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隨着冷戰愈發激烈，美國啟動了“智利計劃”，這一計劃的內容是在芝加哥大學訓練來自智利的經濟學家們。之所以選擇芝加哥大學，是因為其是資本主義思想的堡壘和米爾頓·弗里德曼的學術家園。這些受教的年輕智利學生在返回拉美後，他們在日益激烈的經濟觀念之爭中兜售自由市場的準則。他們的對手是左翼學者，後者相信克服貧困和落後的有效手段是強化國家在經濟中的角色（主要通過國有化、貿易壁壘和計劃經濟）。
超過十年的時間裡，留美歸來的學者們幾乎無力影響智利的政策制定。他們在學院裡訓練年輕學生，寫些報紙專欄和學術論文，為大公司和銀行提供建議。他們沒有得到重視，而被賦予了一個飽含嘲笑的綽號，“芝加哥男孩”。
直到1973年皮諾切特將軍政變，奪取了阿連德總統的權力。之後的幾年內，芝加哥男孩被皮諾切特任命為多個部門的部長，他們終於有機會實踐他們從弗里德曼及其同事那裡學到的觀念。他們放開價格和利率，降低進口關稅，將數百家國企私有化，設立學校代金券，創建個人儲蓄養老金賬戶，放鬆對企業和銀行的管制，並在各個領域推進市場。他們採用“休克療法”來平衡預算和降低通貨膨脹，改革勞工立法，遏制工會的權力，吸引外國投資者，加強法治。
當1990年皮諾切特交出總統權力，國家體制回歸民主，智利已不再是1973年的那個智利了。芝加哥男孩創造了一個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尤其是在1982年嚴重的貨幣危機之後，效率、生產率和經濟增長不斷加快。人們紛紛討論經濟領域的“智利奇蹟”。
然而這個奇蹟卻有原罪：它最初是由專政體制實施，這一體制侵犯人權並系統性地拘捕、囚禁、折磨和謀殺異見分子。因此，許多觀察家為1990年後的民選領袖沒有放棄這種經濟模式而感到意外，尤其考慮到這些新興領袖也遭受過皮諾切特的迫害。新成立的中左派政府沒有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反而加深了市場化改革。當然，他們擴大了社會項目的支出，但也擴大了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基石——小政府、寬鬆的管制、向世界開放、限制工會活動、非常微薄的公司稅，以代金券為基礎的教育和醫療體系，目標有限的社會項目，基於個人儲蓄賬戶的養老金體系，以及對各個層面市場的依賴。與不學無術的批評家所宣稱的相反，芝加哥小子的模式並非只有軍隊支持。在超過三十年的時間裡，它得到了基督民主黨、智利民主黨和智利社會主義黨中許多成員的支持。
在經歷了長達百年的在經濟方面表現不佳之後，智利在2000年代初成為了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國家（它在這一地區遙遙領先）。其社會指標水平（健康、教育、預期壽命）也成為了這一領域的最佳。在貧困線下掙扎的人們從1980年代中期人口的53%降到了2017年人口的6%。從經濟數據來看（例如收入），智利更像是南歐國家（例如葡萄牙和西班牙）而非南美國家。引人注目的是，在芝加哥男孩開始改革之際，許多分析家認為他們的政策過於激進，無法在一個狹小而貧窮的拉美國家奏效。在弗里德曼會見皮諾切特的兩周以後，《衛報》報道到軍政府正在考慮擁抱“芝加哥經濟學家臆想的瘋狂計劃”。
在1990年民主化後，智利被視為是推動公共政策的轉型經濟體的典範。許多前蘇東國家的政治家來到智利學習如何市場化、開放經濟和將大量國企私有化。
在這一階段，除了經濟的快速增長和貧困的快速減少以外，不平等卻維持在高水平。2022年，智利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中收入差異第三高的國家。從2000到2020，收入差異有所減少，但仍然很嚴重。頑固的不平等是智利的阿基琉斯之踵，這一頑疾是多數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建築師所忽略的，並反覆困擾他們。為了促進財富和收入再分配的鬥爭不斷出現。
