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栋反正初期，对永历帝相当虔诚，颇能尊重朝廷，恪守臣节。尽管广东全省和广西梧州等地是他反正带入南明的，他却主张地方官员应该由朝廷任免。可是，没过多久，李成栋就发现永历朝廷从上到下充满腐朽，窃权弄私，没有功过是非可言。

佟养甲的参与反正原本就是被迫的，永历朝廷虽然封他为襄平伯，挂了一个管理中军都督府事的空衔，实权完全落入李成栋的手里。佟养甲既怀念清廷的宠信，又明知在永历朝廷内备受猜忌，就暗中派人递表给清廷说明两广事变的情况，同时请派兵南下，自己充当内应。不料使者在路上被李成栋部卒查获，结果佟养甲被擒杀，佟养甲的亲信全部处斩。

李成栋反正后，两度出兵攻打赣州，都被清兵击败。后在信丰被清兵包围，李成栋部军心不稳，乘夜间出东门渡河逃窜，清军攻占信丰，对城中居民滥加屠杀，同时乘势对逃窜李军穷追猛打，李成栋于逃窜途中在渡河时坠马淹死。

1649年春天，永历朝经历了一场中兴的幻灭。正月，何腾蛟在湘潭被俘杀；金声桓，王得仁在南昌覆灭；后，李成栋又兵败身死。噩耗接踵而来，朝廷上下一片惊慌失措。

山西省的复明运动是以大同总兵姜瓖反清揭开序幕的。姜瓖是陕西延川县人，原是明朝的大同总兵官。1644年三月大顺军攻克太原后，他主动派人联络，投降了大顺政权。同年五月，传来大顺军在山海关战败，放弃北京的消息，姜瓖又发动叛乱，杀害大顺军守将张天琳，归附了清朝。由于他在起兵叛乱夺得大同时并不了解清廷有入主中原的意图，拥立了一个朱姓明朝宗室以续先帝之祀，遭到清廷严厉斥责，姜瓖赶紧上疏赔罪请求朝廷原谅自己“不学无术之罪”，清摄政王多尔衮一面继续让他充当大同总兵，一面严厉警告他“洗心易虑”，“国有定法，毋自取戾”。之后，他奉命抽调大同地区的精锐兵马跟随英亲王阿济格西征，在镇压陕北大顺军高一功等部时候颇为卖力。没想到次年（1645年，顺治二年）七月他被叫到北京聆听质讯，清廷指责他顺治元年上表归顺清廷后，却用明朝崇祯年号发给文武官员劄符，又拥戴明朝宗室，“此罪不小”。姜瓖下跪讨饶解释说清兵入关之初人心未定，他不得不采取一些权宜之计，绝不敢有二心。清廷假意宽大为怀，要他仍然镇守大同，洗心涤虑，竭力尽心，以报国家大恩。姜瓖自以为不费清朝一兵一卒，把大同地区拱手献给了清廷，接着又在陕西榆林击败大顺军，不仅功高无赏，反而备受猜疑。他一肚子怨气，但又不得不“叩头谢恩”。这以后的三年里，清廷对陕南，四川用兵，多次征发山西的人力，物力。1647年（顺治四年）三月，清廷下令“在京官员三品以上，在外官员总督，巡抚，总兵各送亲子一人入朝侍卫，以习满洲礼仪，察试才能，授以任使”。这显然具有人质的用意。姜瓖接到传旨后不敢怠慢，立即把长子姜之升送往北京。

1648年（顺治五年）十一月，蒙古人犯边，清摄政王多尔衮派英亲王阿济格等人领兵戍守大同，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务。姜瓖对清朝崇满歧汉政策早就心怀不满，这时又正是金声桓在江西，李成栋在广东反清之时，清廷对手握军权的汉族将领猜忌甚深，他判断满洲大军云集大同将对自己不利。于是，姜瓖在十二月初三日乘宣大总督出城验草的机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冠服”，自称大将军，公开揭起了反清的旗帜。大同举义后，山西各地的汉族官绅纷纷响应。（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