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札记：《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 

刘瑜是清华大学副教授、中国政治学者。研究领域是政治转型以及中国政治。主要著作有《民主的细节》、《观念的水位》。《可能性的艺术：比较政治学30讲》是她的新著，通过世界多国的政治转型之路的比较，让读者思考未来中国的转型机会和道路。难得的是把政治学写得并不枯燥。

当政治非常糟糕的时候，比如一个极权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自发的社会组织、家庭乃至人性，使人们的生活变成一场噩梦。但当政治非常好的时候，它也只是制定了一个相对公平的游戏规则。好的政治只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后一半则取决于社会、市场、文化以及每个人的努力。

英国光荣革命成功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带来可信的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让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产安全感，产生了投资、生产、创新的动力，最终触发了工业革命。而中国人的虚无主义精神传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正是与皇权下缺乏产权保护的制度结构相关。

我们这个时代之所以非同寻常，没有长时间的动荡。恰恰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国际秩序非同寻常。历史上的每一种国际秩序都对应着当时最强大国家的观念与利益。我们的时代是“自由霸权”，就是“信奉自由主义的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霸权国家”。自由霸权意味着原本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政治自由、社会自由不断向外传播，欧美内部的市场自由成为全球的市场自由，它内部的政治模式开始助推全球的政治转型，它内部的社会观念也向全球各个角落渗透。贸易全球化、西式民主的扩散、大国战争频度的下降，都与这一国际格局紧密相关。

美英《大西洋宪章》所构想的国际秩序与传统帝国非常不同。帝国风范是扩疆建邦、改装易服。但是《大西洋宪章》约定，不寻求领土扩张，推动贸易自由、民族自决、人民主权。更重要的是，《大西洋宪章》不仅仅是几句口号，而是一系列国际机构和规则的基础。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核不扩散协议，都可以追溯到《大西洋宪章》所描述的原则。

自由为什么要以霸权做后盾？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失败了，导致二战的爆发；而《大西洋宪章》的原则，推动了至今长达70多年的相对和平。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异？直接原因就是一战后，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的国际战略，美国当时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成为全球性国家，导致“十四点原则”缺乏实力的支撑，成为空谈；而二战后，欧美世界以其实力来支撑《大西洋宪章》原则的落地。所以，光有美好愿望是不够的，自由要有牙齿才能不被吞噬。

西方国家发现，他们本来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在与中国竞争时，反而成了负担。这种不公平是系统的：汇率自由 vs 调控汇率；土地私有 vs 土地国有，大兴工业园；保护知识产权 vs 技术换市场；劳工保护 vs 血汗工厂；还有行业垄断、金融国有、产业补贴、出口退税、贷款优惠、违规偷运、环保政策。自由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竞争，是不公平的竞争。川普反对的不是自由贸易，而是不公平的贸易。美国的有限政府能动用的政策工具很有限：它不能限定汇率、很难盖工业园、很难指定产业补贴、税收和工资方面的影响力也很有限。美国唯一的选择是关税战。中国经济的起飞，靠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但是制度不公平的红利已经被挤压殆尽，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

今天以捍卫王权的名义打压自由已经失去道德魅力，但是民主理念中所包含的平等激情、集体激情、动员激情却能为碾压自由提供道德合法性。一个运动型的政党在一个魅力型领袖的领导下，通过民意赢得权力，再通过打压自由来赢得更多选票，下次胜利后更加严厉地打压政治自由，由此形成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民主不但没能约束权力的滥用，反而为滥用权力提供了合法性。

成功的“多元文化主义”需要所有文化群体同时恪守自由、宽容、民主的底线，而这是一个极高的底线。民众的监督能力在身份认同下会大大下降，因为认同逻辑碾压理性逻辑。理性逻辑是：这个政治家太腐败了，我们一定要把他拉下马。认同逻辑则是：虽然他不对，但他毕竟是我们的人，为我们说话，那无论如何得把他给留下。

当制度的发展超前于文化，文化必然会以暗度陈仓的方式去把规则悄悄地扭曲为潜规则。

虽然资本主义在财富方面制造不平等，但在消除传统社会等级方面，它又恰恰是一种平等化的力量，因为它根据你为市场所提供的价值，而不是你的种姓、宗教来决定你的位置。

韩国民主化：从1960年的419运动，到1972年抗议独裁的“维新宪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这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充满艰难险阻，无数大学生被开除、被殴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仅1980—1987年，就有12万多名大学生被开除学籍，到1986年还在押的3000多个政治犯中，85%是学生。为了进行劳工维权，数千名大学生假扮工人进入工厂，组织工会，一旦被发现被抓，新一波的大学生又跟上，这叫“排队入狱”。韩国人的民主真的是他们用几代人的血与泪争取来的。

韩国电影《1987》里面有一段对话，一个女孩劝恋人不要去参加游行。她说，你以为你这样做，世界就会改变吗？别做白日梦了，醒醒吧。那个大学生说：“我也想啊，但是不行，因为心太痛了。”心太痛了，一语道破了启蒙观念的真正起源。这种源于道德直觉的正义感有种令人敬畏的真诚。

理性的无知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特定情境下，人们可能会选择对自己无法承受、无法改变、无法超越的东西保持无知，因为“知道”会唤醒良知，而恐惧让你只能无所作为，与其让你的无所作为拷问你的良知，不如什么都不知道。

韦伯说，古代中国的官僚制，本质上是家产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的现代官僚制。当一个官僚集团头上顶着“一家之姓”的时候，它不能成为天下之公器。缺乏民意约束的巨型官僚体系未必是好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之频繁、之浩大、之惨烈，在世界历史上都非常罕见。动辄数百万人口甚至上千万人口灭绝，不得不说与官民力量极其不对称所积累的社会矛盾紧密相关。

威权体制下虽然也有适应性学习，也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但是，它的纠错不是制度化的，往往要靠某个领导人去世、某场政变、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开明领导人的胸怀和智识，才能实现航向的转变。中国的鸟笼太精致了。哪里有反抗的机会，哪里才会有反抗。反抗并不与压迫成正比，而是与反抗的政治机会成正比。有缝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长，铁板之中无法成长出生命。中国的一切都大而漫长。帝制往回看，还能看到两千二百多年前的秦。往前看，还是一眼看不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