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章立凡-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阎明复接受采访时曾说：“我自己觉得，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两件事：一是组织出版了中国的第一部大百科全书，二是主导创办中华慈善总会，并在此工作了5年。这两件事，前者是提高国民科学文化素质，后者是救助困难群众。” 现在回想，阎明复的仁爱之心与社团组织能力，或许与他家庭的基督教文化熏陶有关，尽管他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自己没提在统战部的经历。本文重点回忆1989年我与阎明复在中央统战部的交集。

1989，新年乱象

1988年，继1987年“反自由化”过去之后，知识界的自由空气又开始复苏，各种沙龙、讨论会十分盛行，这类集会的主题颇为广泛，大部分与社会现实问题有关。

这一时期的知识界，最时髦的莫过于谈论“新权威主义”。此前曾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似乎可以把当前的一切困难和问题都贴上“初级阶段”的标签，让人们保持信心，稍安毋躁；嗣后又提出了“新权威主义”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就其本质而言，当然不是什么民主化主张，但又是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非产生不可的东西。《经济学周报》1988年12月11日发表温元凯、严家其的对话录，提出“非程序权力更迭”问题，更显示出对改革前景的担心。

与此同时，“多元化”、“社会主义议会民主”的讨论，也已经开始，这些话题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如何改造政治体制。

1989年初，知识界的气氛空前活跃，任何具有一定政治敏感性的人，都可以感受到“早春天气”的来临。

这一年春节收到的聚会请柬尤其多，迫使我只能作出选择，参加这个，或者参加那个，盖因时间上往往相互冲突。2月1日，我应邀到中共中央统战部礼堂参加“首都各界知识分子迎春茶话会”，发现会场上的黑头发占了多数（以往都是白发者大会），气氛颇为活跃，主人阎明复部长还唱了俄文歌。

纪念“五四”，与李铁映、阎明复座谈形势

我于4月19日出席了《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联合举办的悼念胡耀邦座谈会，接着全程在耀邦家纪录追悼活动，并参加了21日人民大会堂的追悼大会和遗体火化。我和好友张凯（在统战部研究室工作）忙于将这几天的经历整理成文，为此颇感疲劳。此时《世界经济导报》在上海已出了麻烦，不能如期出版。《解放日报》本来同意刊载我们的文章，但到了4月25日晚与该报主编通电话时，得知稿子不能发表了。这篇文章后转到《团结报》和《新观察》发表。再后来，我将这段亲历写成《胡耀邦治丧手记》一文（《炎黄春秋》2012年第6期）。

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北京学潮陡然升级。4月27日又发生了上海市委查禁《世界经济导报》的事件，原因是主编钦本立坚持发表19日该报与《新观察》合办的座谈会内容。作为这一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我自问这些年来潜心治学，在政治方面只是一个旁观者，向来无意卷入政治漩涡；且改良与革命相比，经济、政治和社会代价要小得多。我仍希望中共改革能够成功，故对体制内改革仍存一线希望。

4月28日，我写成致阎明复先生的信函一通，对形势有所建言。建议政府迅速与学生对话，同时在报刊上开辟论坛、专栏，允许各方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自由讨论。

此前，我已收到统战部的请柬，邀请出席4月29日的首都知识分子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联谊活动。

这次聚会的主持人，是统战部六局的陶斯亮和一局的马晓力两位女性官员。几乎所有近年间活跃的精英人物均有出席，我记得的有李泽厚、戴晴、张显扬、吴稼祥、陈小鲁、何新、梁晓声、谌容……等等，共约数百人。

阎明复到会场后，不少人簇拥着他说话。张凯请我过去见阎。他先是称赞我研究工作有成绩，接下来又说：“在这种时候你可不要背弃我们，我们可是老交情呢！现在我口袋里还装着你刚给我的信。”谈到美国政府对中国形势表态的一事，他说，对于解决目前的问题，甚至包括解决像魏京生这类问题，本来有一位学者提了一个很好的方案，但现在美国政府一说话，我就不好办了。事后推测：阎说的这位学者及其方案，系指何新上书所提“放逐不同政见者”方案。

