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芦笛-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楼下转贴的左小雨的文章《2012，真正的崩溃在滞胀中开场》深得我心。不幸的是，该文标题使用了“崩溃”二字，容易使读者发生误会，盖过去多年来，国内外专家们一直在预言中国经济崩溃，其中最起劲的是草庵居士那泛美银团总裁兼董事长兼赵紫阳的经济高参兼曾经拳打脚踢李鹏的衙内。此类烂污“专家”唱衰中国多少年，中国经济非但未如他们预言的那样轰然崩盘，反倒是欧美垮了下来，于是崩溃论就此在广大革命群众心目中一劳永逸地破了产。草庵至今还能在网上混，全靠他小人家刀枪不入的铁面功。

正因为大伙对“狼来了”倒了胃，因此一见那“崩溃”二字难免心生反感，其实作者开头就说得很明白，他不是认为中国经济明年就要崩盘，而是说中国经济从明年起就要进入无法摆脱的滞涨。随着时间推移，这种滞涨只会越来越恶化，最终导致整个经济垮下来。这趋势之所以发生，因为经济发展成了中共维稳的主要手段，他们不能像西方政府那样坐视无数民企垮掉，因此必然要用“举国体制”的行政权力去扛死马，以增税与滥发票子的方式去挖肉补疮，于是便将体系中的弊病储蓄下来，慢性做大做强，直到举国财力再也无法承受为止，那时难免就要出现大混乱。

对此前景预估，欧客与凌华网友都不以为然。欧网认为，类似问题西方也存在，中国的关键问题是产能过剩，出路是扩大内外需求，国内以投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来拉动产业，国外则是开拓海外市场，而这两方面都尚未饱和，因此，该文说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并非必然性，中国尚有其他出路，云云。

凌网则认为，我党是扛死马的行家里手，改革开放前的国企都是 “僵尸企业”，共党不会忘记其老本行，云云。

对此类异议，本超级外行老爷爷不敢苟同。这儿先声明，本人无“崩溃论”前科，七八年前草庵首倡此说时，我还要他慎言“崩溃”，告诉他极权管辖下的经济不是那么容易“崩溃”的，为此还被他痛加侮辱与恫吓。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我更预言，中国遭受的打击将是最小的，西方将因此丧失在国人中的吸引力，为此也曾引来愤青的抨击。因此，从过去的业绩来看，本外行老爷爷的预言还要比专家们的靠谱得多，由此可见，经济学乃不折不扣的伪科学，而经济学家更是彻头彻尾的伪专家，连完全彻底的外行都不如。兴许，历史将证明，本文对国内经济的预估，将再次比专家们的靠谱。

中国经济发展已到峰顶，行将进入经济停滞期，是我去年回国时的感觉，记得写在《镀金帝国掠影》中。那次旅行，我从南到北地巡视了前祖国的大好河山，亲身体验了中国历史上或许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奇迹，但我也仍然感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业已见顶，其基本原因便是其规模已经超出了底盘的承载力。好日子业已过完，从此之后，发展曲线将转而向下，但因为我党是动用“举国体制”扛死马的高手，因此衰退将表现为停滞，这个时间可能很长，估计在15-25年内。因此，西方常见的瞬间内崩盘大约不会发生，不过除非我党进行重大改革，去除制度上的弊病，使得国家不再靠发展经济来维稳，则很可能最终将扛不下去，以大乱终局。

上面这些话，当然是现在的陈述，记得该文没写得那么清楚集中，有的话好像写在《文明真空与未来中国潜在的危机》中，记不大清楚了。最主要的问题是，我没有展开来谈什麽是“底盘承载力”，现在来追补解释一番吧。

那么，我说的“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超出了底盘的承载力”是什麽意思？所谓“底盘”，指的是人力物力资源。所谓“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而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搞出来的，那就是靠廉价劳动力吸引西方资本，以低技术含量的出口加工业赚取外汇，以此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在国家初步变富之后，再实行产业升级，跻身发达国家。中国之所以比这些国家更成功，无非是利用中国特色把它搞到了极端。

所谓中国特色，就是秦晖教授指出的“低人权优势”。极权体制的优越性，在于政府享有巨大的权力，毫无民意压力，根本不用考虑民生疾苦，可以任意压低人力物力资源价格，向西方资本家倾销，由此形成吸引力无穷的经济黑洞，把全世界的资本都吸纳到中国，使得全世界的实业都基本转移到了中国，再加上中国人特有的苦吃苦做、勤俭持家的精神，便在短期内实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