從智利奇蹟到2019年人民抗議和制憲會議
2019年10月18日，出乎大多數觀察家預料，大規模抗議活動在智利全國爆發。激起抗議的是地鐵費用的小幅漲價——三十比索，相當於四美分。當集會聚集在一起不止因為交通費用，數十萬人在各個城市遊行並聲明自己反對精英、企業腐敗、貪婪、以營利為目標的學校、低養老金、種族隔離和新自由主義模式。他們要求免除學生的債務並實行免費的普遍醫療。他們舉起馬普切的旗幟，並要求歸還在19世紀掠奪的原住民的土地。大多數抗議活動是平和的，少數則演變為了暴力事件——縱火、對公共設施和私人財產的破壞和搶劫；超過二十個地鐵站被焚燒。警察以不合理的武力回應，並被指控多次侵犯人權。
在一段時間的大量抗議運動（許多策略效仿香港）之後，2019年11月15日，大多數政黨的領導人（智共和人民陣線除外）認為控制暴力事件的唯一方式是發起有關新社會契約的國家會議。要由一次全民公決來決定是否制定一部新的憲法來取代1980年皮諾切特政府所接受、並歷經多個民主政府所修改的憲法。因為新冠的影響，這一過程有所推遲，但一年以後，制定新憲法以壓倒性優勢贏得全民公決 。2021年5月中旬，155名成員組成的制憲會議贏得選舉上台，其中，17個席位保留給了原住民代表。每一個被納入新憲法的規則需要得到至少2/3代表的同意。
大部分代表屬於極左陣營，他們中的許多人支持有關於社會和生殖權利、環境保護等特定議題；他們聲稱會議的目標是寫一部反新自由主義憲法，由此終結芝加哥男孩的模式；他們想要一部可以將廣泛的社會權利惠及每個人的憲法，識別和補償19世紀土地被掠奪的原住民，保護性少數群體和環境。保守派（右派和中間偏右派）占代表的27%，不足1/3，因此不能實行否決權。紐約時報報道：在智利...國家重塑正在進行。
2021年12月19日，Gabriel Boric，這位35歲的議員，曾是學生領袖，在大大小小的左翼政黨聯盟（例如人民陣線、贏得尊嚴、智共）的支持下，贏得總統大選。新憲法的草案涵蓋廣泛的社會權利，但一些中左派政治家對此提出了批評。他們認為這一提案過於偏頗，由“身份政治”驅動，並且沒有解釋這些社會權利的準備金的財源是什麼，因此這一提案有成為諸多實現不了的幻夢的風險。他們想要否定這一草案，並起草新的方案。
最終，62%的代表否決了這個提案。《紐約時報》報道：這次制憲會議的大多數代表是政治的門外漢，這次改革被證明是過於激進的。《經濟學人》報道：這次失敗的大部分責任在於大會本身. . . .超過三分之二的當選議員來自主流政治黨派之外。他們包括許多政治新人和強硬左派. . .他們很快就疏遠了普通選民。
到目前為止（2022年9月），雖然關於制憲的諸多細節和時間安排不確定，但三件事情確鑿無疑：1.一部莊嚴推崇和保證諸多由國家免費提供的社會權利的新憲法將取代皮諾切特的舊憲法。雖然新提案所包含的社會權利不會像被否決的舊提案那麼多，但一定不會很少。2.新的憲法文本將由被選舉出來的制憲會議代表們，在憲法學者、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人類學家等“專家”的協助下編寫。然而，這一次的進程將由政治黨派指導，並將避免之前大會的過火行為和官僚主義。3.新自由主義時代不會復活；芝加哥男孩建立的大部分經濟體系將被一種社會民主體系所取代，就像在歐洲，尤其是北歐盛行的那樣。此般深刻變化是否有助於推動這個國家走向社會和諧、包容、更加平等和繁榮，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見證2019年抗議運動
本書作者曾在2019年11月3日在智利旅行，見證了這次大規模的抗議運動。到處都是塗鴉：
“新自由主義曾在智利誕生，也將在智利消亡!”
“再也不要芝加哥男孩了!”
“智利醒了!”
“不是因為30比索，而是因為30年的新自由主義!”
