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歷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這已是常識。但在現實中，我們常將人物簡單化，將其某方面的政治傾向“標籤化”。在政治鬥爭中這或許是難免的、必要的，但轉換視角，着眼於歷史，終究要洗去其神聖化虹彩和妖魔化油墨，還原成人


　　中共“左王”另一面：曾是有良知有膽略的改革闖將

　　《伐林追問》第112期，2020年6月22日首播

　　◆高伐林


　　探討歷史事件是非、歷史人物功罪的過程中，人們可能遇到各種意外反轉。很多情況下，是因為社會政治出現了巨大的轉折，導致對歷史事件的判斷、對歷史人物評價突然翻盤。記得我1978年進了大學後，上中共黨史課，老師給我們一些黨史權威的文章做參考，讀到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胡繩的文章，大講彭德懷怎麼反毛澤東思想，百團大戰怎麼違背了毛澤東的戰略部署；不料，沒過幾天，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過後不久，1978年12月24日，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追悼大會，為彭德懷和陶鑄平反。也巧，過了不久，我們又讀到胡繩演講，大談彭德懷的豐功偉績，真讓我們哭笑不得。這像不像喬治·奧威爾那本不朽名著《一九八四》中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他在“真理部”的繁忙工作，就是根據執政黨的路線、口徑變化，一遍又一遍地重新編寫過去的報紙，改寫歷史記載。

　　中共出版的黨史書籍汗牛充棟，卻經常隨着政治形勢變化而修改。

　　在平反冤假錯案那樣的特殊年代，這類例子舉不勝舉，每天都有一些名字從恥辱柱上被解下來，供奉進忠烈祠。也有倒過來的，像康生、謝富治，他們的牌位從忠烈祠搬出來，釘上恥辱柱。
　　平反高潮過去之後，沒有那麼密集和有戲劇性了，但是還是有讓自己大吃一驚的事。例如，大約在十年前我讀到一篇回憶錄。各位一定知道，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中，除了林彪夫婦和兒子等人乘坐的256號三叉戟專機之外，那天晚上還有一架直升飛機在北京沙河機場起飛，最後被迫降，周宇馳、於新野兩人開槍自殺身亡。過去說他們是林彪兒子林立果小艦隊成員，陰謀謀害毛澤東，圖謀失敗，死有餘辜。但是這篇相當長的回憶錄，作者署名向紅，是周宇馳的女兒寫她的父親，是提交給北京“九一三”40周年文史研討會的書面發言。文中將36歲就自殺的父親比作現代刺秦王的荊軻，他與同伴義無反顧，捨生取義，是雖死猶榮的先烈，用生命譜寫了對國家和人民的大愛。

　　周宇馳夫婦。1971年2月攝於北京。

　　作者文中的觀點，我未必都同意，但她提供了獨特視角。我當時剛剛接手擔任《新史記》雜誌的主編，將這篇長文發表出來，最近在網上還讀到此文在廣泛流傳。
　　上面說的是一種情況：隨着觀念的變換，對歷史事件和人物有了不一樣的評價。也還有另一種情況：不是由於觀念的變化，而是由於事實的變化——人們根據掌握的情況，形成了某種評價，但過了一段時間，有些新材料被發掘出來，有些新的知情人披露了一些過去鮮為人知的情況，於是原來的認識，要麼被顛覆，要麼被修正。
　　這方面的例子，我想舉一下胡風事件。
　　1955年批胡風事件猛然升級，大家知道與一個名叫舒蕪的學者有關。舒蕪自1943年與胡風認識，成為胡風的學生與朋友，在批評胡風文藝思想的浪潮中，舒蕪交出了他手中保存的大量胡風和朋友們的信件，這些信件被中共列為胡風等人“反黨”的證據，毛澤東摘錄這些材料，加編者按交《人民日報》發表，胡風的問題也因此由“文藝思想”、“宗派集團”升級為“反革命集團”，數以百計的人被逮捕，2000多人受牽連，家破人亡。

