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16岁离家出走   闯荡上海苏杭

       旅泉

第二个中学死党就是小资程实磊，他穿着考究，戴一付金丝眼镜，喜欢说普通话，讲细节情调派头，对一切看不顺眼的统称“土八路”，一个典型的小资。

和小资一起玩乐器，家里有京胡二胡手风琴，但爱上小提琴。我俩心气很高，关门苦练凯撒36课练习曲，以为一努力就可以拉得像收音机里一样。很快发现我们的小提琴都是几十块钱的便宜货，音色跟收音机里的没法比。

我们所在的武汉市廿一中学，曾经是英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学校里面有一些老乐器，包括虎皮纹小提琴。我俩垂涎三尺，程小资让我找袁大炮去偷。我考虑了一下，觉得这点小事不需要找人，就找了一块烧煤炉引火用的木头，把学校院墙旁边的路灯敲掉，因为木头掉下来声音小。然后翻墙把乐器房撬开。

翻墙走了两趟，得到两把老款小提琴和一把独奏质量的二胡。本来还想偷走小号，但是那声音太暴露了。

因为没有高考，年轻人玩乐器的很多。我们卖掉了二胡和自己的初级小提琴，不仅完成了乐器升级，还余下100多元，加上我们手头上的钱，开始了自由周游世界的第一趟行程。

我们去了上海、苏杭、黄山。虽然后面又去过上海多次，还是第一次的印象最深，程小资的眼睛每天都能发现不少让人惊喜的细节，上海的糕点、西餐，比北京武汉的水平要高一大截；南京路是江汉路的前生；上海女孩比我们班的女生洋气；杭州西湖醋鱼想起就会流口水…..的确，后来怎么吃鱼都吃不出在西湖时的味道。

照片是1972年秋天在西湖。

我们一路玩了二十来天，直到弹尽粮绝。程小资胆小，如果我跟袁大炮，后事很难想象。

好一个致命转折口，这时如果我被偷盗的刺激所吸引，会轻车熟路的跟上袁家兄弟。

17岁，同班朱胖突然长得白白净净、高高大大，男高音天分爆发，唱得跟李双江简直没有两样，歌舞剧院和军队文工团都过来面试，可惜他出生大资本家，当时又特别讲这个，一直没有正式录取，但会经常借用。他名气一大就有很多个人和单位请去唱歌，我和程小资，还有学校一个弹吉他的就成了他的乐队。手风琴我也可以搞一下，不过比较老旧。所有的辛苦被人们称一句“琴师”，也就心满意足。

朱胖休息的时候，琴师就搞个二重奏，或者独奏新疆之春。接着又拜了一个市汉剧院乐队的小提琴老师。

老师要求也不高，他说小提琴是所有乐器中的尖端，他虽是专业，也只能在平地上走走。比如样板戏《打虎上山》那个刮风般的速度，剧团乐队指挥知道很难，仅要求搞准、踩稳每个乐句的最后一个音，中间则是可以瞎混混的。在他的指导下，我们的技术没有往科班方向发展，讲究实用，主攻演出不卡壳，调门随时可调整。

老师对我坚持不收费，来我家就是喜欢偷看我姐。那时搞文艺是最体面的的职业，他长相也算端正，很可能还有更多的想法，但光靠偷看有啥用？只能是蹉跎岁月。从头到尾我姐都没有正眼看过他，当然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这点半吊子技术后来下农村还派上用场。

我和程小资的演奏技术，应该是各有千秋、旗鼓相当，在谁是“第一小提琴手”这个大问题上，从头到尾都在纠结较劲。不解决这个问题，独奏由谁上？二重奏谁拉主旋律？都无法明确。在乐队里除了指挥，第一小提琴手的地位最高。演出完毕，出来谢幕，是由指挥拉着第一小提琴手，走向前台，向观众鞠躬，乐队其他人只能站在后面鼓掌。这些细节都是程小资津津乐道的。

小资他爸是个文化干部，老年得子，全家人都让着他。他非常看重的东西，没办法我也让着他。七七年高考，他没有考上，像天塌了一样，自尊心受伤。后来他发愤经商，第一批到香港掘金，第一批买商品房。钱赚了，派头有了，但因用力过猛，身体受损，30多岁每天就要注射胰岛素。

有一种说法；年龄越大，朋友越少，我50岁不到，程小资和袁大炮这二个青春岁月一起翻过墙，一起台演过戏的铁杆朋友都没了。

在温哥华寂寞的时候，我总在想，他俩如果有个电话，就容不得我寂寞了，一定是电话一通，神采飞扬。

前期回顾：

（一）家族兴衰 何须三代

（二） 民国到“解放”，祖宗全栽光

  (三）“死于非命”是我少年时代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