每一位與作者交談的年輕抗議者們都持樂觀心態，他們認為此次抗議將會終結新自由主義模式，未來一片光明：個人主義、貪婪和利潤驅動將會終結，女性主義的模式將取代父權制結構，每個人都將得到尊嚴。新自由主義對競爭、效率、準時和“超生產力主義”的痴迷，將被更崇高的目標所取代，包括追求“更好的生活”。富人將繳納更多的賦稅，優質教育、普遍醫療、文化藝術將被免費提供，原住民將收復土地，環境將得到保護。在經濟增長與平等之間進行權衡的想法並沒有出現在抗議者的腦海。
作者同樣與商業精英和政治家進行交談，他們當中包括保守派和中左派。他們都驚呆了。他們談到了一個巨大的悖論：雖然每一個傳統指標都表明智利取得了重大成功，正在穩步邁向發達國家的行列，但社會上很大一部分人卻深感不滿，要求進行重大變革。精英無法理解這次抗議，即使是那些對新自由主義模式持批評態度的人也因抗議感到吃驚。有很多人曾經警告說，經濟的成功建立在各種各樣的社會火藥桶上。少數社會學家和政治分析家在21世紀初指出，一種日益嚴重的不安情緒正在人口中蔓延。這就是所謂的“不適應假說”。但這些警告被系統性地忽視了，發出警告的人被視為瘋子。
許多保守派堅信抗議背後隱藏着境外的激進勢力。他們對作者言之鑿鑿地聲稱委內瑞拉政府和古巴政府向智利輸送了成千上萬的激進分子，來煽動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極左幫派。他們絕不接受這次抗議是一次由本土問題滋生的運動。尤其考慮到以下事實：億萬富翁、受業於芝加哥男孩的經濟學者Sebastián Piñera在兩年前（2017年12月）剛剛以53%的選票贏得大選。
當作者在抗議所引發的混亂中艱難登機以後，決定寫一部有關新自由主義的興起與衰落的著作...作者尤其強調新自由主義興衰的故事——有必要超越收入分配和收入不平等。作者認為，同樣有必要關注“橫向不平等”（horizontal inequality），或者是伊麗莎白·安德森所說的“關係不平等”（relational inequality）。它不僅涉及貨幣收入，還涉及社會交往、種族隔離、種族主義以及便利設施和公共產品的提供；同樣也是關於精英對待普通人的方式。結果表明，智利在這些方面做得非常不好。許多與作者交談的抗議者提到，獲得尊嚴是他們的關鍵目標。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一詞起源於1920年代和30年代，並在1938年8月在巴黎舉行的李普曼討論會(Colloque Lippmann)之後逐漸流行。李普曼討論會是由法國哲學家Louis Rougier組織的，討論Walter Lippmann的著作《美好社會》(The Good Society)的政策含義。在這本書中，李普曼認為，為了維護民主，擊敗集體主義政權，有必要將自由主義從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中拯救出來，自由放任的經濟理論造成了社會困境、貧困和嚴重的不平等。打敗希特勒和斯大林等人的唯一途徑是改革資本主義，並在利潤動機中加入社會關懷。他認為，這樣做並不構成對古典自由主義原則的背叛。相反，它意味着回歸亞當·斯密和傑里米·邊沁等思想家的觀點。
二戰後，新自由主義主要被用來指代西德的秩序自由主義，或者是西德經濟奇蹟的主導者阿登納和艾哈德所秉持的思想。這與1990年代指代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不同，後者與一系列標語緊密相連：全球化、競爭、平衡預算、低通脹、去管制、私有化和經濟人。
作者把新自由主義定義為一套信念和政策建議，強調使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大多數社會問題和需求，包括提供和分配社會服務，如教育、養老金、健康、對藝術的支持和公共交通。新自由主義者認為，一種“更純粹”的資本主義形式，即允許市場在大多數領域發揮作用，比由官員監控市場的混合資本主義形式對社會更好。當然，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這種更純粹的資本主義形式遠遠優於任何一種基於計劃經濟的制度，哈耶克在其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都在強調這一點。在新自由主義體系中，任何東西都有價格——或明或暗——這些價格被視為向消費者、生產者、各年齡段的公民和政策制定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新自由主義的嚴厲批評者邁克爾·桑德爾將新自由主義與“一切事物的市場化”聯繫起來，他的觀點幾乎是正確的。