　　胡風與妻子梅志。攝於1982年。

　　“胡風案”中受迫害而活下來的人，很少有人肯原諒舒蕪，大家都鄙視其為人，說他是叛徒、猶大、是“共和國第一告密者”。我很長時期也這麼看。但後來我了解到：原來那些信並不是他主動上交的，是當時《人民日報》編輯葉瑤在領導要求下找到他家去要的。對他的反感就減弱了幾分。後來又看到更多的材料，例如學者周筱贇等人披露，早在舒蕪交信之前一年的1954年，胡風就給黨中央寫信，引用私人信件和私人談話內容，揭露舒蕪惡毒攻擊人民解放軍、攻擊毛澤東思想，是打進黨的內奸，是叛黨分子；胡風寫道：“和路翎同志談到他，才知道了他在四川參加過黨，因被捕問題被清除出黨以後表現了強烈的反黨態度的情況。這出乎我意外，怪路翎同志也來不及了。過後回想，才明白了他的一些表現並不簡單是一個封建家庭子弟的缺點和自私的欲望而已。”

　　舒蕪被稱作“共和國第一告密者”，實情卻遠為複雜。

　　胡風給黨中央這封信俗稱“三十萬言書”，第一、二、四部分均公開發表，唯獨其中有揭露舒蕪內容的第三部分過去沒公布，只收在在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胡風全集》第6卷。舒蕪也是到晚年才知道這件事。胡風判斷錯了當時的政治形勢，自認為自己的文藝思想最符合馬列主義，不滿當時主管文藝的周揚，要爭奪馬列文藝理論話語權。但是毛澤東卻傾向了周揚這邊。歷史就是這樣令人哭笑不得：如果是胡風告密成功，那舒蕪就成胡風，胡風就成舒蕪了！
　　我並不認為舒蕪向組織上交私人通信是正確的，更不認為中共索去信件、又據此把胡風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團”大肆迫害是正確的。交信是舒蕪一生最大的錯誤，他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反右”時被打成“右派”，夫人陳沅芷在中學當教師，文革之初被中學生捆綁起來活活打死。我覺得值得深思的是，為什麼兩個人在互不知情的情況下都做出了類似舉動？胡風主動揭發，欲置舒蕪於死地；舒蕪則上交私人信件，成為當局給對方定罪的證據。這裡面，有比個人自保、比賣身投靠更深、更可怕的制度根源。

　　　　《舒蕪口述自傳》（人民文學出版社）

　　無論什麼歷史人物，都是人，不是神，也不是鬼。但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更常常見到這種現象：將人物簡單化，突出宣傳人物某一方面的政治傾向和主要特質，捨棄人的其它方面。如果說激烈的政治鬥爭關頭，還多少是可以理解、有時甚至是必要的話，關心歷史的人，終究要洗去其神聖化的虹彩和妖魔化的油墨，將其還原成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江青、胡耀邦、趙紫陽，乃至更早的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汪精衛，外國的列寧、斯大林、希特勒、波爾布特、金日成、馬丁路德金……沒有誰不是如此。
　　我們談到胡風事件，在這個事件中，有些人，有些情況出乎我的意料。例如，胡喬木。他在建國初期擔任中宣部副部長兼秘書長，又是毛澤東的政治秘書。在中宣部工作了多年的阮銘就對我說過，胡喬木在部里的會上發言，人們搞不清哪些是他的個人意見，哪些是毛澤東的意思，中宣部長陸定一也只好聽他的。

　　1983年2月，胡喬木（右）看望陳雲。

　　胡喬木對胡風案說過分量很重、含義甚深的話。他給《人民日報》寫過一個編者按，說有個“以胡風為首的文藝上的小集團”。不過，在給胡風問題定案之際，這位後來有“左王”之稱的胡喬木，卻是反對定其為“反革命”的。學者謝泳說：胡喬木曾回憶“抓胡風，我是不贊成的”；這個說法，在陳清泉、宋廣渭《陸定一傳》中得到旁證：“陸定一說過，胡風案件要定‘反革命’性質時，毛澤東找了他和周揚、胡喬木商談。毛澤東指出胡風是反革命，要把他抓起來。周揚和陸定一都贊成，只有胡喬木不同意。”胡喬木這樣表態冒了一定政治風險，據當年參預審查胡風案件的人證明：“胡喬木還說，他對毛主席的決定提出不同意見後，擔心自己的政治生命可能就要完了。”
　　前一段時間我們在節目中，經常談到一位被視作站在改革開放對立面的人物，後來也有“左王”之諡的鄧力群。鄧力群被眾多知識精英認為很壞。鮑彤回憶說，1987年7月7日鄧小平召見胡耀邦辭職後成立的代行中央常委職權的五人小組之後，“啟立找我說：‘小平同志說，鄧力群的形象太壞。’這大概是小平的原話。”

