全球各国。在制造业，产品的流动和运输相对便宜，于是全球制造业工人都会感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失衡。在农业，建筑业和服务业，产品不容易流通，所以这个劳力过剩主要是压低了当地技术含量低的产品的价格。这个价格变化是如此普遍和明显，它引起生活成本的很大差别，从而影响到整个劳力市场。例如，中国工程师并不过剩。但是与美国相比，中国工程师以几分之一的收入，就能实现同样的生活水平。这样他们在工程师这个劳力市场就得到优势，而美国的技术人员也会因为这个非技术劳力的过剩而受损失。所以，由于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具有全球的影响，也需要全球的对策。本来，市场本身是可以调节劳力不平衡的。但是那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通常只有青年和儿童能完成从非技术劳力到技术劳力的转变）。而在此期间，其他国家（如美国）可以用政策和税收的手段来调节本国劳力市场的不平衡。因为涉及人数较少，所需的代价相对也较小。其实，用政策调节劳力市场是很多发达国家一直在做的事（如按行业控制移民数量）。只是全球化的现实要求采取不同的措施（包括适当的贸易限制）。

第二，“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还反映在投资和消费之间。发展中国家由于劳力市场的失衡，产出分配的不均匀相当严重，引起严重的贫富不均。同时由于全球化的得益分配不均，发达国家的收入差别也在增大（见脚注）。由于富人的收入更多用于投资，这种贫富不均就引起消费和投资间的不平衡。Friedman对于“全球化”负面后果不屑一顾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产能的增加，他们的消费也会增加，而为发达国家的工人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但是由于以上谈到的不平衡。事实上印度和中国的消费市场都没有与产能同步增长。本来，这个不平衡也可以由市场（如利率）来自动纠正。但是由于是全球市场，一个区域（如中，印）的不平衡会延伸到其他区域（如美国的贸易赤字）。只有到了全球性的不平衡产生，市场才会起纠正作用。但是那不见得是我们希望的事态。所以，如何避免金融失衡的蔓延，强迫当地市场纠正而不是转嫁这个失衡，也是在政策层面的新挑战。

第三，经济活动中的很多规范不是由市场决定的，而是由文化和政治主导的。比如劳动保护的标准，不是因为非此就找不到工人，而是因为当地的文化和政治不能接受保护不足引起的伤亡。而这个标准，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下是不同的，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程度也有关系。但是在一个统一的市场下，劳保标准低的就有竞争优势，从而影响到其它标准的生存。例如Friedman本人就提出要降低美国健康保险的标准来保持竞争力。这样，低标准的地区就对全球其他地区构成威胁。这也是市场以外的挑战。

【结语】

全球化是我们这代人面临的重大而复杂的社会变迁。对这个现象的认识，远远不是一本书能涵盖的。然而“世界是平坦的”这本书作了很有创意的尝试。这本书不但提供了多种视角的观察和体验，也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对于想了解全球化潮流的人，这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然而，和任何书一样，这本书也有其局限性。特别是，我们要注意作者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忽视非市场因素的偏见。

考察一个社会现象，不能不涉及其中的利害消长。这本书也不例外。作者试图使我们相信，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会从“平坦化”中得益。所以讨论谁得谁失是没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看成游戏的双方的框架本身就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国家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由不同阶层的人组成的。全球化引起的利益转移，不是在国家和地区之间，而是在这些阶层之间。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被作者以各种方式回避了。这不能不说是本书的一个关键缺陷。

注：发达国家收入差别的变化：根据CIA历年的世界年鉴（World Fact Book），参与全球化的工业国家的基尼指数在近十年来大都有增加。具体数据为：美国（1997：40.8， 2004：45）；英国（1991：36.1， 1999：36.8）；德国（1994：30，2000：28.3）；南朝鲜（1993：31.6，2000：35.8）；日本（1993：24.9，2000：37.9）；意大利（1995：27.3，20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