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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走的是吴芝圃，1967年死于广州，仅活了61岁。那还是文革的混乱时期，他做为走资派被打倒，河南一直有人想要把他揪回河南批斗，讨回他欠下的信阳和整个河南1960年被饿死的冤魂的命债。倘良知未泯，想到执政河南时的罪错，他死前一定是痛苦纠结万分的。但1979年1月24日下午，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当时已达权利顶峰的邓小平亲自为吴芝圃平反并主持追悼会。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中央文献出版社还2006年还出版了《吴芝圃诞辰百年纪念》文集。黑白颠倒，是非不辩，莫过以此。

跟吴芝圃作恶多端，后来又在“揭批查”中疯狂整肃报复刘建勋纪登奎等的赵文甫卒于1990年，死时77岁，1983年当上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终于混上了正省级。上天善恶不辩。

戴苏理是2000年死的，活了81岁。最后做到了辽宁省委书记，主政一省，高位并不能抹去他在信阳的罪恶、更不能遮掩他陷害发妻灵魂的丑陋和卑劣。

当年跟着潘复生挨吴芝圃整肃的杨珏王庭栋（被吴芝圃丑化为“潘阎王”），都分别活到了92和87岁，得享天年。杨珏在河南挨整平反后坚决要求调离河南，后在中央不同部门工作，文革期间并没受太大冲击，后得以善终。王庭栋文革中调到山西，最后做到山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在该位置上离休并寿终正寝。

在河南两条路线斗争中擎正派大旗的潘复生、纪登奎、刘建勋等1978年后就很凄惨了。

潘复生1960年被吴芝圃整下台，贬到黄泛区农场劳动改造，1966年奇迹般复出，1月升任中共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第一政委，并任东北局书记处书记，1967年3月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1967年5月，兼任沈阳军区政委，还当选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当时坊间有传言，北有潘复生，南有刘建勋，说他们俩是当时省委书记明星。他风光了没有几年，到1971年9月就又被打倒了。潘复生在文革中的命运沉浮很具典型性。

对于潘复生在文革一开始的作为，一篇作者为滕叙兖的网文有详细的揭露。

文中说，1966年7月29日，在北京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潘复生向家里打急电，下达4条指示，要求省委市委检查错误，坚决支持学生造反闹革命，摆出要紧跟中央，跟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旗往前冲。潘复生刚到黑龙江，与旧省委没有渊源，摆出要与黑龙江省委彻底切割的架势。

1967年1月，在北京红太阳的支持下，全国掀起大夺权的“一月风暴”，在造反派的拥戴下，黑龙江被誉为“东北的新曙光”，潘复生荣任全国第一个“新政权”——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主任，红极一时，风光无限。据说那年6月9日，他与军区司令员汪家道一起，指挥数万工人冲进哈军工，制造一场大规模武斗，史称“6.9夺权”。后来，哈市的武斗愈演愈烈，连坦克车都敢开到大街上，一时震惊全国。

他的这种很过分的作为受到过周恩来的批评，但他似乎并没太收敛，又在黑龙江制造了几起冤假错案。1968年初他独树一帜，向中央上报一份蛊惑人心、谎报军情的报告《关于深挖叛徒工作情况的报告》。当时“四人帮”掌权的中央很欣赏黑龙江的挖叛徒经验，批发全国，要求各地“彻底清查敌伪档案，把隐藏在各地区、各部门、各角落的叛徒、特务、里通外国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彻底清查出来”。于是，全国都学黑龙江，一场血腥的“彻查运动”席卷全国城乡各地，到处都在“挖叛徒、抓特务”，无数无辜的人们被斗被关，甚至被杀。中国人饱受摧残。