他沒有完全正確的原因是，在他的《金錢不能買到什麼》一書中，他描繪了一幅漫畫，幫助他在討伐加里·貝克爾時輕鬆得分，這位經濟學家被法國哲學家福柯視為美國新自由主義的關鍵人物。一個更好、更有用的定義應該是“新自由主義是幾乎所有事物的市場化”。當然，“幾乎”只是一個詞，但它帶來了巨大的不同，因為它將討論從嘲笑這個概念的嘗試轉移到了嚴肅的領域。如果一個人接受這個定義，他就必須立即深入研究“幾乎”是什麼意思。什麼類型的決策應該排除在市場解決方案之外?市場的使用是否有不同的強度?“幾乎”捕捉到的道德界限是什麼?在本書中我們將看到，智利的市場規模非常大，廣泛運用市場機制和原則來分配社會服務和指導日常生活。芝加哥男孩沒有用新自由主義這個詞來描述他們自己的經濟模式。他們更喜歡輔助性（subsidiarity）一詞，意思是國家只應參與私營部門(廣義地定義為包括民間社會和非營利性組織)不能有效運作的領域。
2018年，桑德爾表達了他對新自由主義後果的看法，指出“新自由主義(模式)……有利於上層人士，卻讓普通民眾感到被剝奪了權力. . . .對於那些掉隊的人……問題不僅在於工資停滯和失業；這也是社會尊嚴的喪失。這不僅與不公平有關；這也與羞辱有關。這種對“羞辱”的強調與智利和其他國家的抗議者要求獲得尊重和尊嚴相一致；它與安德森的“關係平等”概念產生了共鳴，儘管智利在這一領域取得了巨大的物質進步，但如前所述，智利的表現尤其糟糕，甚至在2010年代末也是如此。
本書中使用的新自由主義的定義在某些方面與其他學者提供的定義重疊，這些學者抵制了擴大該術語含義直到它變得無用的誘惑。在2005年出版的《新自由主義簡史》一書中，經常被引用的馬克思主義者大衛·哈維將新自由主義定義為“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理論，提出在以強大的私有產權、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為特徵的制度框架內，通過解放個人創業自由和技能，可以最好地促進人類福祉。”作者的定義也與Geoffrey Gertz和Homi Kharas的定義一致，他們強調新自由主義者運用“市場競爭的邏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分配資源，包括在教育和衛生政策等領域。”
當然，新自由主義者相信市場是提供社會服務的最有效方式，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忽視了社會條件或窮人的困境。相反地，正是對自由市場和自由放任的社會後果的擔憂，促使Walter Lippmann寫了他的書，並促使Louis rouge在1938年組織了李普曼討論會。然而，事實是，對於新自由主義者來說，社會政策的主要目標是通過有針對性的項目減少(消除)貧困，而不是減少不平等。收入分配——無論是縱向的還是橫向的——都不是優先考慮的問題。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芝加哥大學教授喬治·斯蒂格勒在他著名的教科書《價格理論》中簡潔地闡述了這一點，他寫道，在複雜的現代經濟中，“良好的收入分配”是一個荒謬的政策目標。
觀念之戰
許多著作探討了芝加哥經濟學、新自由主義和智利，但他們採取了過於黨派化的觀點，從相當意識形態化的角度讚揚或批評改革。英語和西班牙語的作品都是如此。關於新自由主義和智利的最重要著作是Juan Gabriel Valdés的《皮諾切特的經濟學家》，這本書分析了幾份檔案，追溯了芝加哥經濟學如何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在拉丁美洲經濟學家中站穩腳跟。這是一部非常優秀的作品，但現在它有點過時了。這本書的西班牙語原文是1989年的，當時智利還沒有恢復民主統治，還沒有中左派Aylwin總統領導的民主政府採納(大部分)“芝加哥男孩”的政策，也沒有智利的成功使它成為其他試圖實現經濟現代化的新興和轉型國家的榜樣。此外，自1989年以來，重要材料不斷問世，包括胡佛研究所米爾頓·弗里德曼的檔案，智利天主教大學的檔案，以及智利Finis Terrae大學關於智利經濟政策的口述歷史。此外，自1989年以來，許多最初一代的芝加哥男孩都出版了回憶錄，阿爾·哈伯格的口述歷史於2016年出版，米爾頓和羅斯·弗里德曼的回憶錄也出版了，其中包括大量關於智利的材料。此外，經過這麼多年，這個故事的許多參與者都願意更公開地談論他們是如何生活在那個歷史節點的。為寫此書，作者採訪了他們中的許多人。大多數採訪都是公開的；在少數情況下，這些人寧願不把自己的言論記錄在案。
