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的来源真相，新冠疫情的发生真相不应是小圈子里的秘密。


接续：谁设计、制造了新冠病毒（四）欲盖弥彰 1


萨克斯教授与新冠溯源（续）


5月19日的PNAS文章


在6月15日发表公开讲话前的2022年5月19日，杰弗里·萨克斯教授联同哥伦比亚大学药理学和治疗学系、麻醉学系尼尔·哈里森（Neil L. Harrison）教授，在PNAS(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期刊上发表了如下文章：

A call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the SARS-CoV-2 virus
（呼吁对SARS-COV-2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https://www.pnas.org/doi/10.1073/pnas.2202769119

文章要点如下：

1、中国当局提高透明度，毫无疑问，对新冠病毒的起源调查将大有帮助；然而，从美国境内的研究机构也可以收集很多重要信息，但这些信息并未披露、提交给独立、透明的科学调查。

2、美国境内可用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研究中收集和持有的病毒序列，来自美国实验室的测序数据和实验室笔记本等等。我们呼吁美国政府科学机构，尤其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支持对SARS-CoV-2的起源进行全面、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从中美两个方向全面调查）。

3、2021年（5月26日），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委托美国情报界(IC，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调查新冠病毒的来源。IC在公开发表的声明中写道，“参与调查的各机构评估认为，以下两种假设皆有可能：自然接触受感染动物和实验室相关事件”。目前尚不清楚，IC是否调查了得到美国（资助）支持的境外病毒研究活动，以及美国本土的病毒研究活动。IC也许这样做了，但事实是，IC并没有向美国科学界（和公众）公布、提供任何（具体的）调查发现，以供独立和透明的分析、评估。如果IC没有对美国境外和美国本土的病毒研究活动进行调查，那么其调查远远谈不上是全面的调查。

4、对美国本土病毒研究活动缺乏独立、透明的调查产生了四个高度不利的后果。首先， 公众对美国负责任地管理科学活动的信任已经动摇；其次，对SARS-COV-2起源的调查已在美国国会内政治化，独立和透明的溯源调查已被阻塞和延迟；第三，对实验室相关事件（病毒功能增益改造）有深刻了解的美国研究人员并未有效地（向公众）分享（、宣传）其专业知识；第四，NIH对SARS-COV-2溯源调查设置障碍，这加深了对美国生物探索研究活动的不信任。

5、在武汉进行的类SARS冠状病毒（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是美国政府推出的科学研究（冠状病毒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为这些病毒研究活动提供资金的美国政府机构包括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美国国防部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US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国防部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 ）、美国国土安全部（DHS，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等等。

6、参加EHA（Ecohealth Alliance，生态健康联盟，美国政府病毒研究的代理组织者、美国病毒研究资金分发的白手套）协调的冠状病毒研究活动的研究机构除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WIV，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外，还包括几所美国研究机构和（中美之外）其它国家的研究机构（注，如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王林发团队）。参与研究的多个美国研究机构中的两个代表是北卡罗来纳大学（UNC，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CD，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通过NIH的一系列赠款（、资助）、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国际合作）合同、EHA的（跨国）协调，美国获得了来自中国西南部和东南亚的类SARS蝙蝠冠状病毒（毒株样本或基因序列）；对这些病毒的研究，不仅发生在武汉（包括武汉大学、武汉CDC以及WIV），而且发生在美国本土，对这些病毒的操纵（编辑、改造）尤其涉及UNC（北卡罗来纳大学）。

注A。迄今为止，被调查的生物实验室只有中国的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武汉大学生物实验室，参与EHA组织的病毒研究的几所美国研究机构和第三国研究机构从未被调查；众多媒体只提EHA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绝口不提美国研究机构，让公众误以为美国研究机构没有参加EHA组织的病毒研究活动，EHA的合作方只有武汉病毒研究所。

注B。依据EHA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制定的Defuse项目计划书，武汉病毒研究所在Defuse项目中的分工是：搜集、检测（分离、鉴定 、测序）蝙蝠来源的天然冠状病毒，实验测试蝙蝠冠状病毒与人或动物ACE2的结合能力（只有少数蝙蝠冠状病毒能结合蝙蝠、人类或其它物种的ACE2，测试的目的就是找出有ACE2结合能力的特殊蝙蝠冠状病毒），WIV不负责对冠状病毒的改造；按照Defuse项目计划书的职责分工，对冠状病毒的改造工作（包括插入furin酶切位点）主要由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领导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团队负责。

