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穿八十年代，元老們的確不時發起反自由化，但每一次反自由化，都是短命的，緊跟着是全國性下一輪更大的自由化。這也包括胡耀邦下台那一次。1987年春，胡被保守勢力逼迫下台，中國開始了新一輪反自由化，但結果呢？隨着時間推進，1987年卻成了中共體制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年。年底，趙紫陽為首的改革開放以來最年輕最自由化的班子，穩固掌握了中共的日常權力。是誰在背後操控這一切，是誰在整個八十年代，在與保守勢力周旋中，為改革派護航？答案很難找到嗎？

指責鄧小平沒有早些分權讓權，尤其是讓出他手中的軍權，進而導致了中共維持專制體制，這是不客觀不公平的。他把軍權讓給誰？讓給胡趙？於是只要鄧小平讓權，於是元老院就會解體，於是就不會再有反自由化，於是胡趙就能號令天下？你可以這樣斷言，那是你的自由，但這樣的幻想，不是漫長的中國專制歷史所昭示的。

鄧小平犯過許多錯誤，實際上他給自己三七開。他沒有謀求過家族利益，他更沒有謀求過君臨天下的獨裁統治。以他的白貓黑貓性格，如果他覺得時機成熟，我不懷疑他也會讓出軍權。

毀掉中國的，是八九年那個愚蠢的年頭。而六四，不過是個句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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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明網友再一次啟發俺深入思考鄧小平以及中國的改革開放。這一段留言關於鄧不能讓出軍權的分析看法，有很強的邏輯性。這其實就是新威權主義的核心。

自上而下的改革，都需要權威與權力。王滬寧出道最早就是為這種新威權主義鼓吹的，連趙紫陽也非常欣賞，全力支持趙紫陽的鮑同，也是改開後最早的一批新威權主義支持者鼓吹者。甚至可以說，當時凡是支持鄧小平改革開放的，都接受並支持這種新威權主義。根本原因是，這是有別於毛澤東華國鋒的“新”的權威，新的威權。如果要改革，沒有權力威權怎麼行？

但是，人們忘記看到，這種改革，並不觸及統治社會的“一尊威權”本質，只是用一個威權取代另一個威權。而這個“新威權”，儘管從多方面明顯與毛澤東的獨裁有區別，但這只是最高威權執政者統治的理性與政策差別，在維護整個天下一尊，萬民俯首，實現萬國來朝的最基本制度最終理念目標上，沒有任何本質差別。因此，無論怎樣風起雲湧甚至翻天覆地，還甚至達不到克倫威爾共和革命的程度，本質上除了沒有千百萬人頭一下子落地，也沒有超越中國歷代的造反爭王改朝換代，包括毛澤東鄧小平親自發起領導“成功”的共產革命。因為所有這些改革與革命，都是威權極權換成另一個威權極權，並沒有分解裂變國家一尊最高威權，產生出任何對最高威權的制度性制衡機制，這就是革命以暴易暴，仁政改革避免革命卻回歸暴政收場的循環。因為這些革命和改革的發起者擁護者，都壓根兒只忙着去建立與擁戴一個新的力大無窮的威權，替換那個萬人詛咒的老威權。