對Valdés來說，智利計劃是美國蓄意將一種外國意識形態強加給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根據他的說法，“芝加哥男孩”所倡導的思想和政策不僅與智利的現實和文化格格不入，而且也不起作用。這些政策造成了越來越多的貧困和匱乏，它們得以實施，僅僅由於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1989年和1995年，這本書的英文譯本出版時，Valdés暗示，一旦智利回歸民主，芝加哥男孩的政策將被迅速拋棄，而一個更合適的模式，一個對智利這樣的國家有意義的模式，將由歷屆民主政府實施。這種更合適的模式將依賴於結構主義觀點，並將實施保護主義政策、管制和法規。新模式將建立在政府發揮強大作用和積極分配政策的基礎上。當然，這一切都沒有發生。
作者的觀點與Valdés的不同：要理解智利發生的事情，最好的方法是置於經濟政策思想競爭（對世界持不同看法的思想家努力贏得政策制定者的青睞）的背景。在之前的一些著作中，作者曾指出，從1950年到1990年的40年間，全球“思想之戰”的兩個主要陣營是主張計劃經濟的陣營和主張市場貿易的陣營。全世界都在進行這場觀念之戰。在非洲，是Julius Nyerere的非洲社會主義與世界銀行和Elliot Berg的市場激勵方法；在亞洲，是P. C. Mahalanobis的計劃取向與Jagdish Bhagwati的自由模式；在拉丁美洲，是結構主義學派與芝加哥男孩的市場觀點的對抗。可以肯定的是，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特點，每種觀點都有不同的變化和演化，在許多情況下，政策將計劃元素與市場元素結合起來。但從全局的角度來看，這是兩個陣營。有(至少)兩種方法可以確定哪種觀點在這場思想競爭中獲勝。最簡單的方法是比較遵循不同經濟模式的(類似)經濟體的績效。例如，人們可以比較智利、哥斯達黎加和厄瓜多爾，這三個國家在20世紀80年代末的人均收入幾乎相同，但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徑。智利遵循了“芝加哥男孩”的模式，哥斯達黎加選擇了拉丁美洲政權的傳統的中間路徑，將控制因素與市場激勵相結合，而厄瓜多爾的多位領袖（包括總統Rafael Correa）則遵循了民粹主義模式。在這個比較中，智利遙遙領先。2022年，其人均收入比哥斯達黎加高50%，比厄瓜多爾高100%。如果用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代替人均收入，結果將非常相似，智利的進步速度要比哥斯達黎加和厄瓜多爾快得多。
但是，比較數字和指數並不是判斷經濟理念成功與否的唯一方法。另一種方法——或者我應該說是互補的方法——是分析一個學派的代表是否能夠說服他們的對手，讓他們相信自己觀念的優點。這是決定誰在觀念戰爭中獲勝的“說服方法”。當這種方法被使用時，與Valdés在1989年所暗示的相反，芝加哥男孩在智利表現得很好。正是那些多年來抨擊和嘲笑他們的觀點和政策建議的人，維護、改進和深化了他們所建立的模型的基礎。
如果市場觀點在智利贏得了思想之戰，並且它所激發的政策產生了如此多的成果，那麼我們如何解釋2019年10月的抗議和承諾終結新自由主義的極左翼總統的上台？我們如何解釋，即使在2022年9月新憲法被否決後，仍有普遍討論要拋棄讓智利成為拉美地區第一大國的政策？我們如何解釋這個悖論呢？這正是本書要解決的主要問題：這將帶領讀者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到現在，從一種政策到另一種政策，從一種不滿到另一種不滿，從錯誤到政策失誤。
