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夕阳落日之际，我从山丘另一边下山，那是条蛇般蜿蜒的山坡泊油马路，两侧有被夕阳染上金色的芦苇林，蓝天白云下挺拔的青松，淡青色橄榄园，稀松核桃林和绿油油草地，整条路面总是平坦光光，落下的树叶随即被风吹到路边被囚禁于草丛之中，我边走边沿途欣赏山丘远处的美景，微风佛面而来，慕然间，一片枯叶在我眼前飞舞，旋转，跳动，好像在一种神秘的力量的驱使之下，我停住脚步看着树叶，它在飞舞旋转后悠然慢慢地落在我的跟前，我沿路望去，唯独这片枯叶落在我的脚前，刹那间，我记起从普鲁斯特的书中读到古代的一个凯尔特民族，他们相信亲人和朋友去世后，他们的灵魂会囚禁在一些低下的物种的躯壳内，如一头野兽，一个动物，树木，这些东西将成为他们灵魂的归宿，我们确实以为他/她已经逝去了，直到有一天（很多人都碰不到这一天），我们碰巧经过一棵树，而树里面拘禁着亡者的灵魂，于是灵魂颤动起来，呼唤我们，倘若我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叫唤，禁术也就随之解除，他们的灵魂得以解脱，他们战胜了死亡，又回来同我们一起生活。

我看着脚前枯叶，这片执意来到我眼前的枯叶是否要告诉我什么？是否囚禁着另一个源的灵魂？

70年代末我读初二，那个时候我还名叫王玲，文化大革命没有结束多久，学校常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学工学农劳动，我们中学有一对应红星农场，应该是离武汉市几百公里远的一个农村，那年初春，我们班在一位年轻充满激情的喻老师带领下，每人背着棉背包，像战争年代赴入前线的军人一样乘敞棚汽车去农场参加两个星期的学农劳动。

农场看似很荒凉，没有几颗树，看不到农户，广袤的土地，有一栋简易平房楼，三间房内都是空空荡荡，只有靠墙的两个长长砖石长炕，就像电影中看到的东北人家那样，只是炕下无火。这样男女生各占一间房，学生中两位互相搭配，一个带盖的被子，一个带垫的棉絮，我们把被子一个挨一个地铺在炕上的干草上，感觉像参与抗战影片中的游击队，睡觉时像马棚里的马一样的闻着干草的味道进入梦乡。

白天，大部分同学被派到田里去翻土和挑土，我和另一位跟我的名字同音的王琳同学被派去打杂，帮帮厨，打点井水等。一天，老师交给我们一根扁担让我们两人去挑已经被人从公共厕所的大茅坑里打出的粪便，这也是老师认为的杂工吧。

我们这些城市长大孩子从来就没有摸过扁担，只在电影中见过挑扁担的农民，他们走起路来像踩舞步身子一扭一晃，扁担上挑的稻谷，草垛随着步伐上下起伏地波动，看上去轻松优美，我们这两个王玲/琳欣然接受这个用扁担挑粪的任务。

好在我们两人差不多高，一根扁担中间吊着粪桶，一辈子鼻子还没有闻过粪便发酵后这么恶臭的味道，我在前面，琳在后面，我们战战兢兢地慢慢地走着，那感觉根本就没有电影中挑扁担那么欢快轻松，忽然，不知怎得（可能因为我们两人的步伐不一致），扁担从琳的肩膀上滑溜下来，她“啊”地惊叫一声，随即往后一退，粪桶“哐当”落地，发酵的粪便一下喷溅到我的身上，哇，那个臭味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当时我穿的是一件最流行也是我最喜爱的一件棉布紫色格子春装，在那个贫困的年代，本来就没有几件衣服，那件衣服在我眼中如同现今意大利著名品牌阿玛尼的时装一样珍贵。

我把那件不幸的春装用井水放在盆中泡了几天臭味不散，仍固执地粘附在衣服上，后来我再也没有穿过那件衣服，因为穿上时总觉得身处厕所中，实为遗憾。

同学们每日饭菜是由炊事班一个长得浓眉大眼的男生黑皮做的，他曾是我的邻居，有时得以黑皮关照分到大铁锅里烧出金黄色香喷喷的锅巴，喻老师一夜带着男生晚上去田抓一些青蛙和水蛇，再用柴火烧出大锅饭，即使现在的山珍海味也无法与之相比。

一夜星空明朗，月光如流水般静静地泻在大地上，全班同学坐在草墩上，喻老师教我们唱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 

他深情地唱到：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

晚风吹来一阵阵欢乐的歌声,

歌声消散在夜空虚无中，可永远刻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除了挑土挑水有点幸苦，我们这些少男少女快乐地体验着这种新鲜的农村生活。