不久，教委主任李铁映到场。联欢会开始，由统战部六局副局长陶斯亮主持。她的第一句话是：“这几天，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一下子长大了”，这句话马上赢得满堂彩。她介绍了今天的来宾之后，就请近代史所丁守和先生（也是我的前辈和同事）简单谈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接着便开始联欢。

阎明复应邀唱了俄文歌曲，李铁映的节目是指挥大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李在众多场合最爱表演的节目。其后是来宾同跳交谊舞并共进自助餐，气氛活跃，至下午六时半方散。

会后，我和一些学者被留下来，回到统战部参加一个小型座谈会。除阎明复、李铁映及统战部的干部外，学者还有李肃、陈越光、孙立平、黎鸣、李盛平、黄方毅等人。

这次会的气氛不怎么自在。大约阎明复的意思是想要李铁映多听听各方面的意见，以促成官方与学生的对话，但我很快感到李的态度仍然僵硬。

不少人在发言中力主对话，此时六局熊运藻副局长走到我身边耳语，力促发言，并说“这是个在重大问题上参政议政的好机会”。但我在潜意识中仍存有1957年的阴影，决定只发挥今天那封信中的观点，其余免谈。我的发言内容如下：

在中国近代史上，对话是一种政治传统，并举了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总理龚心湛，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行政院长孙科接见学生的先例。并说“对话有助于改善政府的公众形象，像你们二位（李、阎），今天的公众形象就很好”。我一再力陈对话之必要，李铁映打断我的话说：“请你放心，我们共产党就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我们绝不会害怕对话。”我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主张优先考虑学生七点要求中的“新闻自由“这一条。我说：这些年来“小广播”发达，使党的领导和人民之间产生了不少隔阂，究其原因，是因为“大广播”不发达。我建议选择一些有影响的报刊，开辟专栏或论坛，让人民自由发表意见，这种意见不一定是要代表官方的。这样做，才能使目前的舆论由无序变为有序，把街头政治引向图书馆、阅报栏……。如果人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就不一定要采取过激的手段了。况且观点形成文字，就会重视说理，而不是宣传煽动，这样，人们的思想和情绪也会变得冷静。

看来阎明复是听懂了我的意思，当我说到报刊上的文章不一定要代表官方时，他说：“像美国之音那样，播社论时，说明是‘代表美国政府的社论’；也就是说，它所播的其他东西，都不算是代表美国政府的。”但李铁映似乎有些不耐烦，在我发言时，他离开会议桌，靠到后面的一排椅子上去休息。显然，他不喜欢我的话。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会议进行到一半时，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何新不知从何渠道听说这里在开会，从家里赶到统战部要求与会。这时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了。他抱了个大信封进来（大约是新的奏折），呈递给阎、李，没坐稳便要发言。黄方毅制止说：“还有不少先来的人没有发言。”何悻悻然坐下。轮到他发言时，何新说自己一年前就预料到会发生今天的情况，在某杂志上有文章为证，又称自己的“锦囊妙计”已在信中写了。

在会前和开会过程中，我曾与一些朋友个别沟通过，力促重点推动新闻自由。不少人在发言中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或许这与后来短期出现的新闻自由不无关系。

会议发言中，也有一些比较书生气的内容。例如有人称赞阎明复在缓和4.27危机中的作用（据说阎的彻夜斡旋，使邓取消了当天进行镇压的旨意），并向李、阎建议：“现在是你们这些第三代领导人树立自己形象的时候了”。说这番话真是太不懂中共的决策程序了，简直是将他置于一种危险的境地。李铁映立即进行批驳，强调要在常委的领导下工作。还有人对高干的特权生活提出批评，并举邓小平每天抽一盒特制熊猫烟为证，认为太奢侈。这种说法马上引起李的不悦，他说：“小平同志这么大年纪了，又有那么多的贡献，别说一天抽一盒，就是一天抽十盒也是应该的。” 看来这番对话的双方，水平上也是旗鼓相当。