　　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

　　1983年我曾經從團中央宣傳部被借調到中宣部宣傳局，工作了將近半年，去籌備一個關於建設文明城市的會議，同時參與起草一個文件。在中南海裡面上班，走廊同一側，隔兩扇門還是三扇門，就是中宣部長鄧力群、副部長郁文的幾個辦公室，鄧力群的辦公室常年關着，不見人影。人們告訴我說，鄧身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書記處研究室主任，通常在研究室那邊工作，很少來這邊。後來我們在福建三明市開文明城市建設的經驗交流會，鄧力群來了，開完之後，福建省委安排我們到附近的風景區旅遊，項南陪着鄧力群也去了。我印象很深的是，鄧力群的身材呈圓桶狀，寬度與厚度基本上差不多，那次要過一個“一線天”，最窄的地方大概只有20多厘米。我當時比較年輕，都要側着身擠過去，不知他在我們前面是怎麼過去的？

　　福建一線天。這麼窄的岩石縫隙，身材壯碩的鄧力群是怎麼擠過去的？

　　福建的幹部說笑：前面有人使勁拽，後面有人用力推。到了山頂，東道主鋪開了宣紙毛筆，請他題詞。鄧力群大筆一揮寫道：十年後再來此聚會（大意）！引起一片笑聲。大家都知道他是開玩笑，誰也沒有想到，他居然又活了32年。
　　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們不斷地聽說這位意識形態主管的斑斑劣跡。夥同胡喬木搞清除精神污染；在整胡耀邦的五個半天的“生活會”上，他就講了五個多小時；胡耀邦下台之後，他策動自己的人馬大搞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鬧得烏煙瘴氣；後來趙紫陽在中共十三大上嘗試“黨內民主”搞差額選舉，鄧連中央候補委員也沒選上。鄧小平等元老們本來有安排讓他進政治局的，完全落空，我們聽到他落選的消息，奔走相告，真是覺得大快人心！
　　但是2013年，我讀到被李鵬定為趙紫陽“黑線”兼學潮“黑手”、而成為頭號通緝犯的陳一諮的回憶錄。其中寫到1980年，他組織了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得到鄧力群的大力支持。這些事其實以前也聽說過一些，但後來被鄧力群左的嘴臉完全遮蓋了。

　　鄧力群在文革期間支持鄧小平搞整頓，改革開放初期對農村改革起了重大作用。

　　“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是一群自願者的自由組合，但卻頗有深度地參與了高層決策，在中國80年代的改革中發揮了相當重要而獨特的作用。思想史研究者錢理群說過，在發展組誕生和成長中起到決定性作用的是“兩個人”，一個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央高層的主要參謀”鄧力群；一個是國家農委副主任，後來是中共農村政策的具體主持制定者的杜潤生。
　　鄧力群在文革還沒結束、鄧小平搞整頓的1975年，受到鄧小平信任，是當時著名的“三株大毒草”中第一株《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的主要起草者。陳一諮在文革後期認識了鄧力群的兒子鄧英陶，進而認識了鄧力群，對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和中國農民極其悲慘的處境，他們有過深入交流，有着高度的共識和默契，陳一諮得到鄧力群的充分信任。2008年，寫《趙紫陽傳》的盧躍剛在美國訪談陳一諮，陳一諮告訴盧躍剛，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之後鄧力群挨批挨整，做了最壞打算，甚至向陳一諮“託孤”。

