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逃兵吧——重读《六月的逃兵》有感

作者：编程随心

《六月的逃兵》这篇文章我最早是在十几年前就读过，以后每次读它，眼睛都不由得湿润起来。

在文章里面，主要人物都变成了“逃兵”: 主人公即使非常害怕，但依然守住了自己的职业操守，做了自己认为该做的事情，然后当了逃兵；机场的美国人罗伯特，心存歉意，当了一回“信鸽”，再做了逃兵；北京饭店的国安人员，因为愤怒于中共的镇压，放弃执行上级的命令，也做了逃兵。

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英雄：在大事发生的时候，遵从本心，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写这篇文章，另外一个目的是向对面喊喊话，看看能不能起点作用。以下文字是写给【在大陆的（网络）警察、国安和国保人员】的：

像你们的前辈学学，请【人道对待】像“编程随想”一样被你们抓捕的【思想犯】（和维权律师），因为：

１.　中共垮台的日子不远了，如果那天到了，你们在人道范围之外所做的恶（比如刑讯、虐待）一定会被清算。

２.　即使中共不垮台，以习近平多疑且喜怒无常的性格，说不定哪天你就为过去做过的某件事情而被“刀刃向内”了。即使你离习近平隔着无数层级，但黑锅一样有可能落在你的头上：按照大陆的官场文化，脏活累活下属干，黑锅也要下属背，这没错吧？所以，把你【所有的】心思放在防范领导和同事上面，提放那些飞来的黑锅，少想那些祸害人的坏主意。另外，遇到大事注意保留证据，如果不能留证那至少也要写个日记，说不定将来这些东西就能救你一命。

３.　这是一份注定不会有成果的工作：民主思想和普世价值是全人类执行的道德标准，参见联合国人权宪章。它就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孔不入：你抓了一个“编程随想”，删了一千个帖子，就会有更多的“编程随想”冒出来，有更多的帖子把你们淹没。

４.　当中共的铁拳砸下来的时候，你的工作并不能保护你的家人、亲戚和朋友：

• 在疫情封控期间，他们有没有挨饿？即使没有，那你知不知道，２０２２年其实全世界都逐步放开了，唯有大陆因为习近平的顽固和愚蠢继续“动态清零”，把【你们所有人】多封在家里【一整年】？

• 在２０２２年１２月无序放开的时候，你的长辈中有没有人因病去世？其实如果有【有效的】疫苗和充足的医疗服务和药物，他们中的一半还可以活着，继续含饴弄孙。即使你很幸运没有家人因为突然放开而离世，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群里面【都有】他们吧？他们都有【感冒药】吃吗？你想没想过：疫情三年【所有人】因为封城所遭受的痛苦和损失，【都白受了】！

５.　从等价交换的角度来说，你的工作就是交换：共产党如果给你高官厚禄、全家的荣华富贵，你就把命卖给它；共产党如果给你一份马马虎虎的糊口工作，你就马马虎虎地干着——领导看不到事情，你也不用“看到”；共产党如果（因为预算不足）砸你的饭碗，你可以考虑掀它的桌子——在匿名的条件下向境外媒体揭露他们的丑恶。

６.　“养匪为患”的道理你懂吧？所有的异见人士其实也是你们的衣食父母，没有了他们，你们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不要把事情做绝。

７.　李文亮医生说过：“一个正常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现在国内的媒体全部被中共掐死了，一些北京长峰医院火灾的死者亲属居然是从CNN看的消息，境外媒体成了唯一（起一点点儿作用）监督中共的工具。这种舆论监督，你和你们家、你们全村儿都是受益者。所以，篱笆不要扎得太紧，墙不要砌得太高，善待那些翻墙和转发外媒消息的人。

最后，如果可能，做个逃兵吧。 

【转发】六月的逃兵

作者：逃兵

（图片说明：六四天安门事件期间，这个被称作「王维林」的年轻人正在用自己的身体阻挡一队在天安门附近长安街上的坦克。这张照片是美联社记者Jeff Widener在1989年6月5日，离事发地半英里外的北京饭店6楼，用一支400mm镜头拍摄的。)

https://2newcenturynet.blogspot.com/2019/07/blog-post_665.html

有一年，也是六月。我在美国的三大媒体公司之一做事。那是一个多事之春。从年初开始，就是前中共领导人的去世，然后又是前苏联领袖戈尔巴乔夫访华……到了六月初的一天夜晚，多事之春终于被划上了一个巨大的惊叹号，和一个更大的问号。