但由此形成的产能，本国根本就不足以吸纳，产品只能向西方倾销。要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其供求必须保持恒定，首先是有卖不完的人力物力资源，其次是有恒定的外部需求。

这两条都在近年内受到了严峻挑战，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使得西方失去了既往的购买力，引起国内沿海地带出口定向企业大量破产。爲了解决这危机，中共采用凯恩斯主义，人为制造内需，以巨额投资进行基础建设，拉动了房地产业，使之成为“龙头产业”，藉此成功地避开了经济萧条，使得GDP保持高速增长，在西方世界一片狼藉之时一枝独秀，欣欣向荣。

然而这不过是饮鸩止渴，把危机往后推而已，以增加投资作为提升GDP的手段，固然人为推动了经济，也造出了一定的就业机会，然而它潜在的恶果是多重的：

1）超前建设，过度投资，不考虑经济回报率与后续发展，在并无需求的地方大量建造高速公路、高铁、机场等等，实际上是一种“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洋跃进，不但短期内没有回收投资的希望，而且使得政府或有关国企为此负债累累。

2）政府不但没有通过扶持民企，将财富转移到百姓手中，造出真正的内需，反而通过兴建只有大型国企才能承担的基础建设项目，将国企“做大做强”，恶化了“国进民退”的既有趋势。在银行信贷上，政府对国企与民企实行双重标准，使得民间资金极度短缺，不得不靠民间高利贷经营，中小企业因为无利可图，纷纷将资金转入房地产投资，进一步恶化了这一趋势。

3）以国家权力造出了“房地产危象”，住房供应远远超出了真实的居住需求，房屋的大量生产与价格飙升不是由居住需求推动的，而是为地方政府“卖地致富”与民众“买房保值”、“买房投资”的欲望所驱动。据我一点区区管见（毫无统计资料，只是道听途说，管窥蠡测），国内现在的房子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大于求，如果实行“打土豪，分住宅”，则城市居民每家能分到起码一套住房，其平均居住面积未必会小于欧洲国家。正因为需求主要来自于投资（约等于投机）心理，它必然会在投资前景欠佳时出现萎缩，而一旦萎缩后必然一发不可收，与股市崩盘无异——拥有投资房的人为避免更大损失，急着在价格初步下跌时出手，进一步推动价格下跌。

综上所述，政府的宏观调控，本来应该是“国退民进”，通过政策杠杆，扶植民企壮大，扭转财富集中于国家的既有趋势，将财富转移到民间，提高人民购买力，增大消费在GDP中的份额，如此制造出来的内需，才是真实的内需。可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以国家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维持表面繁荣，如此人为制造出来的内需是虚幻的，不可持续的，迟早要萎缩，也无助于产业升级。

妨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的因素，还是“低人权优势”已经逐渐丧失。清朝康熙年间，江南科场舞弊案爆出后，江南士子大哗，将“貢院”二字改成“賣完”。依愚见，未来10-15年内，这两个字也就是中国的写照，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资源，都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物力资源就不必说了，中国本来是资源小国，禁得住如此狂卖幺？要继续充当世界工厂，就只能走上发达国家的老路，去海外建立经济帝国，掠夺别国的资源。近年来中国也逐渐在向这个方向发展，开始挺进非洲与南美。但考虑到中国“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悠久民族传统，尤其是国人敢于并善于引起别国人极度厌恶憎恨的特殊禀赋（看看邻国诸如外蒙、哈萨克、越南、朝鲜等国人民对中国人的深仇大恨，立即就能洞见中华民族［约等于汉族］的这一优秀质量），以及中国现行制度引起的他国的天然排斥，我不认为它能在这条路上取得伟大成功。

人力资源也够呛，随着通货膨胀，工资逐步增加，劳力已经不复便宜，外资从沿海地带逐渐向内地转移便显示了这一点。如果人民币被迫升值，这一趋势将更加恶化。考虑到运费，在中国投资生产已经不再便宜。如今有的资本家已经察觉了这一点，想把工厂转移回美国。但已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劳力成本上升，并不会造成制造业向美国回流，它只会流向劳力更便宜的地区如印度、越南等国，正如当年制造业未从美国回流到英国而是流向日本，再流向中国一般。但不管流向哪个国家，世界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富国迟早要失去制造业，中国变富后当然不会例外。

劳动人口的老化以及人口下降将更恶化这一因素。它的影响还不会限于提高劳动力价格。据谢国忠估计，10年以后，中国人口将开始下降，届时房地产价格将会只降不升。他没说的是，这必然要使得中国进一步失去廉价劳力的优势，再也无法充当世界打工仔。