注C。在Defuse项目之外，开展SARS相关的嵌合病毒研究、功能增益改造研究，并以人体细胞、人体组织样本、人源化小鼠试验改造病毒感染、致病能力的，也是Ralph S. Baric等美国科学家，但美国媒体等媒体经常将这些危险研究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到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头上。

7、EHA、UNC、NIH、USAID、DARPA、DTRA、DHS等研究机构、资助机构未向美国科学界和美国公众披露其活动；NIH、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政府机构一直坚决拒绝披露EHA-WIV-UNC工作计划的完整细节。

注：美国拒绝披露其自身病毒研究信息，但一直乐于披露、散布虚假的或掺假的可将矛头和视线引向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信息；他们一直谎称武汉病毒研究所开展了功能增益研究，而事实上，武汉病毒研究所从未发表过功能增益研究论文。他们避口不谈大肆开展功能增益研究，并以联邦资金资助本国功能增益研究的，正是他们自己；他们避重就轻，将本国的捂盖行为归因于其政府机构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以回避其自身开展危险病毒研究的事实；他们宣传蝙蝠冠状病毒是高度危险的，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在研究高度危险的蝙蝠冠状病毒。然而，真相是，已知的蝙蝠冠状病毒没有一种可使人类发病（产生临床疾病症状），在新冠病毒出现前，可使人致病的六种冠状病毒（HCoV-229E、HCoV-NL63、HCoV-OC43、HCoV-HKU1、SARS-CoV、MERS-CoV），无一是蝙蝠冠状病毒。

8、SARS-COV-2刺突蛋白S1亚基、S2亚基交界处（S1/S2处）存在异乎寻常的四氨基酸残基独特插入“PRRA”（脯氨酸-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后三个氨基酸RRA与其后的精氨酸R组成了新冠病毒的短furin切割序列“RRAR”），从下面的SARS-COV-2（Wuhan-Hu-1毒株）与其近亲病毒aa序列（amino acid sequence）对照图清晰可见，SARS-COV-2的“PRRA”插入在众多近亲病毒中非常突兀（图片顶部的红色箭头指示的是S1、S2亚基交界处）。迄今为止，SARS-COV-2是乙型冠状病毒属Sarbecovirus亚属（即冠状病毒β谱系B支系）唯一一种含有FCS（Furin Cleavage Site，furin切割位点或furin酶切位点）的病毒，也是唯一一种具有“PRRA”插入的病毒。（这两点异乎寻常之处难以用自然演化解释，）这意味着SARS-COV-2很可能是实验室操纵的产物。

新冠与进化树中近亲病毒的aa序列对照图；S1/S2处可见独特、突兀的“PRRA”插入。

9、（不止如此，更不可思议的是）SARS-CoV-2的长furin切割序列RRAR'SVAS居然与人类ENaC-α（上皮钠离子通道的α亚基）的长furin切割序列完全相同。RRAR'SVAS序列在生物界非常罕见，仅有如下六个物种的ENaC-α含有RRAR'SVAS序列：人类、黑猩猩、矮黑猩猩、猩猩、大猩猩，以及一种发现于欧洲和西亚的叫做pipistrellus kuhlii的蝙蝠。

注：RRAR'SVAS或RRARSVAS代表包含八个氨基酸（残基）的氨基酸序列，即：精氨酸-精氨酸-丙氨酸-精氨酸-丝氨酸-缬氨酸-丙氨酸-丝氨酸。序列中间添加的符号“'”代表furin（弗林）蛋白酶的切割位置，在新冠病毒中，它也对应着S蛋白S1亚基和S2亚基的分界线。R、A、S、V分别是精氨酸、丙氨酸、丝氨酸、缬氨酸的单字母缩写。

图A：新冠、三种新冠“近亲”S1/S2处的aa序列对照。aa： amino acid，氨基酸。
图B：新冠S蛋白、人类ENaC-α、小鼠ENaC-α的长furin切割序列对照。

注1。新冠S蛋白与人类ENaC-α共有RRAR‘SVAS这一“巧合”的不同寻常还在于：
1）RRAR‘SVAS序列在除新冠病毒外的其它冠状病毒的S蛋白中皆不存在；
2）除ENaC-α外，RRAR'SVAS序列在人体其它结构的基因序列中皆不存在，即ENaC-α是含有RRAR‘SVAS序列的唯一一种人体结构。
这两个事实由以下论文明确指出，该论文是萨克斯教授PNAS文章的引用资料之一：
SARS-CoV-2 strategically mimics proteolytic activation of human ENaC
（SARS-CoV-2策略性地模拟人ENaC的蛋白水解激活）
https://elifesciences.org/articles/58603

