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在台灣2015年出版的這本“小說體自傳”是關於八十年代末兩次學潮（八六學潮與八九學潮）前後的自傳文字。 朋友先讀了此書，立刻就說：袁紅冰太自戀了！ 我一開始讀，也注意到了作者對自己形象的誇張描寫與自我美化。然而還是讀了下去，對於袁紅冰筆下的八六學潮情形、袁自己及其朋友為首的青年教師在兩次學潮中的活動、以及《六四之殤》花了大量篇幅敘述的六四大屠殺之後北京知識人的社會活動，我還是相當感興趣的。 該書結尾的時間似乎表明：其定稿在1997年。如果是真的，袁對中共黑幫性質的認識，對中國政治大勢的判斷，等等，確有過人之處。他對於中共政權、對於在中國爭取民主自由的道路的許多思考對於今天的中國人來說依然不無借鑑意義。 當然，由於作者的自戀傾向，該書的“小說體自傳”之定位，其中的一些歷史事實，特別是細節讓我在閱讀時會自問：這是真的嗎？是“詩意的創作”還是歷史的真實？這樣的問題在我閱讀王丹、劉曉波、楊渡等人的六四回憶錄作品時並不常見。 我近年來對歷史類非虛構文字的關注從一開始就是始於對傳記、回憶錄等的閱讀。對於《六四之殤》，我的出發點首先是了解歷史。袁紅冰的文字再誇張，總能找到一些對於當年北京知識人活動的事實與心態的描摹。或許是這樣的出發點讓我閱讀過程中沒有半途而廢。 當然，有人說：文學作品首先是語言的藝術。從這個角度看，《六四之殤》失敗了。 就文字來說，袁的《六四之殤》和楊渡的《未燒書》（書評在此）比起來，差距很大。都是很厚的兩本，但是楊渡的文字乾淨的多，也許得益於他記者生涯的影響。袁的文字讓我感覺到一點尼采的影響，準確的說是隱約有漢譯尼采作品的影子。然而致命的是中國文學的荒漠期之一，文學史上被稱為“十七年文學”(1949-1966)的濃重影響。袁生於1952年，文革發生時14歲，我的猜測是：少年袁紅冰受十七年文學影響較大。讀他的文字，其中冗餘的大段大段描寫，以及突兀生硬的抒情，讓人感到十七年文學的宣傳腔調。 有人會說：來自台灣的楊渡成長環境與袁大不相同，不具可比性。好吧，劉曉波生於1955年，在年齡上、生長環境上和袁更接近，並且當年兩人都是北京高校的青年教師，都積極參與了八九學潮。那麼，把袁的《六四之殤》與《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六四”回憶錄》（書評在此）比較一下又如何？從文字上看，劉明白曉暢，文氣通暢，滔滔不絕。而袁行文時斷時續，文氣不暢。並且，袁的用詞非常怪異而單調。比如，“青銅色”作為形容詞被作者濫用到不知所云的地步。袁詞彙與想象力的匱乏集中表現在他的描寫與抒情文字上。十七年文學對於只差三歲的劉曉波與袁紅冰應該都有影響，然而這種影響我在《六四之殤》隨處可見，而在《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劉曉波“六四”回憶錄》中基本感覺不到。 袁的《六四之殤》讀起來更像是他一個人的六四。 雖然從文學作品的角度看，《六四之殤》在語言上相當失敗。要讀完全書，你得忍受袁時不時暴露出來的自戀、空洞的抒情、貧乏的語彙與想象力、以及怪異的用詞。 然而我依然感謝作者以此書為八十年代末兩次學潮前後的歷史留下了寶貴的關於青年知識人活動的記錄，以及他自己作為其中一員對中共政權、中國政治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三十四年前的八九學潮或六四運動是中國當代歷史的重要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事件決定了過去三十多年來中國歷史的走向。不誇張地說，生活在2023年的中國人乃至地球人，都或多或少在六四運動的影響之下。 然而在中國，色厲內荏的中共政府把六四事件搞成一個研究、寫作與評論的禁區。目前關於六四的書籍，不論是中文還是英文，大都是海外出版的，包括本文提及的幾本書。 西方學者研究六四的專著也有一些，比如2021年出版的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 (《六月四日：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與北京大屠殺》) 就是其中之一（書評在此）。另一部研究六四的專著是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鎮壓人民：北京民主運動的軍事鎮壓》，1998年出版），我還未讀過。 流亡海外的六四運動參與者，如王丹、吳仁華、袁紅冰等依然堅持不懈地寫書、搞紀念館、每年搞六四紀念活動，他們的努力令人傾佩，他們的行動讓六四一直在公眾，特別是海外華人、國內翻牆者們的視野中。 歷史需要記憶。雖然袁紅冰的自戀與語言上的貧乏讓他的《六四之殤》對於許多讀者缺乏吸引力，然而從保存中國人寶貴的歷史記憶的角度來說，《六四之殤》依然值得一讀。 歸根結底，袁紅冰一個人的六四即便再狹隘，也挑戰了中共當局對六四歷史的壟斷。對一個以謊言維系統治的政權來說，每個個體的記憶就是堅實的反抗。因此，六四一代們，請留下自己關於六四的記憶吧！中國需要許許多多一個人的六四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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