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明]自拙作《答穆白碩》之後，穆白碩又回以《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沒有那麼高尚》，繼續討論。這樣甚好，可以深入。故再次作答，仍歡迎有識之士參與指正。 一、穆文說：楊繼繩說“文革是反官僚”，你說“文革是反走資派”。你們的共同認識錯誤都是接受了毛澤東的說法，認為他發動文革的動機是高尚的，無私的，是為國為民，防止資本主義復辟。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沒有那麼高尚。 小鷹答：對於政治家，正確的問題不是去問：他們的動機是“高尚”還是“卑劣”？他們主觀意願是“善”或是“惡”？而是要問：他們的政治主張是合乎中國社會實際狀況的“進步”，還是背逆歷史發展規律的“反動”？ 自1949年以來，毛澤東一貫妄圖直接“跳過”在中國從未有過的“資本主義社會”階段，人為地“用法令”強制推行其毛式“社會主義”，這完全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之舉，也是為馬克思所極力反對的事。因為毛違背了馬克思發現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既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發展階段。”結果，毛的一切“所作所為”讓中國倒退，走入黑暗。 而黨內以劉少奇為首的“走資派”，以及所有為其“搖旗吶喊”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長期以來以不同方式頑強地抵制毛的那條“社會主義”路線，他們主張“新民主主義”，反封建、倡民主、開展經濟建設、傳播西方文化。“新民主主義”就是符合當時中國──不是美國，也不是俄國──條件下的“資本主義道路”。劉派的路線是合乎中國的現實狀況和需要，合乎歷史發展的規律，反倒是能給中國帶來光明和希望。 正是基於這一點，我肯定在封建專制、生產落後的中國里“走資派”們的主張，這也是眾多民主黨派及許多愛國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嚮往的建國道路。 穆先生不要搞錯了，毛澤東什麼時候說過“文革”的宗旨是“反官僚”？那只是楊繼繩的杜撰。毛自始至終都說“文革”是要“反走資派”。 我認同他的說法，但毛文革“反走資派”完全反錯了，“文革”是場偽革命。極“左”的毛澤東和守舊的慈禧太后“異曲同工”，他們成功地推遲了我國現代化、民主化進程很多年。 現在不管人們如何不喜歡馬克思和劉派，他們關於“走資派”的學說和具體路線，畢竟符合封建社會中國的實際需要，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規律，代表着進步；而毛“反走資派”是反動歷史潮流，他成了“修正主義”和“反動派”。 二、穆文說：你們都沒認識到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非理性因素和不可告人的個人目的。 實際上，毛澤東的動機有很大的心理的、情緒的因素，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 小鷹答：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文革？這個問題已有無數人探討過。 中國官方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就是要“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也是在國內的文革研究文獻中占主流地位的意見。這讓人認為他發動文革的動機“是高尚的，無私的，是為國為民”。 許多學者正是苦於無法逾越中共占據的這一“道德高地”，恐怕無言以對，才試圖“另闢蹊徑”。 即：“既然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是純正而無可指責的”，那麼，如果再按“毛澤東自己的說辭”去談“兩條路線的鬥爭”，文章就有點做不下去了。因為一提到劉少奇是“走資派”，他在“義正詞嚴”的毛澤東面前，似乎就“理虧三分，矮了一截”。在這些學者看來，“資本主義”是萬惡之源，毛要打倒“走資派”，誰又能說個“不”字呢？ 因而，他們乾脆否認建國後有“兩條路線的鬥爭”，否認“劉少奇是‘走資派’”，認為毛反“走資派”只是他的“託辭”或“藉口”，認為“毛劉同是‘一丘之貉’”，文革是“狗咬狗，一嘴毛”，從而就方便地擱置了毛自己關於“反修防修”的說法，不至於“墜入中共官方史學的話語陷井”(高文謙)，甚至鼓吹“偶然性和個人因素正是當前文革研究應當深入的地方”(宋永毅)。 正是為了避免墜入這一“話語陷井”，多數非官方學者放棄了探索“路線鬥爭”這一途徑，轉而集中在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質”上去研究。