其實，鄧小平本人，一直提醒人們不要忘記他只是個承繼老威權的新威權。他不斷要求全黨甚至世界都完整知曉的，就是兩點：第一，他是個真正的中國共產黨人，他的理想意願目的手段，都是為了保證中國共產黨用鐮刀斧頭槍桿子奪取的政權穩固傳承：第二點，就是在第一點的基礎上，要認識到中共確實遇到了執政危機。要化解這個危機，中共必須依照他的方式進行變法改革，也就是大幅度調整內外政策，內外都實行“讓步政策”，韜光養晦，從長計議。他並沒有刻意隱瞞任何一面一點。看不到這個完整的鄧小平的，是兩種情況：一是從自己的理想出發，把自己的願望期望對偉人明主的期待，當作事實與現實；這一類包括擁護與反對毛澤東共產黨的兩種人都有。第二類就是從自己的既得利益出發，不在乎老鄧的這一面那一面。這也包括擁護和反對毛與共產黨的兩類人。俺很早說過，包子其實也主要是靠這種黨員與大眾理想期待他是自己利益要求的代表，而獲得空前權勢的。這就是政治家必須掌握的一種民心民意奧秘，無論是專制還是民主政府。專制政府利用這種民心有特殊專利，因為他們壟斷宣傳輿論可以指鹿為馬，加上至高無上的生殺予奪之權。前者可以拎着所有人的耳朵掌控所有人的眼睛，後者可以讓任何人進行唯一選擇：看見黑雪的活着，看見白雪的見血。鄧的不管白雪黑雪，就開創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對他的評價，可以如同克倫威爾和王安石一樣留待千古爭論（當然，即使對於希特勒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估計一萬年之後也會有人將他們視為人類大英豪呢）。

說到克倫威爾的共和革命，也是一步步擁有實力聲望才成功的——而他的成功實際上是英國的倒退，因為斬首國王剷除王室，也從根本上廢除終止了《大憲章》，失去社會多方妥協分解裂變最高威權，失去對最高執政者的制衡。這其實也是戰後美國保留日本天皇的最根本原因。由一個民族認定的神王來宣布投降並宣布自己不是神，並且經過戰勝國占領者美國刺刀下的剛性立法規定，天皇只是一個國家民族歷史傳承團聚的象徵符號，這對日本的社會穩定以及民主和平改造，其意義遠遠大於純粹的冷戰考量。從此後日本的天皇，與英國國王一樣，成為國家傳承穩定一個不可或缺的有機構成部件。英國是內部產生出這種理念機制，日本是不可抗拒的外力改造。這樣的國王延續存在，與美國不需要國王，但是鐵定的政教分離三權分立一樣，是鎮國之寶。今日美國英國日本，就代表着現代民主國家的形式多樣與社會多元，最核心就是用多方制衡，各條邊長可以一定範圍程度延展伸縮，但是相對穩定的三角形，保持社會動態穩定，不需要爭奪“一尊”獨裁無上威權——國家社會沒這玩意了。（設想一下一個三角形多邊形某一條邊可以延長到無限，成為漂亮的一條線，不是麵條，人們還必須說是包子啊）。

王安石變法，歷史成就堪比鄧改，也是失敗告終。北宋中葉以後，王朝內外交困。官僚機構持續膨脹，“一官三人共之”。人民受高利貸和大地主層層盤剝，導致“公私之債，交爭互奪，帛未下機，谷未離場，已非己有”，“死者道路積，城市接田野”。官府卻“暴斂不暫息”，人民生活日益痛苦，激起了一系列民變：真宗朝有李順等領導益州之亂，之後持續爆發不同規模的匪亂，“一年多如一年，一夥強如一夥”。皇家國庫入不敷出。外部方面，由於實行“兵無常將，將不專兵”的更戍法，導致北宋軍隊指揮系統極度混亂，戰鬥力低下，在和遼與西夏的戰爭中敗多勝少，民族矛盾日趨激化。為了應對同遼、西夏等少數民族政權的大規模戰爭，以及緩和內部矛盾，北宋政府常在荒年招收流民入伍，以至於北宋兵力臃腫，到仁宗朝西夏事起，總兵力已達一百二十五萬之巨，形成所謂“冗兵”問題，巨大的軍費支出更是令北宋王朝捉襟見肘。這和毛死時中共國的狀況極為類似，不同之處只是在於極權之下，沒有梁山泊井岡山的立錐之地，但是遍地餓殍，死鬼活人都是鬼魅，皇宮實際上與閻王殿沒差別。