我那时还是中国公民，第二天早上，便忙不迭地去找到我的老板：是非之地，呆不下去了，我要辞职，脚板抹油，走人。

不曾想，老板也正在找我。他说，在北京饭店里，有一个我们的澳洲摄像师和他的英籍录音助理，刚刚拍下一些很重要的材料。老板说，要我自己亲自去取，而不是派在我手下帮忙的20来个广播学院的实习生去。这对我来说，可就进退两难了。本来我是来辞职的，现在却被派了任务，而且显然是挺重要的任务：到这一天以前，我从来没有过任何一次，需要自己去什么地方送取什么东西的。

我那时年轻，脑袋容易发热。这家公司对我很是不薄，80年代的中国，一天能付200美元，还是现钞。我想来想去，觉得不好在这个时候给人家掉链子，于是就答应了。但是，刚刚答应之后，就后悔了。因为老板说，"外面据说还算安全。"可我从他的语气中，能听出来他的这句话，还不如不说。外面显然不是那么安全。

我从我们办公的王府饭店，步行到了北京饭店。上午10点多钟，但街上很少有行人。偶尔能听到，有清脆的鞭炮般的声音，从各处传来。在长街的转角处，我看到一些北京市民，捶胸顿足，低声怒骂。一个老者，被几个年轻人两边架着，疾步向协和医院奔去。据说他的嘴被枪弹从一边打入，又从另一边穿出。老者低着头，身体向前倾着，显然是万分痛苦。

到了北京饭店大门口，只见一排很多个玻璃门都关着，只留了中间的一个，半开半掩，将将能容一个人侧身穿过进去。门边上，从里到外站了至少有一打身穿便服的，在那里执行公干的人。

我硬着头皮，向他们走去。

我的背包里，放着一盘刚刚启封的，全新的录像带，是为了换下我要取的那一盘有了素材的带子的。我面对这些执行公干的同胞们，心里尽量坦然地安慰自己说，我身上什么都没有，这带子上更是什么都没有。

一边想着，一边我已经与他们擦身而过，走到了大厅里。我只觉得，身后有很多眼睛在盯着我。但是，直到我走进电梯，看着电梯关了门，始终没有人喊我停下。

到了14楼， 我找到了我们的摄像组的房间，上前敲门。只听里面一阵悉悉索索，半天才开门。却原来两个老外以为是来抓他们的，先把摄像机从凉台上撤下来，藏到了床底下，然后还换上了睡衣，看上去俨然一对同志哥的样子，甚是可笑。见到是我，他们认识，松了一口气，立刻又把摄像机架回凉台，一边，摄像师把我带去的录像带装进机器，一边，录音师把我来取的那盘录像带交在了我的手上。

我乘电梯下楼，走到前庭。这一次，我的包里面放的，是有了内容的录像带。向大门口走去的时候，逆光，只觉得那门里门外，人影憧憧，但是都一动不动，明显是在盯着我向他们移动。那几十步，实在是我此生迈得最沉重，最漫长的步子。

当我走到那门口时，我终于可以看到那些人的脸孔。我只是感到，一种无声的压力，一种……愤怒。只是，他们还是没有拦住我，任我走了出去。

我离开北京饭店，快步走回王府饭店。刚一到，编辑就把我带回的录像带拷贝出来。他们拷贝的时候，我有意躲得远远的，不想知道那上面是什么。这样，如果有问题，我可以一问三不知，一推六二五。当然，这只是我自己主观地在自厢情愿，或者叫自欺欺人。

我正在想着对老板说辞职的事情，突然，老板又让我把那盘录像带的拷贝送到首都机场去"放信鸽"。我没辙，只好又去了机场。我对自己的安慰还是，我对录像带上的内容，一点都没有概念。

"放信鸽"是美国电视的专业用语，意思是，到机场等地方把材料交给任何看上去可靠的旅客，给他／她一些酬劳，托他／她带到航班要去的地方去。这是一个卫星传播普及以前的古老做法。但是，北京这个时候的卫星传送早已被切断，只有回到这个办法了。