受邀参与调停，起草四点建议

5月16日上午，我离家外出，中午在一家餐厅与家中通电话，得知统战部来了四次电话，要我马上去。我意识到此事与解决绝食问题有关。

午后一时左右，我到达府右街统战部大院，被引入一间大会议厅。里面有二三十位学生，个个神情严峻，另有一些是熟人，都是以往一起座谈过的中年学者。我很快明白了，学者们是被请来作为官方与学生之间的调停人。事后又得知，此前统战部已请了戴晴、李泽厚、严家琪、刘再复等人调停，但他们的表态（即《我们对今天局势的紧急呼吁》）被认为过于偏向学生，不能为最高当局所接受。于是，我们在事先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请来作为调停的第二梯队，以谋求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频频与学生交换意见，很快了解了状况。代表们大致来自三部分学生：一、绝食团（即广场绝食学生）；二、对话团（即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三、高自联（首都高校自治联合会），实际上有些代表是一身二任。其间的立场略有差异，明智派主张以适当条件结束绝食，另一些人则坚持达到绝食时提出的全部要求。

我和其他中年学者作为调停人，必须了解学生所能接受是最低条件，才能提出调停方案。我提出一项原则：我们（学者和学生）必须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学者们在磋商后，向学生代表说，我们准备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必须是你们和全体绝食学生所能认可的，同时我们也会力促政府接受这一方案，因而这必须是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为此，我们必须了解你们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

对话团代表何光沪向我出示了一份《救命书》，说明这是他们所能退到的最低限度要求：一、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二、政府与学生公开对话，电视现场直播。只要政府能接受这两条，学生就可以停止绝食，同学们的生命就得到了挽救。他还特别向我说明，为了使政府有一个回旋的余地，他只要求政府正面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而不必像以往要求的那样，确认“不是动乱”；但对于这一点，学生内部的意见却不尽一致。何是社科院研究生院的在读研究生，年龄与我相仿，比大学生们要成熟得多。

我和其他一些学者聚集到另一房间，讨论并起草一份调停方案。这时学者中间也发生了争论。大家都认为中央对绝食学生的要求迟迟未能作出表态，是权力不够集中所致，希望中央特别授权一位最高领导人全权处理学潮问题。由于赵紫阳5月4日讲话中对学运表现出的新姿态，知识分子中很多人对他抱有希望。故有学者主张建议中央授权给赵紫阳。

但我表示了异议，理由是：一、我们知识界应该表示自己的独立性，不介入中央内部的斗争；二、如果我们建议授权某个人，就会给人以支持某个人的印象，可能会对我们所提方案造成阻力。我的意见是：建议中央授权一名常委全权处理学潮问题。虽然某个人在现时形势下是呼之欲出了，我认为也只能由中共中央自己决定授权给谁。

激烈的争论议而不决，为防止延误时间，我和一些与会者私下交换了意见并付诸表决，通过了所谓“四点建议”。全文如下：

一、鉴于中央集体讨论，取得一致意见后处理问题的工作程序，对于处理当前学生绝食这样的紧急情况已经不适合，不利于迅速灵活地解决问题，必然坐失良机，造成局势日益恶化，损失日益扩大，故建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授权一名常委处理学生的绝食问题。

二、建议被授权处理问题的政治局常委迅速接受绝食学生提出的两点要求，即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不是动乱；中央领导与学生公开对话，电视广播现场直播；

三、在前两条的基础上，学生结束绝食行动，撤离天安门广场。

四、对于学生运动的直接参与者、组织者、支持者不以任何形式打击报复。

需要说明的是，第二条原来只写了“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未写上“不是动乱”四个字；但王丹说，我们来这里时已经向同学们作了保证，因此这四个字必须加上，于是又临时将“不是动乱”四个字加上。但我内心仍认为，不加这四个字，回旋余地较大。无奈时间紧迫，无暇继续争论了。我们提出将对话团的《救命书》与这份《四点建议》同时上报政治局，其中一份有“不是动乱”字样，另一份不写，说法稍有不同，中央仍有自行选择之余地。

我问王丹，如果中共中央接受上述建议，你们是否有把握率领同学停止绝食撤出广场？王丹说，只要他们所提的两点得到认可，他保证可以撤出。建议书由学者们签字提出后，学生代表亦在上面签字表示同意，并立即呈送中共中央。

