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作為中國歷史的重要人物、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其崛起之路值得關注和研究。眾所周知，在八大後，鄧即位列“毛劉周朱陳林鄧”7大偉人之列，排在最後一位。那時及以前的鄧小平，很難說能對中國整個國家的全局造成決定性影響。真正造成全局性影響的是文革及其後的整頓，這為其後鄧坐上第一把交椅，發動改革開放，在黨內外奠定了廣泛而堅實的人脈基礎。

文革開始不久，鄧作為第二號走資派，即被打倒。但與劉不同的是，雖然批判的聲浪高聳入雲，但鄧的黨籍始終得以保留，仍屬人民內部矛盾；人也沒受皮肉之苦，只是被送到江西新建冷藏起來。那時的鄧，雖遠離政治漩渦，但還能步行上班，偶爾從事一下自己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老本行，待遇與第一號的劉和第三號的陶鑄不能同日而語。

1975年初，毛力排眾議，堅持把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黨內第二號走資派”鄧小平重新推上黨和國家重要領導崗位，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軍委副主席和解放軍總參謀長，全面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並支持鄧小平領導開展全面整頓，其用意在於儘可能挽回文革造成的損失，恢復國民經濟和國家政權的正常運轉。

1.整頓之初，鄧是得到毛的首肯和支持的

鄧領導整頓的指導思想是毛提出的“三項指示”(即：反修防修、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其中“安定團結”和“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這兩條，都是與“文革”相悖的。鄧小平以“三項指示”為武器，從問題最為嚴重的鐵路運輸部門入手，開始發動大刀闊斧的整頓，然後層層深入，漸次擴展到鋼鐵工業、軍隊、科學技術、文藝、國防科技、農業、教育等許多領域，最後進入最核心的黨的整頓。

全面整頓中所暴露的問題，使人們逐漸看清了文革造成的危害，整頓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績讓人們看到了國家發展的希望和方向。因此，鄧領導的全面整頓到後來發展成為一場有組織有領導的聲勢浩大的全面糾正“文革”錯誤的大動作。正如他後來所說：“其實，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我主持中央黨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頓措施，每整頓一項就立即見效，非常見效。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鄧小平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003頁)。

2.整頓後期，引起了毛的警覺和不滿

毛支持鄧開展整頓工作，局部糾正“文革”的偏差，但不能容忍鄧全面否定文革。所以，在1975年下半年，當全面整頓顯現“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的趨勢的時候，毛對鄧的不滿加劇了。這時，毛遠新利用其特殊身份多次向毛吹風：“社會上有股風，就是對文化大革命怎麼看，是肯定還是否定，成績是七個指頭還是錯誤是七個指頭，有分歧。”他特別提出：“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講話，我感到一個問題，他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很少提批劉少奇的修正主義路線”，並說這股風“似乎比七二年批極左還凶些”。毛遠新的這些話深深觸動了毛澤東。經過慎重思考，毛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指示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文革”問題，幫助鄧小平提高認識，並要求由鄧主持做一個肯定“文革”的決議。1975年11月20日，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局開會。毛遠新傳達說：“毛澤東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上統一認識，提出由鄧小平主持做一個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毛的這個決定頗具匠心：一是讓鄧這樣對“文革”有看法的人來作這個決議，可以堵住對“文革”持異議人的嘴，讓人不敢再唱反調，達到統一思想的目的；二是給鄧一個機會和台階，讓他改變對“文革”的“錯誤認識”，思想上來個大轉彎。毛的本意是希望鄧能夠就此妥協。但出乎意料的是，鄧委婉地拒絕了毛的提議。他回答道：“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這句話的表面意思是：“文革”中他被打倒了7年，作為一個脫離運動的“世外”之人，是沒有資格來主持寫這個決議的；其真實含義則是他不認同毛對“文革”的肯定。鄧這種完全不讓步的態度，使得毛下決心進行“批鄧”。此後，他被停止了大部分工作，毛讓他“專管外事”。鄧主持的全面整頓被迫中斷。

3.整頓的歷史作用

鄧主導的整頓工作，時間不長，但意義重大。加之其後的批鄧反擊右傾反案風和四五運動，為其在黨、政、軍內以及全國大眾心中，積累了廣泛的人脈，使之成為人們心目中，毛離世後能夠主持中國政局，並走出困境的不二人選。此時的鄧，相當於遵義會議前的毛，以後發生的一切就順理成章了。

這就是歷史，一切貌似偶然，但總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