首都机场里人山人海，都是惶惶然急于离开北京的外国人。除了人多以外，还有一点让人毛骨悚然：诺大的机场大厅内，排队的，挤来挤去找地方的人们无数，但多数都是一言不发，面色焦急，凝重。与平时这里那种人声嘈杂喧嚣相比，这个时候，空气中竟凝固着一种令人几乎毛骨悚然的－－寂静。偶尔有人小声说话，也是莫名其妙的谨慎，好像不愿对方听到似的。

我在去香港的航班队伍中，找到了一个40岁不到的，商人模样的美国人。我将挎包里面的录像带拿出来，和一张100美元的钞票一起递给了他，一边解释说，我是某某美国电视公司的，请求他做我们的信鸽，希望告诉我他的名字，我好回到办公室就传真到香港，这样他下飞机时，就能立刻交给我们在那里接机等他的人……那时离开1997年还有好几年，香港的卫星传输系统自然没有被切断。

那个美国人看着我，又看了看手中的录像带。然后，他点了点头，脸上几乎没有表情。我记下了他的名字。罗伯特。罗伯特对我说了几句话，让我永志难忘。但是，请容我等下再复述。

我离开机场的时候，也许是疑心疑鬼，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我对自己唯一的安慰还是，我对那录像带上的内容，一无所知。

回到市内的办公室后，我再也不敢耽搁了，马上找到了老板，告诉他我完成了最后的任务，但是对不起，本人是个逃兵，现在不得不请辞了。老板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和他不同，是持中国护照的人。他想了想，表示理解，给我开了工资，放了生。

多少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也一度慢慢被淡忘了。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一个画面，一个被称为20世纪最能展现人类大无畏精神的画面。

我的记忆被激活了。

1989年的6月5日上午10点刚过，一个身穿白色衬衫的中国男青年，赤手空拳地横然挺立在隆隆的坦克车队前面，视死如归。包括我们和其它为数不多的几家境外新闻公司，在他挡坦克的长街旁边的北京饭店的楼上，拍摄下了他的形象。

数分钟以后，我在辞职的话还没有说出来之前，被老板指定，要我必须亲自去北京饭店，取回一盘录像带。取回来之后，又万般火急地要我去首都机场"放信鸽"……

从时间，地点，和重要程度等方面看，我这个逃兵，在完全不情愿的情况下，在每时每刻都在用"我不知道录像带上面是什么内容"试图自我安慰的情况下，无意中却给全世界在第一时间内送去了那一整代中国人中，最后一个不肯当逃兵的人的图像。

这里，我要特别说一下，我不是没有帮助和支持的。我今天想起当时的场面，我要专门地感谢北京饭店大门口，那些身着便衣的，执行公干的北京同胞们。以他们所在的位置，掌握的情报，和他们拥有的技术条件，说他们不知道14楼上有我们的摄像组在拍摄，是全然不可能的。说他们不知道我乘电梯上到14楼，并拿回了那盘录像带，是更加不可能的。但是，我刚才说过，他们看着我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愤怒。作为一个一心在想着当逃兵的我，自以为他们的愤怒，是冲着我来的。但是，我忽略了一点。这些人，下班以后，也是北京的老百姓。子弹绝对不会因为他们白天所做的工作，而躲开他们的亲人，朋友，街坊。今天，我只有一个解释，能够说通为什么他们放我进入那只容一个人出入的大门，又眼睁睁让我从那门内出来。这就是，他们做出了个人的或是集体的，绝不是没有危险后果的决定，他们要让世界看到那个大义凛然的同胞的形象，和他头上勇士的光晕。

最后，让我告诉你，首都机场上那个美国人罗伯特对我说的是什么。

"我十分，十二分地感到内疚和惭愧，在中国人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有选择逃离，而且有这个特权能够逃离。这个钱，我不能拿。我虽然不知道这录像带里面是什么。但是请你放心，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护它，把它送到它应该去的地方，也算是我个人为中国人做的一点点事情。"

我今天回忆这些的时候，唯一的遗憾就是，罗伯特和我这一对逃兵中，有一个恐怕将永远不知道我们在逃跑的路上，有意无意地为世界做了什么。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