两天后《科技日报》将这一文件刊出时，所加的《中年学者及学生对话代表团共同提出四点建议书》标题，与实际情况有出入。

在这份名单上签字的人有：

学者代表：曹思源、刘世定、邓正来、章立凡、沈从照、黄方毅、陈小平、周舵、林毅夫、李盛平、郑也夫、陈兆钢。

学生代表：王丹、程真、梁二、童屹、路敏、白勇举、刘清珺、陈季、林屹松。

陪阎明复到天安门广场演说

下午三时许，阎明复来到统战部，先和学者们谈话。阎见到我时的第一句话是“你有什么好办法？”我说：“看来得有人为4.26社论承担责任。”接下去我告诉他：“我们搞了个解决方案，您可以看看。我们几位商量过了，您不妨到广场去看望同学们，我们也陪您去，了解一下情况，同时也做做工作。”阎当即表示同意，说：“我来当纳吉。”

当时学生在广场上划出一片“绝食区”，外人严禁入内。要进入那里去看望同学们，必须事先安排。阎明复问我：“王丹来了没有？”我说：“来了，我去叫他。”我到大会议室找到王丹去见阎。他们谈了一会儿后，王即回广场作安排去了。

阎明复刚刚陪赵紫阳会见了戈尔巴乔夫，显得很疲劳，一边谈着话，一边休息，等候着天安门广场的回音。他对我们说，在十三大时，我们以全体鼓掌的方式通过一项决议，在重大问题上，仍须小平同志掌舵。阎拟对学生表达三点态度：一、感情是和同学们在一起的，同学们没有权利摧残自己；二、绝不打击报复、秋后算账；三、向中央转达同学们的意见，开会审查4.26社论及同学们的意见。

这时，李铁映来了，与大家一一握手寒暄。他听说阎要去广场，也表示要同去。阎说：“你不要去了，由我一个人当纳吉就行了，不要两个纳吉了。”阎是一个说话很随便的人，事后就有人揭发这句话，成了他的罪状之一。阎还对我们谈到，刚才胡启立也表示要一起去广场，代表他个人对4.26社论承担责任，他用同样的话劝阻了。

一直拖到下午五点多，去天安门广场的两辆白色面包车才准备好。车外挂着“送水”的白色小旗，车内还摆了一个大水罐和一些茶杯，据说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广场外围的警戒线。我们这些人以及统战部的工作人员，陪同阎明复上了车，马晓力是其中唯一的女性。由府右街驶入中南海西门，穿过中南海进入故宫，由天安门正门开出，推开交通护栏，到天安门广场西侧绝食区西侧停下。

阎明复和我们刚下车，立即被汹涌的人潮包围，学生的纠察线似乎还没有得到放我们进去的命令，坚决阻止我们进入。我和其他人迅速用手挽成一个圆圈，护送阎明复前进。疯狂的人群吼叫着“滚开！”，向我们扑来，我们的“人圈”几次被冲开，又重新合拢。悲伤、愤怒、急躁的情绪，仿佛夺去了人们的理智，但阎明复始终面带微笑，从容行进。

我从未见过如此疯狂躁动的人群，显然比耀邦送灵那天更加失控。一些记者围着我们拍照，我也打开相机拍了几张，立即有人大喊：“记者，滚开！不许拍照！”我忙把相机塞进书包，以免被当作记者而遭驱逐。

此时王丹出现，纠察队员们拉手辟开一条狭窄的通道，我们才得以突出重围进入绝食区。此时我已是汗流浃背，衣衫湿透，回首四顾，同来的护送者层层被阻，无法靠近，只剩下我和阎明复的秘书小袁（袁庭华）仍在他身边。我是人高马大，小袁则短小精悍，各有优势，方得以突破封锁线。后来阎明复演说时，小袁一直在录音和拍照。我自信，我的回忆和他的录音内容一致。

这时，王丹和吾尔开希开始讲话。王丹说：“阎明复同志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他昨天曾对我和吾尔开希说，希望大家能够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说到这里，阎明复悄悄捅了他一下）……他要和同学们讲几句话，请大家听一听他的意见！”吾尔开希也说：“阎明复同志是我们的朋友，请大家相信这一点，就像你们相信我一样！”