這本書也對“芝加哥經濟學”的廣泛的——我必須說，不均衡的——研究做出了貢獻。這些著作中有許多集中在加里·貝克爾、米爾頓·弗里德曼、弗蘭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喬治·斯蒂格勒和雅各布·維納等人的思想上。然而，幾乎沒有關於芝加哥著名經濟學家如何影響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政策和思維的研究。此外，在第二芝加哥學派中，沒有人努力區分兩股：“純粹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加里·貝克爾、米爾頓·弗里德曼和喬治·斯蒂格勒)和“實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者”（例如阿爾·哈伯格、哈里·約翰遜和泰德·舒爾茨)，以及他們的觀點和建議如何經常不同，有時甚至發生衝突。在這本書中，我對芝加哥學派的不同流派進行了區分。米爾頓·弗里德曼當然是這一群體最著名的成員，但他在智利或拉丁美洲其他地區的影響力並不是最大的。在這些國家——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最突出、最有說服力的人物是阿爾·哈伯格，他是一位比弗里德曼更務實、更靈活的思想家。
作為新自由主義實驗室的智利
在作者為這本書採訪的芝加哥男孩中，沒有一個人承認他們建造的大廈是基於新自由主義模式的。每次作者提起這個話題，都得到同樣的反應：“我們，新自由主義者？當然不是。說這話的人是在試圖破壞我們的聲譽；我們支持社會市場經濟體系，就像路德維希·艾哈德在二戰後在西德建立的那樣。”這種反應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新自由主義這個詞目前的壞名聲。然而，為了認真而詳細地分析經濟思維和政策制定的演變，有必要超越標籤，仔細檢查所實施的經濟模型的性質。也有必要探討這些政策背後的理論及其產生的結果。
Juan Andrés Fontaine是第二代“芝加哥男孩”，曾在1990年後的兩屆保守派政府中擔任內閣成員。他告訴我，在這段時間裡，智利有許多國有企業——包括世界上最大的銅公司Codelco——這與極端資本主義的概念相矛盾。他指出，政府多年來一直控制跨境資本流動，許多部門(包括銀行業)受到嚴格監管。他宣稱，所有這些都表明，這個政權遠非原教旨主義，儘管有大量的媒體聲稱智利是新自由主義的典範，但事實並非如此。其他“芝加哥男孩”，包括在皮諾切特時期幫助制定政策的兩位重要人物Rolf Lüders 和Sergio Undurraga，在作者與他們談論智利和新自由主義時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在2022年1月的一次採訪中，Lüders否認智利實施過新自由主義政策，他說:“新自由主義模式的理念不過是一句口號，無論是在智利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與後獨裁時代的中左派政府有關的經濟學家甚至更加堅決地拒絕將他們實施的政策與新自由主義聯繫起來。對他們來說，這些言論簡直就是誹謗。
當然，這個模式不是靜態的。就像一部優秀小說中的人物一樣，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發展。隨着不同的問題變得緊迫，重點發生了變化，優先事項也發生了變化，新的個人接管了最重要的內閣職位。事實上，智利新自由主義經歷的三個不同階段是難以區分的:
1973年至1982年，我們可以稱之為新自由主義的初期。在那些年裡，第一代的芝加哥男孩手握大權。價格自由化，經濟向世界開放，實施“休克治療”政策以擊敗頑固的三位數通貨膨脹，大規模放鬆管制，許多國有企業私有化。1979年，皮諾切特決定將這一模式擴展到教育、醫療和養老金等社會服務領域。他的目標是改革自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存在的制度，改變智利的文化。他自以為是地將此計劃稱為“七個現代化”。這一時期以1982年6月一場代價高昂的嚴重貨幣和銀行危機告終。這一時期人均經濟表現很差；收入幾乎沒有增長，不平等程度非常高，通貨膨脹頑固。
1984年，在軍方短暫地玩弄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手法之後，由第二代芝加哥男孩組成的新團隊接管了關鍵的內閣職位。他們的標誌是實用主義的新自由主義。這一時期的主要目標是進一步自由化，在社會大多數階層引入市場機制，擴大私有化進程，吸引外國投資，並保持出口部門的競爭力。與第一代“芝加哥男孩”不同，這支年輕團隊的主要目標並不是消除膨脹；他們願意忍受每年20%左右的通貨膨脹率逐漸下降。這一時期一直持續到1990年3月回歸民主為止。作者討論了芝加哥經濟學家和軍隊之間的關係，並詢問芝加哥男孩是否知道獨裁統治期間有系統地侵犯人權。