唯一不太令人满意的是晚上常常停电，每个寝室仅有一盏煤气灯，我们要靠那点光明来铺被子，找衣服，找牙刷，找毛巾，拿盆子打水洗脚，炕下炕上看着好朋友的脸说话等等，可就有人那么霸道，要把煤气灯占有己有，那个霸道的女孩是谁？是储源，与楚国著名的爱国诗人同音，她却跟楚原无一丝关联，她满头圈圈的头发，尖尖如鸟嘴般的鼻子，泼辣得象个男孩，快言快语，声音即响又尖，武汉话说是个“岔巴子”（喜欢插嘴和多管闲事的人），她把那个应该放在屋中的灯拎着到处随她走，根本不屑其他同学的一片抗议声，最后，她就成了寝室的太阳神，她一走，整个房间就沦陷于黑暗之中，她一进来光明就跟着进来，她总有拎着灯到处走的理由，一会要上厕所，一会而要去漱口，班上有几个好强的女生跟着她对吵，还差点抢起煤油灯来，另外几个去找喻老师，可储源一人直面勇对所有反对她的人，包括大我们几岁的老师，她的声势就压倒了对手们，反击的话如射出的子弹不停地向外喷射，众人拿她无奈。我当时是逆来顺受的软弱性格，只敢从内心反感她，尽管我从小学就跟她是同学，但几乎就没有跟她有过多少接触，我胆怯羞涩，默默不闻，总是躲在自己的书桌前和书本中，总希望不为人注意，地下有个洞藏起来最好。

因为霸占煤气灯的行为，她成为我心底最讨厌的同学。

一天夜晚，我要去厕所，几百米外远的公共茅坑，我们常常在黑暗中磕磕碰碰地摸索走，我恳求同学红伴陪我一起去，不知怎么被源听到了

“我陪你去”她欣然地自荐道，

我不喜欢她，心里不太乐意，可不好拒绝也不敢拒绝，只是不啃声，这就是东方文化的含蓄，不会说不同意，只是以沉默来表明“不同意”，不可思议她仍主动提出陪我，我无法逃避，随后的日子，晚上如果我需要到几百米外的茅坑小便她就拿着煤气灯作护驾尽管我在三说不需要，因为我羞于成为大家的公敌，众矢之的。

当然，对她提供给我的友谊我有点受宠若惊，其实她选中我也是因为我很温和，默默无闻，忍受，不像其他敢于反抗的同学，我从未公开或背后说过一句反对她的话（只是心里厌恶她而已），总之，如同恋爱，这场友谊是她主动的，我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背叛自己厌恶她的想法，从反对派成为她的盟友，少年的友谊是没有什么原则性的，你能拒绝一个对你好而且又厉害的她成为你的朋友吗？

从农场回来后我正式成为她的好朋友，我言语少，她话多，其实我们的性格和爱好截然不相同，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她对我好，那就足够了。

很多时候是她在说话，说什么我现在都记不住了，都是些琐碎的小事，只记得有时她在说时，我的思绪偶尔会飘散开去，好像有时上政治课时。

学校所有的科目中那位中年政治老师常常面容严肃，剑浓横竖，每每有政治课时老师如将军一般威严挺着直直的腰板进教室，而且总是一进门就开始提问考核学生是否在家温习过所学内容：

“什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对立性？”

提问一出口，如果希腊风神吹出一股狂风，全部同学的头如同稻草一样被风给吹倒，刷地全部低下头害怕老师给盯着。

“那么我开始点名了”，严厉声音充斥在死寂的教室内。

同学们都屏住呼吸，每个人都唯恐点到自己的名字。班上有一男生王浩，街头小混混，天不怕地不怕，在农场时班级会上把小白蛇从口袋里掏出把全班的女生吓得落荒而逃，就是这么屌的王浩，被点名起来回答问题时他的腿子也被吓得只发颤，由此得以外号“王三抖”。

总会有那个不幸的时候将军老师点到

“王玲/王琳”，

我俩的头仍都低着，谁也不起来，都坚信老师叫的是另一个她而不是自己，老师不得不再进一步说

“王字傍玲”或“斜玉傍的琳”。

班上有人跟你同名自然不是很逗人喜欢的事，王琳是班上学习成绩最优秀的，每次老师表扬她我就觉得自愧，她的优秀好像衬托出我这个王玲的笨拙。

刚上高中时，储源对我说“我看你把名字改了算了，不要跟那个王琳叫一样的名字了”。

我吃惊地看着她，好大胆的想法。

“怎么改”我懵懵懂懂地问

“到派出所去改“

是的，派出所就在我们学校的斜对面。

这样我们两人一天下午放学后到派出所，在居民区街道中一栋平房，一个昏暗的小房子里，有两个年轻的男户籍，

她大模大样地对这两个户籍民警说

“我的同学她想改名字，因为班上有个同学跟她叫一样的名字，好麻烦”，

我站在后面简直就把储源看成了木兰花，女中豪杰，她面对民警如此淡定和大胆。

户籍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问了我的原名，家庭住址。从很多竖立的柜中找出一本大而厚的户籍登机册，就好像我们从小听说的阴间阎王爷对所有的人登记簿一样，找到我们家的那一页，抬头问“你父母同意吗”？