阎明复开始对学生们讲话：

同学们，你们没有权利这样自我摧残，未来是你们的，改革要你们进行下去，你们没有权利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你们要求的达到。你们要爱护自己，等待正义的裁判，这一天就要到来了。我请求你们，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静坐，请求你们能够爱惜自己，要为国家保存我们这些力量。保存你们自己，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甚至不是为了你们的家长，而是为了我们的国家。你们的精神已经感动了全国，你们以自己的英勇行为证明了你们的决心。我相信，包括我们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会，一定会很快对整个局势作出全面、公正的判断。希望同学们在这几天内，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作代价。我希望同学们，特别是在广场绝食的同学们，能够到医院去，能够回学校去。如果同学们对我讲的话不相信的话，我愿意做你们的人质，与你们一起回到学校去。

阎明复在演说时十分动情，眼眶里充满泪水，我相信他说这番话是出于至诚。中共的高层人物，敢于这样公开讲话的，恐怕只有他一个。在他讲话的时候，周围的不少学生也哭了。当阎明复恳求学生们停止绝食时，男女同学们仍高声呼喊“不！”，我清楚地看到，不少人是在边哭边喊。

当阎明复离开广场时，他对周围的人喊道：“为什么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去绝食？！让那些人去绝食吧！”

我们护送阎回到刚才的停车地点，正要扶他上车时，忽然一辆救护车开来，七八个穿白大褂的人不由分说，手脚麻利地将阎推上他们的车开走了，同行的人要上车，都被他们推下来了。我们急忙登上自己的面包车，大喊一声“追！”，拼命追赶那辆救护车。我们搞不清楚这些白大褂的身份，莫非有人绑架？

正思忖间，忽然发现自己车上坐着几个素不相识的彪形大汉，我奇怪地问其中一位：“你们是哪个单位的？”“北京市安全局的。”原来他们刚才得到通知，说阎明复要去广场，有令迅速前往保卫。待他们赶到，却被阻不能进入广场，于是便借救护车准备入场抢人，刚好阎从绝食区出来，于是便发生了刚才那一幕，白大褂都是他们的同事。这几位个个膀大腰圆，身穿镶红线的藏蓝色运动服。后来我到广场时，发现很多穿这种运动服的人，多半是便衣警察。

知道阎明复的安全不致有问题，便与这帮人一路寒暄。不知不觉间，车已驶入统战部大院，门口还有一大群记者。步入休息室，那七八个白大褂正坐在里面喝汽水聊天。如果在别的场合碰到，谁又能想到他们的真正职业呢？其实我已知道，知识分子圈内也有不少身份特殊的人，就在我的朋友们中间……

同去的中年学者，有一些还留在广场没有回来。我和已回来的几位，到一个房间内坐下，忽然发现其中坐着一位陌生人。我不客气地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自称是统战部的，也许他说的是真话，我却从未见过此人。刚才的经历已经使我感到不自在，学者们也面面相觑，但这位先生稳坐不动。

据说阎明复回来后去休息了，晚上中央还要开会，要我们留在部里等候消息。这时有人邀我们去吃些东西，于是便到会议厅，和学生代表们一起边吃边聊。这时已经到了新闻联播时间，我建议大家一起看看新闻。打开电视机，出现了赵紫阳会见戈尔巴乔夫的镜头，他告诉对方：“在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需要邓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来，我们在处理重大问题时，总是向邓小平同志通报，向他请教。”并称，今天他是第一次公开这一决定。

我马上想起阎明复下午曾对我们说过类似的内容，这件事耐人寻味。显然阎认为我们所拟四点建议中，第一项不够现实，不可能有那位常委能真正被授予处理问题的全权。其他人在看了电视之后也议论纷纷，有人担心，赵这番谈话可能导致他与邓小平关系的恶化。

这时广场上不断有消息传来：阎明复的讲话受到好评，起到镇静作用，原来狂躁不安的情绪变得较为平静，曾准备自焚的学生已表示活下去是很有意义的，愿意等待，但仍拒绝饮水。学生的反应是：阎的表态并未实现他们的两条基本要求，而且权威性不够，是许诺而不是结论。绝食学生就阎明复的讲话进行了一人一票的表决，结果大部分人仍不同意停止绝食，虽然他们相信阎本人的诚意。与此同时，学生晕倒的数字不断增长。于是，学者们拟议发出一次新的呼吁。