潘复生的儿子刘国楷（潘原名刘开浚）著文解说他老爹的文革经历时如是说：

1966年初潘赴任黑龙江省不久，6月份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形势来得突然，谁也看不清摸不透这是怎么一个运动？运动开始，由于他刚赴任没几个月，造反派抓不住什么辫子，是周总理做了造反派范正美等人的工作才在1967年3月份当上的革委会主任一职，而黑龙江省革委会是1967年1月31日成立的，与潘复生没关系，“东北新曙光”是中央决定的，三结合是毛主席定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在中央那种极左思潮和路线下，指名要支持革命小将造反，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必须全党服务中央，听毛主席的话……。回哈尔滨后，他的思想有了变化，最根本原因是接受了在河南时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教训，害怕再不听中央毛主席的话，又会被打倒，吴芝圃那么极左，造成河南人民遭受400万人饿死的大罪，还在当时调到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因此，运动中他支持造反派，而不是调解两派如何团结起来，把运动领向正路，客观上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伤害了干部和群众，所以在黑龙江省这段，是潘复生一生中抹不掉的悲哀和痛苦。命运极不好。有人说，如果潘复生不接受中央调令，不去黑龙江，而在北京被打倒，合作总社机关的文化革命中不会有大的起伏和事件，潘复生的一生，会是一个完美的结局。

潘复生晚年在给友人的信中讲了他从1971年被审查，八年间的苦闷：

我再把八年来的经过简单告诉你：1971年上半年接受批斗；从1971年7月底到1972年6月底整整一年集中审查历史。毛选新亲自掌握一个班子，逼我承认是国民党、特务、叛徒等等。从1971年6月底到1977年，还是不断逼我承认是叛徒特务。四人帮及其死党东北太上皇毛远新打倒了，1977年5月28日黑龙江省委结论我是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接着向中央提出四次申诉，但黑龙江省委没有把申诉报送中央。直至1977年12月黑龙江省委内那个紧跟毛远新的人被批判，省委才于1978年1月20日派人告诉我，将我的那四次申诉报中央，并说省委正在做工作，要我春节愉快的过，并允许我随便写信，看解放军报，把日常用的小刀子给我，谈话中叫我同志。这就是经过的情况。

看来，我的问题，不是很简单的，还会经过曲折，至今没有明确新的结论是什么。我耐心的等，只要能实事求是的作出公正的结论，我是感谢党的，不管时间多长，当然八年长的时间是痛苦的，但只要能把我的一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我就感谢党。

我的思想是，只要不摘掉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我就坚持向中央申诉。我有错误，但不是叛徒，我犯了路线错误，但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客观事实摆在那里，我什么也不怕！黑龙江来人称我为同志，但还不会很快地做出公正的结论，所以还在拖着，最近又清查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死人事件等，我也不怕，我没有害人之心，一切老老实实向党交代，我的胸怀是坦率的，我的为人你是比较了解的，所以把心里话告诉你，向你交心！现在我还是作充分的思想准备，但我坚决相信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问题是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还在潘复生被审查期间，从报纸上看到中央高调为吴芝圃恢复名誉，称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不由感慨万千。

潘复生从主政黑龙江到被审查，到1980年心脏病发作猝逝，功过是非都随风消散了。或许他只是个粗率的胶东汉子，早年为救民为抗日参加革命，主政河南时关心民众，到了东北，错误汲取在河南犯“右倾”错误的教训，文革时在全国大势和中央最高层的煽呼蛊惑下走到了极左。到晚年一无所求，只求中央不给他戴个”叛徒帽子”，1982年4月，中共中央最终对潘复生的政治问题做出结论，“同意黑龙江省委对潘复生的审查结论；历史问题已经查清，没有问题；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不作组织处理。”他可以瞑目了，身后是他救助的河南民众的感恩戴德和黑龙江文革冤魂的追索。

再说纪登奎。他在文革开始时被老毛破格提拔到中央，毛还多次曾他为“老朋友”，这在那个年代是殊荣。纪也很有“政治智慧”，说造反派批斗他让他“坐飞机”，感觉像割麦子，引得老毛龙心大悦。那时老毛到处听到的都是老干部们对被造反派批斗的抱怨和怨恨。老毛把纪登奎等提拔到中央，是要建立自己的一只力量，平衡林彪的军事集团和江青张春桥的文革派势力。而纪对老干部挨斗投毛所好的轻松描述，很让其他挨斗挨打的老干部不满。

纪登奎到中央后荣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甚至还插足军界，任北京卫戍区政委，但他那些年并无作为，到四人帮覆灭，邓小平重掌大权，他就被贬黜安排到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的九号院，戴一个正部级调研员的“鸡肋”官帽，据说还是曾与纪登奎共过事的赵紫阳的缓颊。高位跌落后，要在整党会议上作“对照检查”，唾面自干。他曾和人说，他要写两本回忆录，可在1988年心脏病突发不治，只活了65岁，很可惜他没能留下更多的资料和很多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者的记录。