“没有问题的”我怯生生地说

“那么你下次把家里的户口本带过来，我们一起改了”，

回到家，跟父母说了要改名字的事和要改的理由，父母也没有多说什么。

等我们再次回到派出所时，户籍对着我问：

“那你准备叫么斯名字”？

这一下把我给问住了，我真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那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15/16岁的学生考虑的问题，哪有给自己起名的，这可不是什么无名作家的笔名，想要就要，不想要可以重新改一个，这个名字将伴随我一辈子，从我们快生下来前，父母可能想了几天和几夜才想出来的名字，孩子的名字包含着他们对孩子将来成为一种什么人的期望，不过我不了解我父母对我有什么期望，那时父母只希望我能够考上大学，好像那是唯一成功和给父母添光荣的道路。而16岁的我，根本就没有什么个人存在意识，所做所思所想都是依照社会和家庭的规矩和要求，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希望成为一个什么人，可以成为什么人。

正在我疑惑时，储源在傍边说 “你就叫我的名字吧，源”，

站在那两个等待我名字的户籍面前，为了尽快完成改名事务，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接受她给于我的这个名字

从此以后，我的名字叫“王源”

我的名就来自于她。

现在想来，改名可能也就改变了我两的命运，从此以后我的命运就跟流动水有关了，水不是到处流淌吗？我如今的命运就是四处漂泊。

后来我们分开了不在一个班级，高中毕业后她直接就参加了工作，分开的时间我对她并未特别在意，因为我跟她本来也没有多少话说，但我们之间又从来断过，似乎总有一根细细的丝牵引我们，那就是她对我忠诚的友情和信任，一年或二年我们见一面，都是我去地质局宿舍找她，她会在走廊的炉火上做几个菜请我吃，与她和蔼可亲的母亲聊几句，多半是她对我讲述她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她在地质局的打字工作（还演示给我看），她的男朋友，话题后来延申到她老实巴交的丈夫，她依然对我一如既往地充满热情，而我不再羞涩和胆小局促，更不需要她为我保驾，反而我变得比她大胆得多，自己一人背包走遍中国，我意识到随着时间流逝我自己发生彻底变化而她似乎仍未变，仍被时间封存在过去的那个样子，生存空间和她的性格定格中，她好像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变化，每次仍以“老大”的态度来对待我，就像很多年前她对我的关照。

再后来我出国了，但每次回武汉探亲时我都会去看看她，跟她呆在一起那么几个小时，听她说她生活（什么分房子，老公的收入，工作，女儿），分手时她总是一句话，“回来时来找我”。

是的，她总在那里，地质局宿舍大院等我，就像少女和青春时期那样。

武汉地质局宿舍位于市中心地带，航空路立交桥边上，被商业区所包围，在世贸和国贸两栋大楼之间，出门利济北路的人行道，马路边有很多商业店铺，一天，她外出买东西，外面车水马龙，她匆忙过马路时，一辆摩托车从左边飞驰过来撞在她的身上，当场倒在血泊之中，离开了人世，那年她才38岁，那么年轻就成为一个亡者，留下一个小女孩。

回国后从老同学那里得知噩耗时我很震惊和悲伤，无法相信这无常的命运，昔日她在学校教室里的尖叫声和爽快的笑声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她的红衬衣依然在武汉阴霾的天空下燃烧，谁会想到一个这么活跃，具有生命力的年轻女子怎么可以在一瞬间就消失呢？她身上毫无夭折的征兆呀，她脆弱的生命却如一轻薄玻璃瓶被摩托车瞬间撞成碎片，消魂远去。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踏入地质局宿舍大院，没有去拜见她母亲，因为无法面对她母亲那双悲痛的眼睛，害怕因我而勾起她母亲对失去女儿的痛苦回忆。

我后悔怎么就没有询问过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友善和忠诚尽管我俩如此不同，好像她前生欠我的情缘今生补偿。可这个问题毫无无意义，对一个人好一定要有什么理由吗？她可能凭借直觉就喜欢我而不需要任何理由，而我现在承载着她的名子和她的记忆而活着。

我看着眼前的那片枯叶，是否储源的亡灵被囚禁于此，今日她终于从枯叶中解脱而出重新又活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