10时15分传来讯息：高自联、绝食团希望对话团好好睡，好好谈。经讨论，学者们于当晚12时20分签字，向当局发出了第二次紧急呼吁：

今天下午，阎明复同志到天安门广场与学生作了对话，根据我们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广大同学对于阎明复同志在关键时刻能够深入到绝食斗争的同学中来，表示欢迎。但是，绝大多数同学的意见是，中央应授权中央主要负责人迅速接受学生的两点要求，即肯定学生运动是一次爱国民主运动；中央主要负责人与学生公开对话；广播电视实况直播。否则，学生不可能停止绝食，事态必然向更危险的方向发展，波及各地、各界。为此我们紧急呼吁：中央应当机立断，采取党心、民心、青年学生之心的切实措施，再也不能延误片刻！

（签名）1989.5.16 22:45发出

12时许，我们已得到广场上绝食学生表决的不完全统计数字：3116票主张继续坚持绝食，59票同意撤出，12票弃权。但这还不是最后结果，部分有投票权者尚在医院抢救，广场绝食学生中已有370—380人晕倒。广场上新增了不少外地来京声援的学生，各地也发生了绝食或其他形式的声援，广场的高校学生已达二三十万人，且有中学生到场。他们准备在广场过夜。老师代表、绝食团、高自联提出四点意见：

一、对原先提出的两条不作修正退让；

二、由于官方原因使绝食迟迟得不得解决，学生对于死亡后果不负责任；

三、学运是自发的独立的政治运动，不会成为党内或国内任何政治派别的筹码；

四、要求以两种形式（表态）1.正面肯定学运，2.否定原有结论。（且可采用）1.传播媒介2.个人（表态），最后要以公告形式宣告。

据此，学者们对广场形势作出如下分析——

学生的最新态度是：

1. 学生要求正面肯定是正义爱国民主运动，对反面否定（即“不是动乱”）可能稍作让步，要求以社论形式或赵等代表党中央发言方式公布；

2. 目前广场上是否同意退出分歧较大，要求不一，有的要求“正面肯定”即可，有的要求“反面否定”；

3. 坚持的时间越长，价码越高。

学者们于当晚12时35分发出对中央的第三次呼吁，将上述分析一一陈述。

在统战部坐等中共最高当局的回复时，我们与学生代表们进行了座谈，应同学们的要求，学者们一一作了自我介绍。我说：我不主张一定要以激烈手段实现主张。近代史上的学生运动，很难有不被人利用的，我希望你们要保持学生运动的纯洁性，我们之间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相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和要求，我都会诚心诚意地帮助你们，请你们相信，我个人决不会在你们身上谋求任何东西。

这一晚大家几乎无话不谈，相处得很融洽，还交换了通讯地址。最高当局一直未有任何回音，我打算彻夜守候。到凌晨2时许，统战部方面告知，要我们先回去。学者们聚集到另一房间，讨论下一步的行止。周舵主张联合签署一项声明，宣布由于中共当局的态度，我们决定自动结束调停使命，转而支持学生。但我和另一些人表示异议，认为我们要对三千多绝食学生的生命负责，不应轻易放弃调停。于是，我们就没有再起草新文件，与同学们握手告别，各自回家。我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多钟了。

戒严令下达之夜

我和高自联的谈判代表熊炜约定，19日下午三时到Z家见面，但当天上午我已得知有大批部队向北京开来，形势严峻，张凯有电话来，说阎部长要求我了解一下，如采取强制措施，学生的态度将会如何。

我在下午2时许即赶到约定地点，给一位官方朋友打电话，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判断。我立即到广场观看。在纪念碑平台上碰见了学生代表梁二（梁擎墩），问他：如果强制清场，你们会不会反抗？”他说：可以保证学生不会反抗，但群众和外地来京声援的学生会不会反抗，无法预料。

在广场没有找到熊炜，返回原地时，我发现他正与戴晴、何新交谈。过了一会儿，我把熊炜叫出，没有直接谈军队开来的事，只是对他说，根据不同渠道得到的信息判断，今天很可能会清场，你们应尽快撤出。