王安石的變法，是為了鞏固皇權為目的之大刀闊斧改革，核心是富國強兵，興辦實用教育。富國之道是給草民鬆綁，推出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勻稅法，市易法等。王安石重視官員治國能力，為確保質素，科革不再考詩賦，而改考更實用的經義和時務策，改善政府治國能力，又設立大量新科目，如武學、醫學、律學，培養大量專業人士。

這些實際上就是後來中共御用著名史學家翦伯贊所稱的“讓步政策”，也是至今還受到擁護讚賞的“開明專制”。王朝暫停對草民的殺雞取卵式統治，施“仁政”取代暴政，但是這些“仁政”的推行，是以確保王權至高無上，並且以至高無上的王權來推行的。草民到文武百官甚至諸侯，都只能被動接受“恩賜”受惠一時，不可能擁有任何一點點皇帝讓渡的不可剝奪的基本權利。因此，王安石死後，司馬光可以一瞬間廢除這些“變法”，連今天包子這麼好幾年拙劣但有效的戲法都不要玩。司馬光為何要廢除王安石之法？核心要點就是，今是昨非以建立自己幫派的最高權勢。但是這個“是非”，絕不是否定絕對不可讓渡分享的一尊皇權，更不是讓草民乃至百官擁有任何不可剝奪的權利，決不可能出現與容忍，農家的破茅棚，“風可進雨可進，國王非請莫入”。

在王安石之前最厲害的變法，則是商鞅。商鞅本人被車裂，但是他的變法最成功，“馭民五術”成為中國自秦以來帝王獨家秘籍。關於商鞅變法，就不需要多說了。俺有多篇專門談這位學者首長的不朽功勳。要多了解一些的，俺強烈推薦老魚最近這篇文章：《為什麼說商鞅變法徹底毀了我們》。商鞅之術，今天的王滬寧王岐山包子都在用。老鄧也沒有批判過這位商鞅長老，也不可能打倒商鞅。為何這樣？不只是因為商鞅是惡政暴政苛政，王安石是仁政，更重要的是商鞅真正變革了制度，以惡定性人性，用帝王集中與一身一人的大惡集權大一統，養蠱之術治全民之眾惡，打造出了近乎完美的絞肉機，完美到把自己都攪拌進去成了肉泥。如同劉少奇教育全黨，以黨性消滅人性一樣。劉少奇也非常成功，成功到自己一點點人性都連着肉體被黨消滅，但是他的精神理念以及這架機器永存啊。蔣經國到李登輝，還有弗朗哥，把什麼都交出去了，交得如此徹底，乃至於沒有任何一個台灣人西班牙人，如今還夢想有着至高無上權力為子民造福萬代呢。

鄧小平有着比王安石更高更多的威權，因為他不是宰相而是無冕之國王，而且是實際上的宰相與國王大元帥一人兼任。他的方略成就也不輸給王安石。正如王安石沒能夠把大宋變成大英一樣，老鄧無法，也不會，甚至絕不容忍，把大黨王朝變成真正公民民主共和國家社會。因為中國人民不答應啊。

雖然中國古人也對帆船能夠逆風而行感興趣，但是他們還是只希望一帆風順，尤其討厭不同角度東西南北風同時刮，只希望並只相信，一根權杖指哪打哪所向無敵；中共用最簡易的口號概括了：黨叫幹啥就幹啥，黨叫多傻就多傻。雖然懂得勾股弦，但是不研究三角形的穩定性，更痛恨“分權制衡”，痛恨反作用力與負能量——包子確實代表這種愚頑不靈民族精神，甚至還有智慧膽量啊——毛周江胡都不敢這樣向阿基米德和牛頓叫板呢。

今天向世界某些部落宣講阿基米德與牛頓，最差不過是對牛彈琴，牛不會被冒犯。但是，在中國，向大學教授院士宣講這些原理，他們都會大驚失色——不是他們不懂，而是這犯天條啊。

但是，這個十幾億人的國家確實明白並擁有船堅炮利，甚至超級電腦。令人發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