他儿子纪坡民在他身后舞文弄墨，写的替他老爸掩饰辩解，甚至涂脂抹粉的文章多被人纠错，甚至驳斥。纪登奎是被二七公社从被保守派的关押处救出偷送到北京，并以造反派的支持者亮相，并以河南第二把手身份回河南掌权，才有了以后的荣升。纪坡民却在《纪登奎是怎样成为“支持造反组织的领导干部”的》的一文中说：

河南的造反组织是“二七公社”，于1967年2月7日成立而得名。那时候我父亲已经被关押起来了。“二七公社”的成立，他既没有参与，更谈不上支持。他1967年三月末还在被关押时接受一位解放军报记者的采访，说过同情二七派被抓的人的话，传出去后很感动了二七派，这样二七派就将他引为自己的“领导干部”了。

纪坡民总结说：“不是纪登奎支持二七公社这个造反组织，而是二七公社支持纪登奎当上了“革命领导干部”。

在打倒四人帮，整个造反派被污名化的背景下，纪坡民著文撇清他父亲与造反派的关系。他在文中还说，造反派支持他父亲，就像辛亥革命时武汉新军推举黎元洪一样。

当年我在数个场合，都在现场听到过纪登奎先生在群众大会上高呼，“和二七战友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一转眼就变成被胁迫的“黎元洪”了？

无论如何，纪登奎从高位跌落，心情难以纾解，是他六十五岁壮年遽逝的原因吧。

1978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河南省委领导班子，将刘建勋调离河南，放到北京搁置了起来，由于多年辛劳，其实那时刘建勋的身体很差了，文革十年间，他前后九次患大面积的大叶性肺炎住院治疗，而且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最后两次都陷于昏迷休克。而这时河南赵文甫戴苏理等掀起的“揭批查”强风却一阵阵刮向病榻上的老人。

1982 年1 月2 日，与刘建勋相伴终生的结发妻子陈舜英因心脏病发作未能得到及时抢救，在北京医院病逝。陈舜英出身名门，大学生，投身革命后出生入死，是行政九级的高干，在北京发病后由于户口还在河南，住不进大医院，只在医院病房的过道上摆了张床，她的辞世给刘建勋带来了致命打击。

在他们夫妇病重期间，由于他们的组织关系和供给关系一直还留在河南，在北京没有正式户口，所以就是想吃块豆腐也买不着，更甭说肉类⻥蛋。靠北京的老战友给他们送去些副食品度日。

想到后事，1982年年底，刘建勋留下遗嘱：“我死之后，请雪峰、润生、杨珏、鲁笳、友九、惠如、登奎、辛初、子厚、陈兰等几位老朋友替我向组织上讲一声，向熟人、朋友们讲一声。如果有机会，请一定替我说句话，我决不是赵文甫、戴苏理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1983年年初致信李先念，渴望一见，并再次表示“我回忆往事，相信自己决非赵文甫、戴苏理所说的那样，我是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

刘建勋是默念着“我决不是赵文甫、戴苏理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为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的共产党员”这句话告别他热爱和奋斗一生的尘世的。五千万河南人应从心里纪念祭奠他，1960年他将许多人从走向饿殍的路上拉了回来，文革十年他稳定河南大局，让河南人的生活不至于太差。他没有像潘复生纪登奎那样对自己的作为检讨求饶，而是铮铮硬骨。

但是，他还是要求他奋斗终身的中国共产党要一个“组织结论”，他去世之前没得到，中央内部在1978年曾有内部决议，要开除他的党籍，但没来得及执行。去世后他的儿子刘立强还不断为这件事奔走。

孜孜不懈，直到刘建勋去世12年的1995年，刘立强找到接替刘建勋任过河南省委书记段君毅还有在中央任职的李友九和杨珏，联名给中央组织部写信，郑重建议中央给刘建勋一个政治结论，说他不是“四人帮”的人。

像刘建勋这样的省级高官，又有不少位高权重的老战友，加上亲儿子的不懈奔走，身后要一个切合实际的政治结论都拖了12年，可以想见那些上访的普通百姓的艰难了。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上述六位引领河南三十年路线斗争的头面人物一个个谢幕而去，恩怨也都随风而解，但斗争中屈死的冤魂并没消散，而受惠的民众则会一代代感念良善执政者的恩德，永永远远。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