熊允马上去与广场指挥部联系，他很快返回，开列了一个单子，要求向官方索要广播器材等物品，以便向全体广场上的人员广播。我看了一下单子，上面写着：

（一）一部或二部广播车，并安装高自联标志；

（二）一部速印机和纸张；

（三）二部无线拨号电话和充电设备；

（四）一部四色打印机；

（五） 10部手提扩音机。

我说，现在已经来不及要了。我们应立即通知广场的学生广播站，广播昨天起草的《遇到突发情况时的行为规范》，使全体人员思想上进一步明确非暴力原则，避免流血。于是，我们带上这份广播稿前往广场。

4时许，我们将《行为规范》的广播稿交给广播站负责人，要求立即广播。他们看了一下内容，不同意播出。我向其中一人说明了形势的严重性，稿子被收下了，他们同意广播。据说，我们离开广场后，稿子仅播出一次，就被绝食团的人阻止了，他们的态度仍十分激烈。广播稿共有两份，分别针对绝食人员和声援者，照录全文如下：

（1）《首都高校自治会关于绝食队员在突发情况发生时的行为规范》

一、当突发情况发生时，每一位绝食队员都要保持平静和沉默，保持习惯姿式，不妨碍移动；

二、在当局采取措施，中止队员继续在广场绝食时，每位队员都不要抗拒，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我们和平请愿的初衷；

三、不以任何行为与政府人员发生冲突，采取克制态度，顺从医疗方面的要求；

四、当被送至停留地点时，尊重有关工作人员，不要随意离开，安静地等待联合会通知，并与周围队员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2）《首都高校自治会关于声援队员在突发情况发生时的行为规范》

一、当突发情况发生时，每一位声援队员都要严格遵循非暴力的原则，不得以任何强力手段抗拒当局派出的人员，不要以强力护卫或解救绝食队员；

二、在当局强行清场时，每一位队员都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保持原地坐下，不妨碍移动；

三、当被强行送至集中地点后，不要随意走动和离开，要尊重当局工作人员，安静地等待联合会的通知，并与周围队员互相帮助、互相照顾。

当时广场存有大量群众捐款，考虑到清场时可能遭受损失，我们来到一座帐篷，在四位体育学院强壮学生的护送下，用一辆面包车运走了八只麻袋和两只帆布提包。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钞票，但肯定是很大一笔数额（当时尚未发行50元和100元货币）。后来听说，这笔钱存入了附近的一家工商银行，最终被当局没收。

下午5时许，我乘坐一辆救护车到达统战部。当天下午，阎明复与学生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我们到达时刚刚结束。据统战部的一位官员对我说，学生代表与阎明复达成协议，同意撤出；但在谈判结束后，学生代表又声称，他们必须开会表决才能作最后决定。这位官员指责学生变卦，但我意识到代表们的说法符合实际情况。这些天来，学生们在广场实行的是一种绝对民主，任何事情不经过表决是不可能通过的。

这次学运的一个特点是，没有产生真正有领导能力和权威的领袖，任何最激烈的意见都会受到狂热的拥护，而持有这种意见的人则最有资格成为新的领袖。学生们创造了形势，但又反过来被形势所左右。

这时适有一辆面包车去广场，于是便一同搭车前往。我们到达广场时已是7点多钟，高自联的喇叭正在播送通知，请学生领袖们到指挥车集合。我穿入警戒线走到广场旗杆附近的指挥车（一辆大公共汽车）前，已有不少人聚在那里，几十架照相机、摄像机对着车前的学生领袖们拍个不停，曹思源正在劝说他们将绝食改为静坐。

我正在与相熟的学生们交谈，王丹走过来对我说：“我有一个个人的问题想请教你……”，于是我们走到一边单独谈话：

王：“刚才我在统战部已经同意撤走了，但我从内心并不真正同意这样就撤。等会儿就要表决了，我应该怎么办？”

我：“你估计表决的结果是否会决定撤出？”

王：“不大可能，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同意。”

我：“如果你同意撤出并非出自自愿，而这样做又会使你脱离广大同学的话，你有权自己作出决定。”

王：“那我又怎能违背诺言呢？”

我：“我个人当然是希望你们撤出的。我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不愿看到发生流血或其他不幸事件。如果实在撤不出来，是否可以考虑刚才有些人的意见，将绝食改为静坐？总之，我希望大家不要感情用事，要理智地处理问题……”