因此，在我看来，人力物力资源供应下降，外需萎缩而又无法制造出真正的内需来代替，就是限制了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瓶颈。这两大难题都不是极权政府可以用既往的动用国家权力扛死马的方式解决的。欧客网友和凌华网友的乐观主义似乎都不能成立。

例如欧客网友认为，类似问题西方也存在。确实如此，欧洲的形势比中国还糟，美国也好不到哪儿去，但这并不是中国希望所在。相反，它只恶化了上述外需问题，无助于他提出的“开拓海外市场”。至于他认为基础设施和房地产的投资空间尚未饱和，则我认为与真实情景不甚符合。现在国内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下跌，而且跌幅相当之大。谢国忠认为，房地产泡沫已经破灭，2014年房价将下跌50%。即使情况没有他估计的严重，哪怕只下跌百分之二三十，或仅仅是徘徊不前，那对中国经济来说也将造成沉重打击。

事实上，政府业已看到了房地产过热的恶果，否则也就不会推出限购令了。但政府面临的两难是：房价既不能再涨，又不能不涨。房价若再涨，就会把越来越多的资金吸进去，将泡沫做大做强，泡沫越大，一旦爆破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打击就越沉重。但房价若不涨，因为租售比太低，房产就会失去投资价值，持有者就会脱手，引起房价下跌。房价一旦下跌，国民经济的“龙头产业”也就垮了，不但地方政府将失去最主要的生财之道，投资者损失惨重，而且上游产业以及一系列相关产业，诸如水泥、钢筋、玻璃等建材产业、装修行业等等都将陷入萧条。

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如惯于危言耸听、招摇撞骗的毛左“经济学家”郎咸平说的那样，马上就要崩溃，或甚至是业已破产（那烂骗子危言耸听到这个地步，居然说中国每个省都是希腊）？非也。

在我这诚实的超级外行看来（对伪经济学来说，诚实比所谓专业知识更重要，更何况郎某人究竟有多少专业知识，连我这超级外行都蒙不了。他之所以能在弱智之邦跋扈，全靠愚民抬轿），极权制度相当于民主制度的一大优势，是它应对危机的能力，此所以民主国家遇到危机时，都或多或少要采取仿效极权国家的手段。战时经济管制就不用说了，即使是在遇到重大经济危机时，民主政府也会以国家权力干预经济，诸如将大银行国有化，开动印钞机将大企业bail out等等。连民主国家都如此，难道拥有巨大权力的中国政府会坐视经济垮掉不成？他们一定要动用手中拥有的巨大资源托市，或干脆下令冻结房价，使得中国的房产业泡沫不至于如日本那样，在瞬间内爆破。

但这不是说凌华网友的乐观主义态度就有充分依据。窃以为，改革开放前国企确实都是“僵尸企业”，可政府就是因为扛死马扛得脱了力，再也扛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搞改革开放。说穿了，所谓“改革”，就是政府卸包袱，实行部份私有化；而所谓“开放”则是请外国资本家恢复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所以，当年中国经济起死回生，不是因为政府善于扛死马，而是因为人民重获了有限的创业自由，帝国主义分子获得了超过历代的“经济侵略”自由。

如今中共面临的危局却与当年根本不同，不再是当年用过的手段可以解决的。政府扛死马当然有效，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能将其转为慢性。例如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下，房地产泡沫虽不至于在瞬间内爆破，引出急剧的灾难，但也无从解决，只会慢慢萎缩。广而言之，这大致就是未来十年内的中国经济的走向——由高增长逐渐趋于停滞，但不大可能出现戏剧性的崩盘。

即便如此，这对中共统治者来说，也是可怕的噩耗，盖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不同，缺乏维稳软件。维持社会稳定除了武力镇压外，就只能靠经济持续增长，这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实涵义。这种野蛮社会根本就没有防震功能。美国政府可以听任示威民众占领华尔街，中国政府却绝对经不住让百姓占领天安门广场。经济一旦停滞，人民一旦丧失不断改善生活的盼头，麻烦就来了。到时人民就会失去对贪污腐败、贫富两极分化的耐受力，骚乱将此起彼伏，令中南海坐卧不安。社会动荡虽不足以推翻我党，却有可能加剧党内斗争，引出大乱。