注2。上述论文与萨克斯教授的PNAS文章是笔者第四组证据的基本事实来源和重要依据，第四组证据源自这两篇文章的启发，是对PNAS文章的进一步挖掘、拓展和充实。

10、ENaC已被广泛（、深入）研究。文章例举了两篇ENaC研究论文，其发表者来自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肺研究所，与“冠状病毒合成、改造之父”Ralph S. Baric（拉尔夫·巴里克）隶属同一大学。

11、我们知道，在2018年（3月）生态健康联盟向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提交的名为“DEFUSE”的拨款提案（兼项目计划书）中，一个明确的工作目标，就是在类SARS冠状病毒中插入FCS（Furin Cleavage Site，furin切割位点）。（美国宣称）EHA提交给DARPA的提案没有得到批准，但我们不知道部分拟议工作是否随后在2018年或2019年已经实施，是否使用了另一个资金来源。

注：Defuse项目是PREEMPT计划的响应和实施项目。2018年初，DARPA（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推出PREEMPT（PREventing EMerging Pathogenic Threats program，预防新发传染病威胁计划）研究计划，参见：
Going to the Source to Prevent Viral Disease Outbreaks
https://www.darpa.mil/news-events/2018-01-04

PREEMPT的名义目的是：
PREEMPT aims to predict and contain viral mutations to prevent cross-species transmission of disease from animals and insects to humans
（PREEMPT旨在预测和控制病毒突变，以防止疾病从动物和昆虫跨物种传播给人类)

病毒是否突变，如何突变受人类控制吗？不受。人类有办法控制病毒突变吗？人类有办法控制新冠病毒突变吗？没有。所谓的“控制病毒突变”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

怎样预测病毒突变？就是人为制造、人为模拟病毒突变。如何才能预知、预测、预防病毒突变可能导致什么样的疾病？需要人为制造突变，人为改造出有致病能力或致病能力增强的病毒，来加以实验，这就是所谓的预知、预测、预防。PREEMPT就是一个打着预测、控制、预防幌子的病毒功能增益改造研究计划。

DARPA 、DTRA 等美国军方机构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病毒的“突变”研究？据说是要帮助海外美军应对新发传染病威胁，防患于未然。你相信吗？

EHA（EcoHealth Alliance，生态健康联盟）是DARPA委托的PREEMPT 组织、实施方。有说法称DARPA为招标方，EHA是竞标方，但PREEMPT 计划并未公开竞标，已披露的“竞标方”只有EHA一家。2018年3月下旬，生态健康联盟主席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和幕僚长阿列克谢·切姆拉（Aleksei Chmura）向DARPA提交了一份实施PREEMPT的项目计划书兼拨款提案，项目名称为Defuse，全称是：Defusing the Threat of Bat-Borne Coronaviruses（拒绝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威胁）。DARPA是PREEMPT-Defuse的倡导者、设立者、主导者、资助者，EHA是DARPA委托的代理组织者、实施者，Defuse项目计划书反映、贯彻的是DARPA 的研究意图，该研究的第一责任人是DARPA，而不是EHA。Defuse计划书内容清晰表明，这是一个蝙蝠冠状病毒改造项目。2021年，开始有媒体报道DARPA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金莱特（James Gimlett）宣称未批准Defuse（不推荐资助Defuse），但没有人说明，这一决定是何时作出的，DARPA出示的表明未批准Defuse的文件措辞暧昧，而且文件上没有任何时间信息。参见：
https://drasticresearch.files.wordpress.com/2021/09/hr00118s017-preempt-fp-019-pm-summary-selectable-not-recommended.pdf

12、通过《信息自由法》（FOIA，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披露的2020 年2月1日的电子邮件及电子邮件记录的电话交谈表明，NIH 领导层在推动“人畜共患假说”（自然来源说），否定实验室相关假说（实验室来源说）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上图是2020年1月31日，美国斯克里普斯研究所（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TSRI）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给安东尼·福奇（Anthony S. Fauci）等人所发邮件截图。此图为笔者所加。邮件内容表明，多位科学家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新冠病毒的工程化特征（looked engineered）、其基因结构与自然进化理论的冲突（the genome inconsistent with exceptations from evolutionary theory），并当即报告了NIH领导层。