说到此，学生推选的代表已纷纷上车，王丹也上去了。

7时20分，学生代表们将与阎明复达成的协议付诸表决，2/3的人主张不撤，1/3的人主张达成协议后可以考虑撤出。对此结果我感到十分沮丧，虽然表决是由人作出的，但我却实实在在感到：已经无力回天——形势比人强。

当晚，我打电话告诉陶斯亮：学生的表决结果是不撤。“什么？！”她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话：“可他们下午是当着阎部长的面保证要撤出的呀！”我一把拉过在旁的熊炜：“你来解释吧！”熊炜在电话里说：高自联常委确实准备撤出，但绝食团不同意，当常委开会时，绝食团派出一支纠察队扣留了常委，不许他们作出撤退决议。我对他这番话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只是姑妄听之。

这时已是晚上9点多钟，广场上传来了停止绝食改为静坐的消息，同时也得知大批军队正在源源开来，但被市民在各个路口堵住了。这时又见大队的外地声援学生向广场开进，我问其中一位从哪里来，答从西安来；又问来了多少人，答三千人坐“专列”而来，系铁路员工提供的支持。在旁的一位朋友低声对我说：“我感觉像是到了匈牙利事件的前夜。”这句话令我心头一颤：作为历史研究者，亲历这类历史事件的机会可能是百年一遇。

约11点左右，高自联方面再次提出与官方谈判。待我带熊炜等坐救护车赶到统战部时，大院内已阒无一人。好不容易找到熟识的官员熊运藻家里，他满脸疲惫，刚开完党政军干部大会归来，一反过去的友善态度，十分生硬地回答我：“现在还有什么可谈呢？！我们已经是仁至义尽，没有一个政府能像我们这样容忍！……”我二话不说转身便走。

这时时针正指12点，我们在统战部传达室看了电视播出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实况，李鹏和杨尚昆先后讲话，赵紫阳没有出席。李鹏在讲话中挥舞拳头，声色俱厉地宣布实行戒严。我发现，刚才熊运藻正是在重复李鹏的话语。

我们沿长安街返回广场，灯柱上的大喇叭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广播李鹏的讲话。我与曹思源等再度登上纪念碑台座，与学生们一一握手，合影留念，他们对我们的努力表示感谢。

考虑到随时存在流血的可能，20日凌晨4点多钟，我再度来到纪念碑平台，草拟了一份广播稿，大意是说同学们的绝食斗争已经取得了重大胜利，现在是转入下一阶段斗争的时候了，吁请仍在坚持绝食的少数同学结束绝食；为避免无谓的牺牲，应随时准备撤离广场投入新的斗争。这篇广播稿强调胜利凯旋的意义，意在因势利导，使学生们能够尽快撤离。

至此，我认为自己的调停使命已经结束。

上述关于统战部的内容，主要源自1990年根据前一年逐日记录所写的追记。那时的沟通方式还很落后，手机和互联网都还没有出现，我不时遐想：如果当年有了这两种通讯手段，中国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统战部“阎明复时代”的结束

此后发生了很多事。后来看望阎明复时，他已经被免职，仍住在养蜂夹道他的家中（不久又搬到万寿路）。

他曾对我谈起，自己是5月10日经中央授权调停学潮的。并谈到中国政党制度分为“执政党”和“参政党”，是他在统战部任内的发明。

我联想起，赵紫阳这一时期访问了民盟中央，费孝通等十分兴奋，以为民主党派又可以发挥作用了。费孝通、孙起孟、雷洁琼、周培源等致函中共中央总书记，认为这次学生的行动是爱国运动，希望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予以解决；建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尽快会见学生进行对话。民主党派的重要人物也曾公开发表文章和谈话，表达对学运的支持，呼吁召开紧急人大常委会会议。

他们都忘记了“大鸣大放”的历史教训。1957年和1989年，民主同盟曾两度试图在学潮中担任调停角色，结果都以失败告终。

1989年11月，阎明复被免去统战部长职务。12月，中共中央出台《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确定中共为“执政党”，民主党派为“参政党”。

他曾在任内创造了1957年以来中共统战工作最活跃的时期，又在告别时结束了“联合政府”这个早已不存在的历史概念。

中国历史是一个“死循环”，我们的调停工作，其实也是多此一举。此后，我下决心逐步脱离了体制。

2023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