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各级领导可不能不在乎，张有智真的免去了一个县委书记的职务之后，各个县都动了起来。他们派出工作队，到每一家去做说服工作。实在说服不了，就得来硬的，一块地规划了让种茶叶，但已经种了庄稼的，当场套上牛犁掉。对于农民来说，把没长好的庄稼苗犁掉，就像从身上剜肉一样痛苦。但大多数农民对此只能接受，也有不服出来阻拦的，但工作队一般都有好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村干部也都兄弟子侄众多，他们占不了便宜。偶尔因为这项工作出的打架斗殴的事，只要不造成严重后果，一般都压了下来。

而真正因为这项工作出的大事实际上是一次酒后斗殴，一个后生自己的庄稼被犁掉了，心里不痛快，就在村里一个结婚宴席上，借着酒劲骂大队支书：“他算个逑，就知道一天跟着工作队狐假虎威的。”刚好村支书的儿子和几个侄子就在不远的另外一桌上，酒也都喝到了八九成，听见这话就过来把这人揍了一顿。这人也不是孬种，等那几个人打完又回去喝酒了，他跑回家拿了一个木匠用的锛子，当场砍死两个，另外一个送到医院也没有抢救过来。

砍人的那个人被判了死刑，自不必说，但这件事情太大，引起了媒体的注意。省报派出高郎来调查，一些对张有智不满的人就散布言论，说事情的根本起因是推广茶叶种植时工作作风粗暴，而这种作风来自于张有智的压力。张有智本人也知道这些言论，所以特别交代事发所在的那个县的书记，一定要按最高标准，接待好高郎。

那个书记不敢怠慢，亲自带着一众干部去迎接高郎，然后带着他去了本县最好的饭店，席间拼着自己的酒量频频向他敬酒。这种事情对高郎来说司空见惯，就像晓霞当年去大牙湾煤矿一样，他们下去采访一直都是这样的接待。可高郎自小就跟着爷爷见过大世面，小地方的殷勤和敬意入不了他的眼，他觉得那个书记酒席上给自己敬酒的时候居然没有把杯子放的比自己低——显然是没把他高郎放在眼里。于是回去先写了一份内参，把推广茶叶的过程添油加醋，说的简直是罪大恶极。

张有智见到这份内参吓了一跳，立马打电话质问那个书记怎么回事。那个书记委屈的说自己已经尽力接待了，他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了，给三十来岁的高记者敬酒，喝得去住了院。张有智赶紧又往省里打电话问了张生民，得到的答复是省里的领导都已经见过这份内参了，但具体什么处理意见还没有消息，有可能要开会讨论。张有智无奈的放下了电话，忐忑不安的坐在办公桌前，思谋着这事该去找谁帮忙，找三公子有点犯不上，省里的人吴斌为人厚道，但电话打过去他没在家。张有智就更害怕了，也许他就是去开会讨论怎么处理这个事呢。

吴斌确实在和乔柏年讨论这个事情，他和在座的几个领导一致认为张有智吃不起这个亏。现在他们那儿的茶叶已经开始见效益了，如果这个时候兜头给他一盆凉水，这个事情可能前功尽弃。当然这么大的事也不能一点说法都没有，于是给这个事情定性为酗酒闹事，和推广茶叶没有直接关系，然后又下达了另外一个文件，强调各级政府要注意工作作风。

这一关算是过去了，但再也没有人敢那样工作，茶叶的推广也渐渐降了温。但茶叶的发展却并没有停滞，最早一批栽上的茶树已经开始产茶。有了产量，每年都会有一些贩子上门来收，这可比种庄稼来钱快多了。这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其他村民也纷纷跟着做起了茶叶，张有智梦寐以求的规模终于实现了。就在出事的那个地方相邻的村子里，村民喝醉了酒又在骂他们的支书：“他妈的就是一个窝囊蛋，要是像人家那样逼着村民栽茶树，现在我也发财了。”

炒出来的干茶叶十几块钱一斤，按理说不便宜，但人们显然想挣的更多一点。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去卖茶之前，里面加一点打碎的糠，潲上一点水——平时不能放，那样茶叶会发霉——一包几十斤的干茶叶，根本就看不着。但一忙起来连打糠的功夫也没有，就随手从地上抓两把干土撒进去，摇一摇，什么都看不出来。

还有人在卖茶那地方的后院把袋子打开，往里面撒尿，有人看不过去了，就说那个人：“那都是往嘴里进的东西呀，你活糟蹋人哩。”

 “卖茶叶都往里面弄点东西，我不弄不就吃亏了吗？”

“那你弄点水也行啊。”

“水离的那么远，多费劲啊。” 那人摇了摇，把最后一滴尿抖到茶叶口袋里，把口袋晃了几下，扎了起来，笑着说，“你怕啥哩，这都是有钱人喝的，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