他們得出了如下一些結論： “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革運動，與其說是出於對政治理想的追求，為了捍衛社會主義的純潔性，毋寧說是出於內心恐懼感的驅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樣死後被人鞭屍的下場，從而對‘中國的赫魯曉夫’劉少奇採取先發制人之舉。” “這種恨、羞、怒的心理發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是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心理因素。” “純粹從認識上的‘失誤’來說明‘文革’，例如說毛澤東錯誤地估計了階級鬥爭的形勢，錯誤地理解了‘修正主義’，這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這種解釋方法假定，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一個理性的行動，是受他的理論指導的。實際上，毛澤東的動機有很大的心理的、情緒的因素，有不少非理性的成分。追求絕對權威，不能容忍別人冒犯他的尊嚴，聽不得別人的批評意見，這是毛澤東的性格。” 毛澤東“既有理想主義、烏托邦的成分，又有害怕大權旁落的恐懼感。” 由於這類學者人數眾多，於是，有人便以為：“試圖從毛澤東在奪取政權以後實行的一系列政策以及他同黨內同事們的分歧的發展過程來理解毛澤東的心理狀態，追尋毛澤東言論背後的隱秘動機。這是具有歷史觀的正確思路。” 然而，這種思路到底是一條大路，還是一條走不遠的小道？ 由“心理分析”來追尋毛髮動文革的“隱秘動機”，這種轉向似乎是想繞過一個難以超越的“障礙”，那就是官方宣稱的“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出發點從來是無可指責的。” 可是，這樣消極地迴避文革是要“打倒‘走資派’”的這一明顯的政治宗旨，便放棄了一個論辯的主戰場，即毛劉路線鬥爭究竟誰是誰非？ 相反，我接受毛澤東的指控──“劉少奇是個死不悔改的‘走資派’”，也不迴避毛派的道德挑戰，但是，我要就“‘走資派’在中國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來與之辯論一下。 在《馬克思 versus 毛澤東──評楊繼繩文革史 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應該從五十年代開始的毛澤東同劉少奇以及其他高級幹部在治理和建設國家的政策(主要是“三面紅旗”)分歧中去探求。”這是正確的思路。而已經公開的資料已足以說明問題，“兩條路線和兩個司令部”鬥爭的歷史也是清晰分明的。 因此，我不以為現在只能從政治家的“陰暗心理”和“低劣人品”上再去尋找其它“隱秘動機”，也不期待通過“考據和索隱”去發見最新“密笈”，去解讀“隻言片語”，甚至從“傳聞”、“八卦”與“宮闈私房話”里，企望“獨具慧眼”地發掘出“驚世駭俗”的歷史“大原因”、“大秘密”！ 當然，從毛的“心理因素”和“政治品質”來研究，只要不是搞“庸俗化”和“簡單化”，對理解文革的發生，肯定會有幫助，也是必要的補充，但這決不是這麼大的歷史事件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們把一場嚴酷的“路線鬥爭”降低為“個人恩怨”或“心理缺陷”的問題，如果我們不抓住主要線索，不從政治、思想、歷史、文化，以及社會和體制的深度，來分析為什麼“文化大革命”會發生？來判斷兩條路線鬥爭究竟誰是誰非？那就不可能防止毛派路線改頭換面、捲土重來，以至再度迷惑和掌控人們的頭腦。 換句話說，如果不大力批判毛式“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難道日後人們只要精心甄選些“心理健全”、“品行端正”的領袖，中國就可以避免再度發生類似“文革”那樣邪惡的“政治運動”了嗎？ 而毛澤東本人也不在乎現在把他“發動文革”的動機降格處理為“道德品格”或“心理素質”問題，只要不觸動毛式“社會主義路線”的核心，他確信自己總有陰魂再現的一天。 目前文革研究，由於迴避了理論、道路和方向等“大是大非”的根本性問題，結果路子越走越窄，題目也越做越小。導致文革的毛劉之爭，問題還遠沒有辯論清楚，糊塗的看法和刻意的歪曲“比比皆是”。 而馬克思是封建專制落後國家裡“走資派”的鼻祖，是毛澤東的死敵，也是我們今日徹底顛覆毛派“理論”的利器。現在一些自稱“對毛澤東是百分之百的否定”的人，一批毛，就大罵馬克思，其實他們和毛澤東一樣，不懂馬克思，也不懂得歷史，更不懂現代資本主義。那些如此大罵馬克思的人，實在是在幫了封建權貴們的大忙，為其張目卻不自知。 是故，再說一次，生活中最煩的就是這些“不讀書、不看報、不思考、不講理”，只知“抱團跟風”的大嘴“左老冒”！ 至於穆文提到其它“有關史實”，以及他再次展示的“思想方法”問題，在拙作《答穆白碩》(http://www.azcolabs.com/xy_wg_Mu.html)中已做過回答，讀者可以參閱，自行判斷，此地不再重複。
寫於2023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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