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來也不需要想起，永遠也不會忘記。今年是六四34周年，那年的往事又歷歷浮現在心頭，尤其難以忘記是當年尋找人大蘇東所學生程仁興下落的點點滴滴，本着對歷史負責，對學生負責的態度，再次把當年的場景還原一下。

    1986年北大歷史系世界史碩士研究生畢業後，本人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89年六四時我正好擔任研究所雙學士班的班主任。所謂雙學士是本科畢業後再讀2年，再拿一個蘇聯東歐政治或經濟學的學士學位，那一屆蘇東所的雙學士班一共有7個學生，程仁興是其中之一，他來自湖北農村。89年是畢業季，到5月底的時候這幾個畢業生都已經找到了工作。

6月3日夜晚，北京的氣氛非常緊張。簡單吃過晚飯後，我也溜達到了在人大校園門口，當時聚集了很多人，又學生也有老師。我正準備騎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去看看究竟時，我女朋友（未婚妻）來人大找我，把我攔下了，所以那天晚上一直呆在人大校園，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到了凌晨時分，開始傳來軍隊開槍的消息，當時大家都不相信，人民軍隊怎麼可能向人民開槍呢？而且到了5月底6月初，學生運動的勢頭明顯已經到了強弩之末，天安門廣場外地學生大部分已經撤了，只有少數絕食學生在堅守，很多人都認為這場聲勢浩大的民主運動可能就這樣虎頭蛇尾地消退下去，基本上沒有人想到鄧小平會悍然下令武力鎮壓。

到了6月4日凌晨3、4點鐘，陸陸續續有人大學生返回校園.回來的學生大體有2種表情，有些人是一言不發，面如死灰，好像經歷過什麼難以想象、不可置信事情；還有一些人則是情緒激動，破口大罵，說軍隊開槍殺人了，是 “法西斯”。 6月4日一整天，北京各大校園風聲鶴唳，都盛傳軍隊要進駐校園，要搜捕 “暴徒“，大家惶惶不可終日。6月5日蘇東所曾姓總支書記找到我，說蘇東所7個學生有2個未返校，失去聯繫，要我沿木樨地、復興路往天安門方向去找找。我是班主任，學生失聯我自然有責任去尋找。於是當天上午11點左右，就騎着我那破舊的自行車一路往南，到了木樨地再往東，沿長安街一直往前。在木樨地路口看到了幾輛燃燒後損毀的裝甲車，到了復興路又看到了兩、三輛損壞的坦克，還看到了一個被燒焦的人的屍體。在關鍵路口都有軍人和坦克把守，我當時還想拿出相機拍照，立刻被軍人喝止。至今想起來挺害怕的，如果是晚上肯定早挨槍子了，人大就有個新聞系的學生凌晨拍軍隊開槍殺人的照片而被槍殺的！

到了西單，路就堵住了，沒法往前走了，只好返回。先後去復興醫院和木樨地醫院，看到了許多死者的照片，但沒有發現蘇東所失聯的那2個人的照片。回來路上去了中國政法大學，一個禮堂里堆放着好幾具死者的遺體，上下周圍鋪着冰塊，一看就是年青人，應該是政法大學的學生。回到人大後，我把情況給曾姓書記做了匯報。此後兩天北京氣氛益發緊張，形勢很不明朗，各種傳言滿天飛，學校學生很多都離開學校回家躲避去了，我也跟我女朋友到河北滄州她家裡呆了三、四天. 6月9日鄧小平出來接見戒嚴部隊，顯示大局已定，我們也就從滄州搭火車回到北京。

     回到人大校園當天下午，我就溜達到人大資料樓8樓的蘇東所辦公室。正好所長和書記都在，他們告訴我失聯的那2個學生有一個已經回來了，而另一個失聯的程仁興一直沒有下落，直到昨天他的女朋友告訴所里說在北京醫院找到了他的遺照，曾書記要求我明天去北京醫院確認一下，我自然是馬上答應了。第二天上午（大概是6月12日或13日），我帶着程仁興的同宿舍的張姓室友騎車去往北京醫院。在接待室的桌子上還有三、四張無人認領的死者的照片，我一眼就認出了那正是程仁興。然後醫生帶我們去往存放遺體的太平間。工作人員打開了裝有程仁興遺體的冰櫃，程的遺體一下子映入眼帘。他身體捲曲着，感覺萎縮了不少，躺在冰櫃裡，臉上一片慘白，程的張姓室友也確認是程仁興。回到接待室，我問那個醫生，程是何時死的、怎麼死的、死在哪裡。那個醫生回答說他那天值班，當時有很多受槍傷的人被送到北京醫院。傷員太多了，醫院派了幾個醫生在門口檢查傷勢，有救的馬上送進手術室搶救，傷太重，沒法救的，或已經咽氣的就放在一邊。

這個醫生那天正好在現場，大概6月4日凌晨2點多程仁興被一輛三輪車送到了醫院，但人已經死了，因為被一顆開花子彈（炸子）擊中了腹部動脈，血一下子全放掉了。他說程的前面大腿部有一個小的槍眼，後面有一個小碗口大的窟窿，這就是子彈在體內爆炸引起的。那時六四剛過去沒幾天，北京人也是敢說話！至於程具體是在哪裡被槍擊，當時怎麼回事，他就不知道了。

    回到人大後，我把在北京醫院尋訪的經過向所里做了匯報，曾書記說其它事情所里會和學校進一步了解，你不用管了。

又過了10天左右，程仁興的家人從湖北十堰地區來人大處理程的後事，我是班主任，自然得負責接待安排。程來自農村，是家裡唯一雙學位的研究生。聽聞兒子死亡的消息，程的年邁父母備受打擊，臥床不起，來北京的是他的哥哥、兩個姐姐和大姐夫。他哥哥有先天性心臟病，沒說幾句話就氣喘不已，兩個姐姐也沒讀過書，只有大姐夫是退伍軍人，見過一些場面。面對程家人的不幸、看到這一家的狀況，我是難過不已，又噓唏不已，但在那種大環境下，也做不了太多。作為班主任，我捐了些錢，並動員他的同學私下作了點募捐，聊表一點心意。

程仁興當時已經在廣州遭到了工作，女朋友同年畢業，也將和他一起奔赴廣州，開始美好新生活，六四一聲槍響，所有一切化為烏有！不僅斷送了一條年輕、鮮活的生命，而且給程家帶來致命的打擊，程家的希望和未來就此葬送。實際上，六四鎮壓不僅改變了那些捲入六四的人的命運，也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今天中國的問題很多都可以從34年前六四被鎮壓這件事情上來找答案。

又過了2、3個月，蘇東所的姚姓黨總支付書記（她與我北大導師曾是同學兼同鄉，我來人大工作也是她促成的，所以把我當作“自己人）悄悄告訴我，經組織調查，程仁興是6月4日凌晨死在天安門廣場欄杆裡頭，當時和他在一起的是北京建工學院的他的一個老鄉。這個老鄉說凌晨一點多鐘從西邊進入長安街的解放軍向天安門廣場方向放槍，程仁興就是那時被流彈擊中的，也是他和其他幾個北京人用三輪車把程送到北京醫院的。姚姓副書記叮囑我要保密，不要到處亂說。（2023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