第三階段，作者稱之為包容性的新自由主義，始於1990年艾爾文總統領導下的中左派回歸民主和掌權。在他之後，Eduardo Frei Ruiz- Tagle, Ricardo Lagos和Michelle Bachelet當選總統，他們都是中左派領袖；弗雷是基督民主黨人，也是頗有聲望的前總統Eduardo Frei Montalva（1964-70)的兒子，Ricardo Lagos和Michelle Bachelet都是薩爾瓦多·阿連德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黨成員。在這些政府中，社會項目得到了擴展，但它們繼續通過市場機制提供，就像軍政府時期一樣。經濟進一步對外開放，實行市場決定的匯率制度，國際資本自由流動，通過競爭法，實行大學教育貸款制度，實行嚴格控制公共支出的財政制度，更多的國有企業私有化。與此同時，社會支出增加，並實施了若干旨在減少貧困和增加獲得教育和醫療機會的方案。大多數令人欽佩的“智利奇蹟”都發生在這一時段的早期。這些年也是不安情緒蔓延和普遍化的年份。2019年示威者反覆提到的，以及2021年Gabriel Boric的支持者在總統競選期間反覆提到的“新自由主義三十年”，都與這一時期相對應。
作者以一兩句關於方法論的話作為討論的前提。在整本書中，作者採用了“分析敘事”的方法，這種方法在其之前的一些關於非洲、拉丁美洲和美國大蕭條的作品中使用過。也就是說，作者將來自檔案、數據分析、圖表和統計查詢的信息結合起來。作者儘量避免正文中出現術語。圖表是用來總結思想和以簡潔的方式提供信息的。有時——這對故事有幫助的話——作者會在敘述中插入個人經歷。畢竟，作者出生在智利——儘管在40多年前很小的時候就移民到美國——而且對智利的經濟做了廣泛研究。作者在芝加哥大學接受過培訓，是阿爾·哈伯格的同事、合著者和密友，後者是芝加哥男孩的智識之父。在很多方面，作者都是一個偶然的、非典型的芝加哥大學畢業生，反對皮諾切特的獨裁統治（並且同情阿連德），並因此於1977年逃離了這個國家。由於這個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作者從未被視為“芝加哥男孩”團體的一員。在深入研究新自由主義、智利計劃和芝加哥男孩的興衰故事之前，有必要提一下皮諾切特的人權記錄。在軍方接管政權後，成千上萬的人被關進監獄並遭受酷刑，大量的人被處決，一些反對者在外國領土上被軍政府特工暗殺。1990年，Comisión national de Verdad y Reconciliación(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斷言，在近17年的統治期間，有2279人被軍方殺害，其中許多人從地球上“消失”了。多年以後，人們確定許多“失蹤”的人是在拘留期間被殺害的，他們的屍體被警察扔進了太平洋。2011年，一個新的調查委員會得出結論，獨裁統治的受害者總數——包括那些被處決、折磨、綁架、騷擾和被解僱的人——超過了4萬人。此外，在1千1百萬人口中，幾乎有25萬人被迫流亡。一個重要的問題，也是困擾許多分析智利市場實驗的學者的問題是，在民主統治下，產生所謂智利模式及其奇蹟的改革是否可能。作者在整本書中都談到了這個問題，其結論是，考慮到時間框架和歷史時刻——柏林牆倒塌前15年——在一個民主政權下，這種規模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革命是不可能發生的。這使得1990年後民主政府對改革的採納更加不同尋常。
198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俄羅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曾說過，優秀的敘事不是故事線本身，而是故事講述的順序，“前後銜接”。在決定如何講述智利計劃、新自由主義、芝加哥經濟學和芝加哥男孩的故事時，作者面臨着兩種選擇：一種是按主題講述，只講述當時的一個話題——比如休克治療、私有化、貿易開放、養老金等等；另一種是按編年史方法講述，以時間順序推進，每次講述一年。經過深思熟慮，並諮詢了幾位同事，在嘗試了主題化或系統化的敘述之後，作者決定從時間順序的角度來處理這個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種不那麼令人興奮的方法，但作者認為這是一種更清晰的策略，可以讓讀者更密切地了解一個複雜的、經常出人意料的故事，這個故事涵蓋了幾十年，有許多人物——當然，包括弗里德曼和其他著名的芝加哥經濟學家，他們一個接一個地獲得諾貝爾獎，令世界眼花繚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