2020年的2月1日，一个有十多人参加的电话会议召开，与会者包括NIH领导人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安东尼·福奇、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朗斯（Patrick Vallance），以及一些著名科学家。大多数与会专家都怀疑病毒可能来自实验室。英国预防专家、惠普基金会负责人Jeremy Farrar认为该病毒有50%的可能性是经过设计的，Kristian G Andersen 认为有60%-70%的人为设计可能性，悉尼大学的爱德华·霍姆斯（Edward C. Holmes，他也是上面邮件中的Eddie）认为有80%。弗朗西斯·柯林斯和安东尼·福奇在会上的发言不详，但电话会议过后，与会科学家一致转向，全都成为自然来源论的大力宣扬者。会后，几位科学家立即“领命”撰写论文。2020年3月17日，用来统一言论，“证明”新冠病毒源自自然界的“重磅”论文“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于Nature杂志发表，五位论文作者来自美、英、澳三国，包括Kristian G Andersen、Edward C. Holmes、杜兰大学的Robert F. Garry（罗伯特·加里，邮件中的Bob）三人，这三人在邮件和电话会议中都曾明确表示新冠病毒可能是工程设计产物。论文撰写、发表过程中，五位作者频频向弗朗西斯·柯林斯和安东尼·福奇汇报论文进展，听取二人意见。

该论文的发表，加上之前2020年2月19日，27名著名病毒学家、流行病学家联合签署的强烈谴责“认为COVID-19非自然起源的阴谋论”的《柳叶刀》（The Lancet）声明，
https://www.thelancet.com/lancet/article/S0140-6736(20)30418-9

使“自然来源论”成为科学界权威定论，而“实验室来源论”则被打成可耻而居心叵测的“阴谋论”。

13、NIH 拒绝发布重要证据，例如EHA 的拨款提案和项目报告；NIH一再编辑依据 FOIA应发布的材料，在最近发布的 FOIA档案中，遭NIH编辑（涂改、遮盖）的内容长达 290 页。

注。如此不顾脸面、不惜成本、处心积虑地捂盖、遮掩，只是因为他们资助了一家境外的病毒研究所吗？他们的责任只是资助的责任吗？

14、EHA 领导的研究团队掌握的信息，以及该研究团队与美国政府资助机构（包括NIH、USAID、DARPA、DTRA 和DHS等）之间的沟通档案（如Email、提案、报告、回复等等），有助于揭示相关病毒研究、实验与SARS-CoV-2 出现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我们不断言实验室操作与 SARS-CoV-2 的出现有关，尽管很明显可能就是这样。然而，我们确实断言，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对美国方面的证据（各种资料、档案）展开独立和透明的科学审查。

15、美中合作对揭示疫情的近端起源具有巨大价值。许多重要信息仍然存在于中国，存在于实验室、医院样本和科学界尚未获得的早期流行病学信息中。然而，基于美国本土的调查不需要等待（中国提供更多信息）——从广泛参与（相关冠状病毒改造）研究的美国机构那里可以了解到很多信息，这些研究可能促成或记录了SARS-CoV-2的出现。只有独立和透明的调查，也许是两党国会的调查，才能揭示（获取、披露）所需的信息，从而实现彻底的科学审查和评估。

这是美国知名学者首次公开呼吁对美国本国生物实验室、对美国本土生物研究活动展开调查。这样的呼吁是不受“欢迎”的，萨克斯教授的溯源文章和溯源言论被美国和西方主流媒体回避、淡化、冷处理，未能得到广泛传播、广泛讨论，更没有被采纳和付诸实施。对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尼尔·哈里森教授的呼吁，美国政府和美国参众两院充耳不闻、无动于衷、依旧故我。他们依然假装新冠病毒的产生与已无关，一次又一次地自导自演只查它国，不查自身的溯源调查、溯源听证会闹剧；他们依旧热衷于散布种种捕风捉影、含混其辞、语焉不详、自说自画、毫无实据的“重磅消息”，转移视线；他们避重就轻，对资助问题纠缠不休，百般回避本国的危险病毒研究，只字不提川普政府在疫情爆发前两年全面重启了危险病原体功能增益研究；他们以调查者、审判者、执法者自居，不甘成为调查对象，不敢面对全世界的调查；他们要么甩锅动物，要么移祸它国，但绝不照镜子审视自身、调查自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