这就是本超级外行老爷爷对未来中国10-15年的经济发展前景的预估，很可能不能成立，尚待内行批判（如果说经济学真有内行的话）。

有鉴于此，本人对中国的改革前景持谨慎乐观。在此顺便对诸位网友讨论的革命问题作个回应。

诸网友的发言中，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徙网友的观点，他认为，公开放弃革命将导致改良没指望，大家只能混吃等死了。反革命网友所谓“革命的本质”，只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总结。把某段特定的历史经验认定为亘古永真的定理，有点不保险。大多数中国人在青少年时期就被灌输了革命天然正当的观念，这当然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彻底走到另一个极端，视革命为洪水猛兽，罪恶之源，就真的万无一失吗？

这看法在革命青年中有相当代表性，本反革命老爷爷认为，这种意见其实含有许多误识：

1）历史经验反映的是某种必然性，并不是“狭隘经验论”。“革命必然导致灾难”，是反革命论者根据古今中外反复出现的现象总结出来的普遍规律。何以必然如此，我已经在旧作中作了无数次解释，此处不赘。这规律与“从帝国大厦顶上跳下来必然会摔死一般”，当然不能在所有的时空中都成立。但在同一社会的人文传统与民智未发生本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它应该是成立的。即使有出现例外的可能，我们也不能轻易去以试错方式证伪之，这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责任伦理。

2）革命并非改革的前提，也不是引发改革的催化剂，以“革命促改革”是普遍错觉。历史经验表明，统治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常常是内外交困的结果，与人民斗争无关。相反，人民的斗争常常反而会吓得统治者放弃改革，改用铁腕镇压。

3）不斗争，“混吃等死”，社会照样有可能进步。比起暗无天日毛时代来，后毛时代出现了翻天覆地的社会进步，而这并不是人民斗争出来的，是统治者违反草根人民的意愿，强加给全社会的。如今公民享有的经济自由不用说，咱们能轻易越狱，跑到海外来，在此地奢谈国事，尽情抨击中共统治者，就是毛时代根本无法想象的政治自由。即使是在国内也罢，去《凯迪》、《天涯》甚至《强国》上看一眼，就足可洞见“新旧社会两重天”。在毛时代，在那些论坛发言的许多人都得被割了气管，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家属还得交5角钱的子弹费。更不用说今日小青年的文明觉悟，是毛时代的老中青加在一起也无从梦见的。否认这一巨大进步，甚至硬要说现在比毛时代还黑暗、还反动，是无视最起码的事实（这不是本区网友的观点，但持此论者颇有人在）。

4）本老爷爷无知，还从未听说过世上有“必要的革命”。相反，我知道的革命，全都是不必要的。例如毛时代乃是最需要革命的时期，可惜举国无一革命志士，只有诚惶诚恐、歌功颂德犹恐不及的顺民（包括方励之夫妇在内）。好容易熬到改革开放，老邓把一些基本的权利还给人民，人民反而要起来斗争了，以致经济改革几乎流产，而政治改革从此冻结。这是因为人是贱货，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没有反抗，压迫越剧，反抗越弱，反抗都是在减压时出现的，托克维尔早就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揭示过这一光辉真理了，虽则本老爷爷是独立发现这一事实的。

5）因此，没有什麽“改革与革命赛跑”一说。不是革命引出改革，而是改革引出革命，革命断送改革，不是造成无从收拾的持续乱局，就是导致强人统治（后者常是前者的归宿）。

6）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期盼的，无非是在中国民主化，而民主社会要能建立起来，必须具备软硬前提，硬前提是国家法治化以及威权机器的中立化，而软前提则是公民具有高度的契约精神、妥协精神与权利意识。这些都只可能以和平手段建立，恰与暴力革命的精神南辕北辙。因此，以暴力革命求民主，完全是缘木求鱼。

7）英美之所以能避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建立持久工作的民主制度，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富于契约精神与妥协精神的高度理性的精英阶层。中国实行民主化的唯一希望，是培育出类似的精英阶层，暴力革命只能适得其反，批量制造匪徒与痞子。

8）这就是我何以要写出洋洋数十万言的《反革命书》，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试图在中国催生出这样一个理性的精英阶层，使中国得以脱出以暴易暴的永恒循环。

以上其实是我与胡平辩论时要说的话，只是因为是口头辩论，难免有所遗漏，在此补足。之所以要在这里重复，是因为我判定，未来10-15年内，因为经济陷于停滞，社会危机加深，党内斗争激化，中共有可能再度实行政治经济改革。若这种好事发生，则我深切希望中国精英到时能够成熟些，理智些，不要贱民综合征再度大发作，又一次blow那几十年难逢之机。

2011年11月15日