　　陳一諮

　　陳一諮在1980年組織“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鄧英陶自然是發展組核心成員，鄧力群的女婿杜鷹也是發展組成員。這個組有很深的高層背景，胡耀邦、鄧力群和杜潤生都是支持者，有明顯的體制外民間色彩，沒有人事編制；卻被體制承認，掛靠在中國社科院農村經濟研究所，然而是獨立運作，資金來源於國家農委、社科院，他們出行調研，拿的是國家農委和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介紹信，來頭大得很！陳一諮本人就是胡耀邦同意、鄧力群親自辦理，從河南調回北京的。1981年2月12日正式成立之際，鄧力群和杜潤生都出席講話。鄧力群說：不了解農村就不了解中國。在包產到戶問題上，陳一諮之所以態度最堅決，與鄧力群的大力支持有直接關係。
　　1979年，陳一諮拿出一份安徽肥西包產到戶的報告，遞交鄧力群，鄧力群立即轉給鄧小平。1980年年初，陳一諮到安徽調查，寫出《農村的曙光 中國的希望——關於安徽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考察報告》，鄧力群安排陳一諮到他的書記處研究室、中國社科院等機關作報告，宣傳安徽包產到戶的成果。
　　盧躍剛在《趙紫陽傳》中很有感慨地說：歷史的複雜性也在此。人們對鄧胡趙全力支持包產到戶的史實所知甚詳，而對鄧力群推動包產到戶的關鍵作用卻不甚了了。陳一諮的回憶錄披露了一個細節，陳從安徽調查回京後，先後對胡耀邦、鄧力群單獨匯報。鄧力群的反應超過胡耀邦，聽陳談到安徽大饑荒餓死人、人吃人以及極端困苦的農民生活，他情不自禁流下眼淚。從晚上八點談到凌晨一點多，鄧力群深受刺激，一夜都沒睡好，剛睡着就尿床了。——這個細節，是陳一諮說的，我想，陳一諮絕沒有任何要醜化鄧力群的動機。

　　趙紫陽口述回憶《改革歷程》。

　　順便說一句：趙紫陽在回憶錄《改革歷程》中說，華國鋒、李先念、胡喬木、王任重、徐向前等反對包產到戶，陳雲沒有明確表示態度，鄧小平、胡耀邦則態度鮮明地支持包產到戶，封疆大吏們大多反對包產到戶。但是無論反對還是支持，都沒有以“包產到戶”劃線，更沒有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實際上是是承認了黨內反對派的存在，使得一項關繫到國計民生的大是大非的改革自然生成，最終獲得了朝野共識。今天當中國人基本吃飽了肚子，轉而為肥胖發愁之際，很可能難以深切體會這項改革的意義。我有個剛二十出頭的內侄，就曾認真地問過我們：“挨餓是怎麼個感覺？”讓我百感交集）：中共自從搞了合作化、人民公社化之後，老百姓就常年的、大面積地餓肚子，甚至餓死幾千萬人。實行包產到戶之後，才一舉改變這種狀況。鄧力群在這個問題上，功不可沒！
　　鄧力群當年支持改革，還有很多事例。八十年代中國一套很有名的《走向未來》叢書，主事者也是找鄧力群支持。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夢奎在回憶鄧力群的文章中還披露，鄧力群在廬山會議後同情彭德懷，說“彭德懷這樣的人怎麼會反黨，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夢奎。

　　1979年3月成立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後決定組織大規模調查研究，實際上是鄧力群主持進行的，在中共歷史上是個創舉。王夢奎還介紹，當時鄧力群就主張把現行的黨委領導下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他還是當時積極主張發展商品經濟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977年就發表《關於社會主義商品生產問題》、1979年發表《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
　　還有一點值得一提，趙紫陽家人告訴我，2005年1月趙紫陽去世之後，鄧力群是第一批登門弔唁者——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一個，但肯定是第一批。

　　趙紫陽去世後，家人在其書房布置了靈堂。鄧力群也曾來此弔唁。（高伐林攝）

　　我這裡介紹鄧力群對推動中國改革做出的貢獻，並非想給鄧力群“平反”，摘去其“左王”帽子。我不是專家，並不掌握充分的信息，來解釋他的思想演變，為什麼竟會從改革的闖將，轉變成改革的阻力。這裡我只是想說，社會變革是複雜的，人物也是複雜的，我們的觀察往往定格在某個特定時間點上的某個方面，貼上“左”的或者“右”的標籤。當這些人物進入歷史探究的範疇，我們就應該更全面地探究他，將他從一個特定時期的政治符號，還原成一個完整的、複雜的人。有些人對這一點完全缺乏概念，當看到歷史研究者開始多側面多層次地探討某位人物時，他會要麼驚詫，情緒上拒絕接受；要麼疑猜：背後有什麼政治圖謀？
　　我父親是一位外科大夫，很早就告訴我“無影燈”的作用，動手術時，多個燈具光源從不同角度照射到手術台上，保證手術區域有足夠亮度，而且不致於產生明顯的陰影。我希望我的節目，就能具備這樣的“無影燈效應”，多位學者專家從不同角度評述歷史事件和人物，有些彼此一致，有的互相有出入，就能夠儘可能減少死角和盲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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